每当我跟别人说我们是去非洲的孔子学院工作时，很多人都会恍然地点头回应：“哦，就是去支教吧？”
这是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对一件事情不甚了了时，就会找一个自己认知范围以内的事物进行类比理解，“支教”与“扶贫”是一对孪生概念。
那么，问题来了：当说到“支教”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
是“希望工程”苏明娟那双求知若渴的大眼睛？
是四面漏风、摇摇欲坠的教室和缺胳膊少腿儿的破桌烂椅？
是学生们的感恩戴德、涕泪俱下和起早贪黑、废寝忘食？
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
是人们敏感脆弱的自尊、近乎吝啬的节俭，恨不得身兼数职，把自己压榨殆尽？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那么，你跟当初的我一样戏精，也跟我一样狭隘，被太多的套路剧本洗了脑，想多了。
戏精的我在任教第一届本科生的时候就被现实啪啪啪打了脸。
这是达大孔院招收的第一届汉英专业本科生。我们非常重视本科生的培养，从面子到里子都给了本科生很多特殊“待遇”。
教学没有课本，其他学生都是自己掏钱复印课本的，本科生的课本则由孔院负责复印，人手一本，开学前到办公室领取。
开学前，孔院还特别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开学典礼，邀请了一系列重要嘉宾给他们做了鼓舞人心、充满希望的讲话，为三年（达大本科学制为三年）以后毕业的他们描绘了非常美好的蓝图，外加一顿丰盛的大餐，新鲜的水果、饮料、蛋糕。
这场前所未有的豪华典礼，把我们自己感动得心潮澎湃，但学生们却很淡定。他们的灵魂深处是否如我们所愿地种下了革命的种子也无从得知，只知道每个人都吃得酒足饭饱，兴致盎然地舞到深夜。
我们还自信地认为，汉英专业本科生不存在学习动机的问题，他们已经被最好的大学录取，并且选择了这个专业，没有任何不思进取的理由。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8点上课，能准时到课的只有一半，上课全程都陆陆续续地有人进来，即使迟到了，他们也能闲庭信步地踱进教室，悠然自得地坐下来，把脚从可有可无的人字拖里抽出来踩在光滑的瓷砖上，舒适而惬意地靠在椅背上，然后坦然地看向你，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上课了。迟到最狠的是在下课前半小时到课！
我非常不悦，告诉他们课堂纪律和考勤办法，每次课前都会点名，出勤率低于75%将取消期末考试资格（没有期末成绩就需要重修），请假需要出示公立医院盖章的病历证明，上课10分钟以内迟到3次记一次旷课，迟到10分钟以上就算旷课。
这样的规定其实是我们汉语课堂通用的，课前点名，记录考勤。但是迟到、无故旷课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下雨天几乎默认停课，能到课的人寥寥无几。
你不可能随时停下来去揪住一个个迟到的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迟到，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课堂节奏将不得不随时被打断。我们的课时本来就安排得不多，远远无法满足专业学习需求，而且还经常被各种活动、假期以及假期前后的各种“综合症”冲销，如果课堂上再完不成教学任务，就更难实现教学目标。
结果，我重申了考勤要求以后，唯一的成果就是期末的时候收到的一大叠符合标准的病历证明，我还得对着之前的考勤记录一一划去，纯粹是自找麻烦。
课堂上你的确能看到一双双大眼睛，那里面不乏友好和渴望，但也有迷茫、失神、困惑，以及——困倦。
有一两个女孩子一节课清醒不了几分钟，大部分时间就公然趴在桌子上睡觉。
起初我总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非科班出身，毕竟还是有点心虚，就跑回家请教我的专家老公，老王在国内时就已经是留学生口口相传的“名师”。但是他说这几个女孩子在他的课上也是同样的情形，整天一副睁不开眼、睡不醒觉的样子。
可是，语言学习是需要大量的练习和记忆的，想想我们中国学生十多年学英语的经历，单词、句型、语法几乎在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汉语从发音、字形到语法都与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区别，本应该花费更大的力气才可能学好，但是我们的学生作业完成率非常低，几乎有一半的学生就是依靠那2小时的课堂来学汉语的。
有的学生学了一个学期也只会说“你好！”，连“你好吗？”都不会回答，咧一嘴白牙乐呵呵地看着你傻笑。
数字教学对我们来说，则完全是一种灾难！
好容易用自制的日历、钟表模型和人民币教会他们日期、时间和钱币的表达，练习来了！你知道，以基础数学见长的中国人出与数字有关的考试题从来不会是简单的1、2、3，必定是要绕个弯儿的，所以题目往往都是这样的：
“电影8点开始，现在离电影开始还有40分钟，请问现在是几点？”
“一支笔2元钱，本子比笔贵2元，请问本子的价格是多少？”
极少有学生能回答得出这类问题！
我在黑板上写出加减法算式讲解这类问题，有的学生从头到尾皱着眉、瞪着眼，在黑板和我的脸之间来回切换，不知到底是看不懂黑板上的字，还是听不懂我嘴里的话。
在一道题上耗费这么长时间，我泄气地放弃了，把锅甩给了那些好学生：“还有谁不懂，课后去问问他们几个！”
一个学期下来，两个班的学生水平已经非常参差，61个人中，能跟得上老师节奏的只有一半，能听懂80%的只有不到20个人，很多学生下了课依然一句汉语都不会说。
我问张丰和王超，他们当初是怎么学的汉语才能拿到HSK六级。他们说肯定不是这么个学法，就是不停地背不停地记，在中国留学期间，每天都有综合课，完成作业是必须的。我又问：“那为什么本科生是这样的学习态度呢？”
张丰说：“可能专业就不是自己选的，所以不是很愿意学。”
我不死心：“那你们跟他们做个讲座，你可以现身说法，如果不好好学习，你不可能有现在的工作的，不是吗？”
他俩对做这样的讲座倒是都很积极，王超在HSK考试之前又专门去给每一个班做宣讲。他们讲的是斯语，我没听懂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的激情澎湃，恨不得掏心窝子告诉他们现在的学习有多重要。其他教学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生的学习热情不够，主动性很低，他们还去过达市的几个点去宣讲过。
Jane给我的说法则是，国家就业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学生们都看不到希望，所以学习也就提不起劲儿来。但专科生和新一届本科生入学以及HSK考试动员的时候，她也强烈要求自己要以“妈妈”的身份去跟这些“傻得可怜的孩子”好好说说，让他们认清现实，国内局势如此，做汉语老师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出路，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去中国留学的机会。
她把自己说感动了，胸口波涛汹涌地一起一伏，学生中也有听得动容的，有一两个女生甚至拿出手帕擦着眼睛——当然，也有可能只是擦汗，我经常自作多情。
不知道是“Mama Jane”的宣讲起了作用，还是重返校园的“打工人”终于明白了学习的意义，学制两年的专科班学生学风倒是真的不错，尤以中企保安布龙、单身辣妈苏菲亚为代表，另外还有两个学能突出的小学霸，比起涉世未深、懵懵懂懂的本科生，专科生的交际能力也显得更强，见到老师都能不卑不亢地表示尊重。
黄丹和攀峰作为他们的老师，也经常欣慰地向我们展示学生们在学习上的突飞猛进。
选修课学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孔院几个拿得出手的汉语高手，几次代表坦桑尼亚赛区参加“汉语桥”比赛的选手，都出自于选修课。
本科班当然也有勤奋的好学生，只不过跟我们当初寄予的厚望相比，好学生的比例有点差强人意。
根据学校给我们的统计数据，第一届汉英本科专业一共录取了99人，但后来陆续注册报到的只有61人，分成了两个班，这61人中，认真学习的只占得到50%，认真学习的50%中，有希望学好的又只有50%。
也有一些非常认真的学生，生字都写了好几本，但就是怎么学都不会。从他们身上，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所谓的“天赋”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存在，有些人就是没有，只能勤勤恳恳地一边交“智商税”一边陪跑。但也有智商在线却不努力学习的眼高手低一族，自以为是地混在凑合毕业的队伍里。
第一届本专科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新冠疫情来袭，大中小学全面停课，我们开始了在线教学，学习完全靠自律，差距迅速拉开。
到了三年级，我们任期已满回了国，在任的老师们也继续采用在线教学，学霸们学完了课内的学课外的，智商在线的还能听得懂课堂内容，智商不在线又不努力的则完全跟不上了， 61个人只剩下了50个人，合并为一个班，期末测验有30个人不及格。
坦国教育系统沿用英联邦标准，40分为及格线，也就是说有60%的人连40分都达不到，其中有10个学生卷面成绩连10分都不到——因为他们几乎不认识汉字！
我们最喜欢的学生叫古丽，是一个基督徒女孩，家里只有她和姐姐两个女儿，姐姐已经出嫁并生子。
汉语专业是她自己的选择，父亲起初不理解，觉得汉语和中国都是很遥远的概念，但是在古丽连续获得了孔院和使馆发的奖学金、并作为学生代表在大使馆发言之后，他父亲特别自豪，逢人就说小女儿汉语学得有多棒。
古丽并不是两个班里最聪明的，另有一个穆斯林女孩娜拉，智商明显优于绝大多数同学。
娜拉真是一点就透、一学就会，但第一年跟那个清醒不了几分钟的同桌芳达坐在一起，很懒散，也经常和同桌趴在桌上睡觉；第二年似乎觉悟了，毅然离开了自己的“睡伴”同桌，上课也积极起来。我们欣慰地想，这个天才女孩终于觉悟了。后来发现，我们又一次自作多情地想多了，我们的魅力远远赶不上她的帅哥前桌兼半学霸李德，娜拉突遭爱情来敲门，轰轰烈烈谈起了恋爱。李德学习也不错，两个人恋爱后虽然没有太退步，但也没有进步多少。娜拉的学业表现一直辜负着她的高智商。
但古丽用执著和勤奋弥补了自己跟娜拉在智商上的那点小小的差距。在三年的学习中，古丽始终一枝独秀，成为本科班遥遥领先的佼佼者，二年级结束时她已经可以全程用汉语跟我们交流了，作文中也经常出现很惊艳的句子。
她本人在课堂上并不活跃，如果我不点名叫她，她可以一整节课不主动回答一个问题。但是她却很“乐于助人”，经常把手掌盖在嘴巴上偷偷给身边被叫到的同学说答案，被我发现后制止了，不许她再这么“好心”。
但同学们对古丽的优秀并不买账，因为古丽的勤奋与他们格格不入。
拓展练习“最”这个词的用法时，我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班谁的汉语最好？”大家齐声回答：“娜拉的汉语最好！”
我当然也不能辩解说其实是古丽，只好顺着讲了下去，但我看到，娜拉挑衅地斜着眼看了古丽一眼，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古丽则无言地低下了头。
二年级的时候，老王给他们上教学法，要求3-4人组队进行教学技能比赛，古丽是落单的，除了男朋友泰森，没人愿意跟她组队。
老王看到报名名单，问古丽的时候，古丽哭了，她说同学们都排斥她，说她是跟老师关系好，老师事先都告诉了她答案，所以她才能取得好成绩。
老王安慰了她，叫她好好学习，不必为了交那样的朋友放弃自己。古丽非常懂事地说，她知道，学习是她自己的事，她比以往更知道学习对于自己的意义。
只是自从HSK一级考了满分，她就有了一个执念，固执地希望每一级都满分通过，因此报名也是老老实实、一次一级地报，就想万无一失地保证每一级都得到满分。
离任的时候，我收拾了一些不打算带回国、还比较新的衣服和包包，还有学习用具，留给了古丽，并且告诉她不必追求满分，先保证通过四级，有机会申请奖学金来中国留学，这样就会进步得更快。
他们上到三年级第一学期末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国半年多了，她用男朋友泰森的微信（她的手机被偷了）给老王发来信息报喜，说她已经通过四级，可以申请奖学金了，最后她也如愿申请到了奖学金。只是很可惜，因为疫情管控，她只能在线学习却来不了中国。她便放弃了奖学金，去了中资企业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大的梦想依然是做老师。
一个难得的好学生！但愿她梦想成真。
“毕业”对于学生们来说，就是一场隆重的仪式，穿上学位服，在乐队热热闹闹的敲敲打打中闪亮登场，经过领导们冗长的演讲和更冗长的拨穗、发放证书流程，一切便归于平静，他们静悄悄地离开他们学习生活了三年的校园，没有就业指导，也没有招聘会。
从此，学业已毕，前途未卜。
回国后，攀峰告诉了我们专科班学生毕业后的状况，有三个男生进了中资企业，但因汉语水平问题被辞退了一个，有一个水平还不错但是他自己待不下去，去了龙泉寺当义工，同时考HSK准备申请奖学金来中国留学，有一个女生去了中学教汉语，算是最理想的归宿了，布龙换了一份工作，虽然没有实现老师梦，但也改变了命运（详见推文《一个非洲保安的汉语梦》）。
今年，本科生毕业。据古丽说，最后的考试几乎就是公开放水的，监考老师看窗外、看门外、看手机，就是不看学生，学生们频繁离场去洗手间，比平常做交际练习还要活跃。即使是这样，最后仍有大概1/3的人没有拿到毕业证。
几个学习不错的学生，大多去了中资企业工作，还有人去了我们的教学点教汉语。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下落不明，很多人还在等着政府安排工作。
这样的“结局”不可谓不令人唏嘘。也许，他们和梦想之间的距离，或多或少有新冠疫情的一份责任。毕竟如果没有新冠，我们会去线下上课，他们的学习效果会更有保证，像古丽这样的好学生留学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可是，即使没有新冠，我们又能改变多少？我们改变不了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态度，线上上课只是让他们之间的差距更快更大地拉开；我们也没法给他们就业机会，没法让他们找到心仪的工作。
这个结果（如果他们没有改变的可能，以此作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结果的话），似乎也现身说法地验证了Jane关于就业机会和学习动机的论调。可从另一个角度讲，他们中依然有不少人因为学习汉语有了一个去处，也许别人不满意他们，或者他们不满意别人，终究是有了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在一些访谈中也了解到，很多毕业生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他们对“工作”依然有执念，受过一定教育的话，这种执念就会更深一些，比如说学过医学护理专业，就不肯去做一份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大学毕业，更不可能去通讯公司做销售人员，对于很多人来说，与其做一份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相称的工作，他们宁可待在家里。
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孩子有了出息，赚了“大钱”（这也通常意味着要交很高的税），那么他除了应该义不容辞地赡养父母以外，还有义务资助弟弟妹妹上学，贴补哥哥姐姐、外甥侄女、舅舅姑姑、堂表兄妹等一众亲友的各种“不时之需”。
记得最后一次跟印度朋友乐茜一家在海边吃饭的时候，她也跟我聊起了这种洲际之间的差距。
乐茜有个朋友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这个组织发起了一项活动，免费向非洲的农村妇女提供一些手工艺培训。他们在一些乡村地区设了培训点，那些妇女只需要集中到这里就能学到一些非常实用的手工艺，还可以领到一些材料，她们可以拿回家，过一段时间这些组织者会再回来，付费把成品收走，她们可以用得到的钱再买原材料继续做手工艺品来换钱。
听上去这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如果一定要说她们需要付出什么成本，那就只有她们从家走到培训点这段路程了。
然而，这对她们来说还真是个问题，来参加培训的都是家住得很近的几户人家，她们来了就问：我来参加一次培训，你给我多少钱？
所以，那个活动最终也没能成功开展下去。组织者原本期待的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来参加培训的妇女只要露过一次面，发现没有当时就可以得到的利益可图，就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乐茜还说了她自己的一次经历：她当时在海边闲逛，在一个小摊上看到一些很有特色的编织小包，旁边有一群人在跳舞，似乎是一场什么庆典，大家跳得很欢，她拿起一只包向人群晃晃，用斯语告诉他们她想买两个包，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停下狂欢的舞步，挥挥手示意她等会儿再说。
乐茜笑着摇摇头：“在印度，即使你只是陪朋友去买一件纱丽，老板也绝不会放过你，她们会一个劲儿地鼓动你，闲着也是闲着，你等朋友的功夫也可以自己看看试一件嘛，这件颜色就很适合你，最后你发现你稀里糊涂就买了两件！可是你看，他们宁可失去一笔送上门的生意，也不肯停下跳舞。”
记得谁说过，非洲人生活是贫穷的，却创造出了最热烈的艺术。非洲的艺术，奔放而直白。
或许，贫穷了太久的生活，一直都看不到更多的希望，也看不到潜在的可能性，然而，舞也好，歌也罢，还有画画，都让他们越过了眼下的苟且，透过歌舞和画布，看到了诗和远方吧。
谨以此二文致敬两位诺奖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