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杰猛
宋义——解读项羽，宋义之死冤在何处
站在“政/治就是争权夺利”的角度上看，宋义之死本质上不过是一件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群雄逐鹿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且不说丧身沙场的无数将士和战火殃及的无辜百姓，仅仅在义军的上层，就有会稽太守、秦嘉、景驹等一干盟友平白送命，还包括宋义和其后的楚怀王和范增，以及险些丧命于鸿门宴上的刘邦，他们都是在权/力的·角逐中，被当做项羽踩在脚下的一块块枕石。
所以，从这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来看，宋义的死没有多少“冤枉”可言，如果最终的胜方是他，那么项羽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去。
虽然如此，后世对宋义的盖棺定论却多有失公允，特别是两点：
一是把宋义压制项羽说成是嫉贤妒能，二是把宋义“承其敝”的战略说成是不明形势、不通战术的纸上谈兵。
这两点评价足以损害宋义的名声——嫉贤妒能是小人的惯技，而纸上谈兵则是庸夫的表现。
正因为如此，就连宋义预判定陶之战的成名之作，甚至也被贬低为不过尔尔的小聪明。这种不负责任的评价，必将影响到对宋义以及项羽等历史人物的理解。
对于宋义压制项羽的问题，已经揭示了很多，压制的实质并非宋义嫉贤妒能，而是代表怀王与项羽进行的一场君权与将权的权/力争夺战。权/力之争一向是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不足为奇，但怀王想要削弱项羽，则不仅是出于争权夺利，他还有着许多难以隐忍的苦衷。
先看看会稽太守。陈胜在秦二世元年七月起义，仅仅两个月后的九月，太守就看出了“此亦天亡秦之时也”的形势走向，并做出了“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的判断，从而决意起兵。这说明他是一个审时度势并果于决断的豪杰。决定起兵之后，太守准备重用项梁，明确表示“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这说明他不仅有知人善任的眼光，而且一定和项梁的交情不差，否则绝不敢在反秦起义仅仅是星星之火还未燎原之际，就冒此大险找一个不信任的人来商议株连九族的“谋反”大事。
可惜，项梁的“志向”太高，抹杀了一个士人所本应有的惺惺相惜的知遇之感，丝毫不念太守倾心相托的信任，甚至不顾契交之情，毫不犹豫地下了杀手。“君子可欺以其方”，这个身怀豪杰之质的太守由于“错认”和“轻信”于人，悲惨地沦为项氏霸业的第一块垫脚石。
如果说会稽太守的死是“六月飞霜”，那秦嘉的死则是“飞来横祸”。站在项梁的立场上看，攻杀秦嘉是非常符合功利标准的，但秦嘉和景驹却肯定预想不到，他们自立山头首先激怒的不是敌人，竟是盟友。原本就难与项梁匹敌的秦嘉，在全力抗秦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突然捱了盟友的背后一刀，自然是毫无还手之力，就此作了项氏霸业的另一块垫脚石。
俗话说“要看人对己，须看人对人”，项梁如此对付自己的故旧和盟友，楚怀王怎能不有朝不保夕的压力？
他深知自己对项氏的作用何在，一旦“革/命”胜利，利用价值不再了，杀身之祸也就必然将轮到自己头上。任何人都不会甘心束手待毙，楚怀王也是一样，他苦思冥想着避祸之计。所以，当项梁猝死后的机会来临时，怀王的政/治血统和忧患经历使他表现出了远远超过一般牧羊人的政/治头脑。
章邯攻破了项梁，错误地认为“楚地兵不足忧”，立即转攻赵国，坐失了趁势斩草除根的良机，这为元气未伤的楚军提供了喘息之机。
怀王在彭城大会上睿智地判断了形势，决定兵分两路，一边救赵，趁势歼灭章邯，一边攻秦，乘虚拿下关中——这是反秦战役中最重要的一个决策，为一举灭秦并奠定楚国的盟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人都深信不疑地认为项羽一定会因报仇心切而希望决战章邯，但事实上，他却是力请进军关中，因为他深知拿下咸阳对义军以及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当然，这并不证明项羽不孝，而是表现了他冷静的政/治头脑。然而，怀王也不糊涂，他不能让项羽坐大，于是派遣“有长者之风”的刘邦西略关中，让其他诸将救赵后再西进，并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怀王的头脑很清楚，楚国的军队实际上都是各路将军的子弟兵，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君主，所以，只有使诸将相互制约，避免某一方独大，他们才可能为形势所迫而听命于自己。就因为这件事，项羽把怀王和刘邦恨得牙根发痒，若不是后来刘邦“装孙子”装得有水平，恐怕在鸿门宴上早就一命呜呼了。
剥夺了项羽独当一面的机会之后，怀王又利用宋义来压制他，不只是不让他掌权立功，而且与齐国的结盟也是壮大自己势力、制约项氏集团的一步狠招——齐国当时的掌门田荣，曾因项梁庇护被他赶下台的前齐王田假，而与项氏结怨。“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因此，与实力强大的齐国结盟，无疑是宋义救赵之役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就这样，从定陶之败到彭城会议这短短的时间内，怀王已从各方面做好了“复辟”的周密安排。这一切谁敢说不是宋义的计谋？怀王初次召见他就“与计事大悦之”，这里面大有文章，很可能不仅是大悦于宋义救赵破秦的见解，而是欣喜于他复辟王权的全面策划。
可见，作为这次行动的总策划和总执行的宋义，压根就是与项羽对立的，而救赵之役的目的也绝不只是为了弱赵灭秦以扬楚国之威，更是为了削弱项氏以固怀王之权。因此，又怎能说宋义对项羽的压制是嫉贤妒能之举呢？这种观点实在是太过肤浅，不仅玷污了宋义的人品，更贬低了他和怀王的智商。
因为这个根本性的理解错误，不少人对宋义的战略部署也因之产生一系列误解，也就是项羽对宋义“承秦赵之敝”战术的驳斥。
宋义认为秦赵两虎相争，必然两败俱伤，由此而以逸待劳、以强击弱，定然必胜无疑。而反方项羽的观点则似乎也很成立：“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意思就是秦赵两军实力强弱悬殊，赵国必然抵挡不住秦军的攻势，而秦军拿下赵国之后，实力和士气都将大增，更加没有可乘之机了。所以还不如“与赵并力攻秦”，那样的话，“楚击其外，赵应其内”，形成内外夹攻的局面，就“破秦军必矣”了。
单纯从兵法而论，内外夹攻的确是破敌的有利形势，而“承其敝”反而无敝可承，最终弄巧成拙的战例也不在少数——此前战国时期信陵君窃符救赵，独力击败蒙骜，使欲“承其敝”的合纵各国蒙羞；此后三国时期曹丕想承孙刘两家夷陵大战之敝，趁机歼灭一国，最终也没有得逞。因为这些旁证和巨鹿大捷的事实，后世读者大都认为项羽之计切实可行，而宋义之计则是一厢情愿。
但是，以结果来逆推原因，往往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反而偏离的真正的原因。
人们对项羽的认可，无疑是源于巨鹿之战的大胜结果，但是，即便是项羽的策略不错，那就证明宋义的计谋一定行不通吗？不仅如此，单纯地从军事上来分析，而忽视二人在具体处境和个人特质上的差异，更是难以切中问题的实质。——人们对宋义“承其敝”战略的误解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巨鹿之战的性质问题。
对于怀王和宋义来说，巨鹿之战的目标不在于为赵国解围，而是要利用秦赵相持的机会以逸待劳，趁势歼灭章邯。所以，赵国的损失越大，不仅会消耗更多的秦军，而且对于楚国称雄义军也等于剪除了一个劲敌。这个想法是作壁上观的诸侯所不谋而合的。
宋义的态度很坚决，而一心想要取而代之的的项羽，其实也深知救赵并非目的，只是想通过作战为自己争取兵权、功劳和威信。毕竟大权掌握在上将军手中，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自己必将一步步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因此他要打破现状，为自己争取先机。所以，虽然项羽最终获胜了，但并不能因此就证明“承其敝”的大方针是错误的。
另外，项羽虽然获胜，但并没有一举歼灭章邯主力，巨鹿之战所大破的只是秦军副将苏角、王离、涉间等人而已，秦军虽然受挫，但并未元气大伤，还有二十多万人马。
当时“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章邯只是因为新败挫折，不敢当项羽的锋芒，因而“秦军数却”，进行战略撤退。但就在此微妙时机下，秦二世的责难和赵高的猜忌，使得赵国陈馀趁机离间，章邯在畏惧狐疑之下，犹犹豫豫地向项羽求和，而后在被“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之后，才无可奈何地降了项羽。
被人们冠以“灭秦”光环的项羽，其实是在胡亥和赵高的“帮助”下才消灭了秦军主力，这是一个幸运而且意外的结果。
但如果按照宋义的策略，让秦赵进一步互相消耗，那么歼灭章邯的把握无疑会更大，而且代价也会更小。此外，赵将陈馀后来的背楚自立，也证明了秦赵相残不够，从两方面对楚国都是不利的。
第二，“承其敝”的可行性问题。
因为历史上的几次佐证，更因为项羽的成功结果，许多人很懒惰地就把宋义“承其敝”的谋略看作是一厢情愿，而把项羽“何敝可承”的慷慨之辞视为驳斥宋义的不争理由。但事实到底怎样呢？
章邯是在攻破项梁后，错误地“以为楚地兵不足忧”，坐失了斩草不除根的良机，而“渡河击赵”。秦军初战告捷之后，数万赵军退守巨鹿城，章邯看到难以速胜而“筑甬道而输之粟”——打通粮道，做了持久战的准备。
于是赵国四处求援。
在此期间，楚军经历了从定陶之败的平复，到选择主帅、商议策略，再到宋义缓缓进军的漫长历程；驻军安阳之后，宋义又“留四十六日不进”；在他与项羽翻脸之后，又发生了和齐国结盟、送宋襄到齐地无盐、项羽策划“倒宋”、宋义返回安阳、项羽杀死宋义安抚部众、追杀宋襄于齐地，然后遣使往返于安阳与彭城之间的千余里路程，报命于怀王并受封为上将军等一系列事件。
一个“四十六日”再加上之前之后所耽搁的时间，保守估计应该也在百日左右，赵国不都坚守住了吗？这可并不像项羽所说的“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的摧枯拉朽形势。
当时，赵国的将相是被称为秦末双杰的陈馀和张耳，以他二人的能力，拥兵数万而坚守一城，纵然最终仍可能寡不敌众，但也决不至于稍战即溃。在这么长时间的攻坚战中，秦赵双方必然经过了多 次惨烈的厮杀。在这种情形下，“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两败俱伤是不可避免的，又怎么会出现项羽所说的“赵举而秦强”的一边倒的结果呢？
恰恰相反的是，项羽能够在“持三日粮”的情况下，从距离巨鹿尚远的安阳渡河而进，一举而断其粮道并大破秦军，足以证明秦军已然很疲惫，项羽正是得到了“承其敝”战略的收益。可以想象，如果秦军更加疲惫，这一仗必然会更加好打。而如果事实是宋义谈笑间从容搞定了章邯，人们还会质疑他的计谋吗？
第三，“破釜沉舟”的可行性问题。
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人在决策时所选择的行为方式，往往都是自认为擅长并可行的方式方法。刘邦讥笑项羽“大丈夫斗智不斗力”，正说明了项羽的特长在于他惊人的武力。
宋义也这么认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坐而运策”，而远远及不上项羽在“被坚执锐”上那么强。所以，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破釜沉舟”之战，当世恐怕只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一人才能担当。唯有项羽，凭着他“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的绝世武力和“嗔目一喝敌人丧胆”的腾腾杀气，才可能率领“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才可能出现“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的壮烈场面。
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相信项羽本人一定是身先士卒，并亲手斩杀了不少秦军将校。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唯有擒贼先擒王才出现以少胜多的结果。“一以当十”的勇猛和“呼声动天”的嗜杀，试问宋义具备这样的特质吗？
此外，宋义以寒微身份而骤登高位，其约等于零的从军资历使他毫无恩威于士卒，这必将影响到他在军中的感召力。在主帅威信未立、兵将士气不足的情形下，即使是战神韩信，也不得不采用“背水结阵，使各自为战”的无奈之计。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宋义又怎能率领这样一支军心不整、士气不盛的军队去打一场以寡敌众的决战呢？
所以，即便是“承其敝”的策略并不完美，宋义也别无选择，他不可能“破釜沉舟”，而唯有等候有利时机蓄势而发，因此又怎能说是决策错误呢？
第四，“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的问题。
批评宋义上位之后志得意满、骄傲自大，甚至“不恤士卒”，这其中既有宋义的苦衷，也有后人的误解。
由于缺乏威信和资历，又面对项羽等人的虎视眈眈，宋义无论出于人之常情的“虚荣”，还是为了树立威信，都不得不在“包装”和气势上下功夫。
俗话说“官威压人”，宋义在尚无机会立功的情况下，想要令手下敬畏，就必须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官威。况且，他这御封的名正言顺的上将军头衔，完全是靠自己的才智和能力获得的，所以，他表现出一些自信、得意，甚至自大的姿态，也绝对谈不上是过分的恶行和不可饶恕的错误。
“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的批评来自宋义在“士卒冻饥”的情况下而“遣其子宋襄相齐”并“饮酒高会”的举动。
客观地说，与齐国结盟不但是有利于楚国的大事，而且应该也是怀王交付宋义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不管从特殊意义上说，还是仅仅出于常规性的礼节，接受齐国的盟约，并摆个酒席招待一下使者，这对于一个三军元帅来说，也能算是“徇其私”的恶行吗？这显然只是项羽“倒宋”的无限上纲而已。
此外，对于项羽“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的血泪控诉，也千万不能当真。稍作推理可知，若然真的粮尽了，那么项羽在杀死宋义之后，又追杀宋襄于齐地，然后遣使往千里之外的彭城向怀王汇报，怀王又千里迢迢地派人来安阳给项羽封官，这期间几万大军吃什么？总不可能因为杀了宋义，士卒们就能心悦诚服地忍饥挨饿了吧。
还有，项羽在破釜沉舟之时，命令“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到了这个时候，不是至少还有“三日粮”吗？而且，既然摆明是以必死信念激励士卒，那么存粮应该就绝不止“三日”，肯定被烧掉、丢弃了不少。既然如此，又怎能说“军无见粮”、“士卒冻饥”呢？又怎能说宋义“不恤士卒”呢？
说到“不恤士卒”，恐怕项羽自己倒是当之无愧。他为了自己的勃勃野心，不惜放弃宋义“用最低风险换取最大胜利”的稳妥之计，而要破釜沉舟，逼着三军将士以必死之心投入战斗，用他们的的血肉来为自己垫脚、开路，恐怕这才是真正的“不恤士卒”。
更为离谱的是，真正“不恤士卒”的项羽却以此为借口控诉宋义“非社稷之臣”，并在杀死宋义之后又假传圣旨号称其“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可见，怀王绝非毫无感召力，而宋义也并不是那么不得军心。将士们“皆慑服，莫敢枝捂”的反应，以及“首立楚者，将军家也”的讨好，充分说明大家对项氏“社稷之臣”的野心早就心知肚明，而所屈从的也不过是他家传的残忍和霸气。
尽管“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判断标准很混蛋，但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在这场较量中，最终是项羽大获全胜而宋义一败涂地，这说明宋义确实犯了某些致命错误。
但是，他的错误决不是后人所批评的那些，而是他轻视了项羽的残忍果断和范增的老谋深算。
宋义，他自以为一切安排就绪自然就能够万事大吉，于是想追求一个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但结果却像光绪帝功败身死于慈禧手下一样，——宋义，他为自己的轻敌和心慈手软付出了无可挽回的代价，把自己的身家和声誉，把怀王的性命和前程，尽数作为赌注，最终一并输给了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