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教育（贞元）卓越课程研究院院长 王志江
二、人性善or人性恶
从进化论，或者种系发生学的角度讲，沿着进化的链条逆流而上，据说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所以，人自然具有人之为生物的“生物性”；顺流而下，人由于进化出区别于天地万物的最为独特的“意识”，所以，人当然也具有人之为人的“人性”。
用帕斯卡尔诗意的表达就是：“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在这里，人的“脆弱”其实就是人的“生物性”；而人的“能够知道（意识）自身脆弱”的属性就是人之为人的“人性”。只不过，人是否因为具有“人性”就比整个宇宙“高贵得多”呢？是大可存疑的。
在这里，人之“生物性”其实就是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的性，与一切生物的力、Power、力比多（如果你一定要凸显其重要性，即便“盗用”康德的“自由意志、自由心”也没有不可）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它无善无恶——把狮子老虎鲨鱼老鹰的猎食行为视作“恶”，只不过是人类的偏见，它们依据自己的基因密码和自然法则而活，如其所是，无善无恶。
据说，告子与孟子有一天再次展开辩论。告子用水作比喻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反辩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从《孟子》一书来看，应该是告子辩论输了，他其实输得有点冤！从人之生物性的角度讲，用“水之无分于东西南北”类比“人之生物性无分于善不善”，告子的“论证”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反倒是孟子的论证有点“强词夺理”，他试图用“水之就下”的显而易见类比“人性本善”（哪怕是“人性向善”）也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这里的漏洞就比较大了！第一，如果从逻辑推理论证的角度讲，“水之就下”与“人之向善”之间显然不存在任何逻辑必然性。第二，如果强调道德哲学相对于数理科学的独特性，以实践理性（而非纯粹理性）的标准加以判断，那就是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或者耶稣说的：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诚然，我悟道，我活出来，我以我的生命状态呈现我所领悟的道，其核心就是以“人道合一”的大生命形成强大的“生命场”：让置身于“场”中的人心悦诚服，心甘情愿的“信”，倾心所愿的“行”！任何讲究逻辑的论证方法——不管是归纳还是演绎——在此都是无效的！孟子之所以“赢”了告子，大概正是因为他雄辩滔滔、义正辞严，形成了强大的气场和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冲击力，从而让讲究实用和理性的告子无力招架了！
不过，实践理性也该讲理啊！因为，人不仅是实践的生灵，也是社会性的实践的生灵，而且还是具有反省意识和反思能力的社会性的实践的生灵！
如果仅谈人的实践性，而宇宙生灵的实践又仅仅意味着“活着”（或者“死着”，或者“繁殖着”），那么，高大的乔木在活着，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的“新冠病毒”也在活着；凶猛威武的狮子在活着，恶臭淤泥中的泥鳅也在活着；这种“实践性”其实就是前文提到的人之为生物的“生物性”而已。
所以，人作为“社会性的实践的生灵”应该得到关注。最初（也许是百万年以前），为了猎杀比自己更加威猛的野兽而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就是人类最初的“社会性”——如果一定要追问其中的原因，看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物世界”就明白了，强大如狮子老虎都懂得联合作战的重要性！只不过，它们的联合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基因中刻写着“联合作战的密码”——凡是没有刻写这种密码的老虎祖先，只能在残酷的食物链上陈尸荒野了，它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繁衍后代的机会，而它们的基因也早已消失在宇宙进化的重重迷雾之中。也就是说，人类最初的社会性是演化而来的，是刻写在DNA中的遗传密码，与我们今天通常所讲的人之社会性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它是人之为人的社会性的起点和源头。
在漫长的进化与演化的长河中，人类为了克服对于天地宇宙深深的恐惧与畏，为了战胜争夺有限生存资源的其它部落，为了表达丰收的喜悦和对神灵的感恩，为了祈祷神灵的护佑与拯救，原始的图腾、原始的宗教慢慢发展起来；这些活动中蕴含的“社会性”虽然仍然呈现出“原始的状态”，但是，它与“遗传密码”却是大大的不同，它独属于人类，从此，人类之为生物的“生物性”向上大大地跨越了一步，这是开天辟地的一步，正是从这一刻起，人类才可以真正开始言说独属于人类的人之为人的“人性”了！
现在，时间差不多可以拉近到万年以内，对于人类而言，不仅宇宙是如此的深不可测，即便是赖以生存的地球也是如此的广大无边；高山峡谷，大河海洋，沙漠草原，不同的生存环境需要应对不同的生存难题，于是，本质上几乎相同的“社会性”，慢慢地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创世神话，不同的民间传说，不同的象形符号，不同的语音语调……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文字。从此，穿越时间的长河和历史的迷雾，人类的社会性以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禁忌伦理、不同的宗教，以及不同的具有宗教性的文明形态，星罗棋布地呈现在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了！
本文的重点并不是为了讨论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而是关注人类作为生物的“生物性”，在遭遇“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中会发生什么？人类作为人之为人的“人性”是如何生长的？
在人类文明进化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横截面上，都是一个个独一无二的新生命的诞生。当一个新生儿呱呱坠地时，他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母亲子宫（生物性的）的全新的、社会性的生活世界，他会与母亲对话；刚开始，他只能通过哭笑表达自己的饥渴；慢慢地，他能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再后来，他可以表达他的想法、观点、渴望和梦想。母亲的语言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她当然需要言说吃喝拉撒；不过，一位仅仅只能言说吃喝拉撒的母亲是无比粗鄙的，新生儿与这样的母亲社会性的生活在一起，就好比是一株新芽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中一样！仅仅言说喜怒哀乐的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她有可能将新生儿长久地置于用蜂蜜和牛奶筑造的温室之中，从而使臃肿且孱弱的孩子彻底失去在大自然中经历风雨、自由飞翔的契机；甚至还有可能将新生儿长久置于用自己的固有陈见和垃圾情绪所缝制的囚室中，从而使孩子无法打开通向快乐、意义与光明的隐秘柴扉！
幸运的是，多数母亲不仅有自己的生物学血脉，也拥有自己的精神血脉，这些“血脉”也许扎根于儒释道的土壤中，也许扎根于诸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土壤中，也许扎根于印第安或非洲的某个古老、质朴且神秘的土壤中……
这些“土壤”看上去形态各异，但却具有源头上的一致性：一个向众生宣布伟大洞见的先知、一群解经者、一群愿意上路的信徒，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以儒家为例，孔子是开宗立派的“先知”，他于礼崩乐坏的乱世洞察出人人内在必备的“仁心”，而且，这个具有创生性的仁心可以由近及远地外推，个体生命由此而显现出孝悌诚信忠义等德性。不过，先知往往是个“源头”，是个蕴含一切的“大全”，这个宗派的学术系统需要后来者的努力。于是，解经者（宗教中的主教与牧师）出现了，他们一边向大众解释先知的洞见，一边完善、甚至是带有创造性的构建本宗派的学术系统。先秦时期的曾子、子思、孟子与荀子，宋明时期的程朱陆王，以及近现代的牟宗三等人，无疑都是儒家杰出的、富有创造性的解经者。而两千多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男男女女，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草根百姓；也不管是华夏正统，还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了儒家的信徒——道教徒与佛教徒可能不太高兴，但事实也许就是这样，如果释道两家彻彻底底地清除了儒家的因素，他们可能离消亡也就不远了（想想佛教在原产地印度的命运）；也就是说，他们看上去是道教徒、佛教徒，但是，他们仍然需要生活在儒家倾向的土壤中，他们也许只能以儒家的互补面而生存！当然，你也可以说儒家需要释道两家的补充与调剂，否则，过于刚性的生命难保不会早夭！更重要的是，跳出这些统绪之争，三家总是在相互对峙、交流碰撞之中，才不断的抽枝散叶、推陈出新！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回答一开始（第二部分）提出的“人性善or人性恶”的问题了——
首先，“先知”发布自己的“洞见”——不同的民族也许会有不同的先知，不同的先知会发布不同的洞见。孔子的洞见就是“性本善”，老子的洞见就是“性本自然”（或性本无），佛陀的洞见就是“性本空”，而耶稣的洞见就是“性本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所有这些“洞见”又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即：它们都类似于西方逻辑理性系统中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其自明性与真理性建立在体验、感悟、启示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逻辑演绎推理计算的基础上。
其次，由先知的洞见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德目”。符合此“德目”的言行即为“善”，反之，即为“恶”。例如，对于儒家而言，孝悌忠信即为善，反之即为恶。
最后，由上面两点可以推知，不仅人之为生物的“生物性”无善无恶，而且，人之为人的“人性”本质上也是“无善无恶”的。对此，阳明先生也有非常深刻的领悟，他的“四句偈”的第一句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而老子在《道德经》第2章中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也就是说，天下本没有什么美丑善恶，因为立了美善的标准，于是就有了丑恶。在第38章进一步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这些批评显然都是针对儒家的，而且够狠够劲！只不过，面对同一个天地自然，孔子洞见的是“生生不息地创生”，而老子洞见的是“清静自然的无为”。对于儒家的信徒而言，孔子的洞见就是“真理”，依而行之即为善；而对于道家信徒而言，老子的洞见自然也是“真理”，依而行之即为“真”。所以，不管老子的洞见多么高妙，都丝毫无损于孔子洞见之伟大。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人之为人的“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之所以有了善恶，首先其实是“社会性实践”的结果。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其社会性首先来自于父母和家庭；其次是学校、社区和社会；最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吸纳与借鉴。教育，教而化之，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作为人之为生物的“生物性”，其强大的“Power”，对于人之为人的“人性”的发展又会具有怎样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