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闲”是一种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心态
前面说了“闲”古代写作“閒”，从门从月，门中见月光，是一种个人空间的营构。门内之人以门之闭将自身与外界世俗做了隔绝，从而由身之隔到心之静，进而有了闲心，成为闲人，目之所见无有不“闲”。此时人与自然之月遥遥相对，因而月成为闲月。门之闭是隔，是距离，人将自己主动地从现实事功之中分离出来。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闲”是“自觉地从异化的状态回到本真的状态，保持自我生命的统一性与纯洁性。”
这种“闭”的状态在现实之中是有很多原因的。如现实生活的劳顿、外界社会环境的恶劣、“闭”之本身的休养生息的功效。特别是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践行“兼济天下”时遇到宦官专权、党争激烈、朝政日衰、获罪贬谪状况时，常会选择“闭”而不出，自绝俗世的做法。这是无奈，又是睿智。他们本身常经历由无奈到自觉的演进过程。
“闲”是一种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心态，而放在中唐社会时，它更是中唐士人群体的一种心态。在第一章时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唐社会失范状况、中唐士人精神信仰危机状态。
所以总体看来，在社会失范与精神危机之下，中唐不复盛唐的气势，中唐之士人也不复盛唐士人“万国衣冠拜冕旒”之为我独尊的自豪之气，全无“欲上青天揽明月”之蓬勃向上的狂放之气，也无“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坚持不懈的执着之气；更多的是自制、内敛、平静之气。并且在考虑人生问题（最重要的是行藏出处问题）时多了释家的圆融与道家的无可无不可，而少了儒家的执着固守、“正道直行”，从而有一种成为中唐闲人的潜质。此时，“闲”理应被作为一种心态得到确认。中唐士人群中对“闲”的追求尤以白居易、裴度、刘禹锡等为代表。当然白居易不愧为唐朝排名第三的诗人，其诗情、才情、性情足以成为其巨大的号召力。因此，为人熟知的是白居易是一生都在做“闲人”的，而后两者是在退居洛阳，因与白居易交往过密受其影响，从而致力于过有闲生活后而被人熟悉的。
白居易的“闲”已在本文中不断被论述了。因而此处的重点在于查看裴度与刘禹锡等人的相关情况。裴度在完成了忠于朝廷忙于朝政的一代名相的规划后，终于在其晚年来到了洛阳，享受有闲的晚年生活。“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 王纲板荡, 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 筑山穿池, 竹木丛萃, 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 岛屿回环, 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 花木万株, 中起凉台暑馆, 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 酾引脉分, 映带左右”、“度野服萧散, 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 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面对日非的朝局，裴度告别了朝廷。退居于洛阳意味着裴度的有闲人生的真正开始。曾经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并经历过“二王八司马”事件的刘禹锡也来到了洛阳。“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虽旧唐书对刘禹锡在洛生活所言不多，但就其诗文尤其是与白居易唱和的部分看来，在洛阳的晚年生活是极为有闲的。
裴度与刘禹锡的到来，为白居易的洛阳生活增添了更多的闲意。三者常一起举行诗酒宴会、游玩赏景，其间常是互有和诗，乐趣无穷。因而在洛阳的生活是与事功远离的，以裴、刘、白为代表的中唐士人群主动地选择了一种“藏”的方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理念。
至此，我们可以说“闲”通过与现实拉开了距离而成为一种睿智之举。而中唐士人通过自觉地离朝退居而主动地占据了“闲”，使“闲”成为一种心态。
（二）“闲”的心理距离是一种审美心态
“闲”，门内望月，将自己与门外隔开，由身之距离带来了心之距离。这种距离是不为外物牵绊的，与世俗功利无关的，它并不关心一日三餐，但能从一日三餐中得到美感的体验。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一般人站在实用世界里面，专心去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忘记这个世界是可以当作一幅画供人欣赏的。在美感经验中，我们所对付的也还是这个世界，不过自己跳脱实用的圈套，把世界摆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这阐述的也正是“闲”的魅力。
在以白居易、刘禹锡、裴度等为代表的中唐士人群中，正是在“闲”中获得美感体验的。在此，可稍举裴、刘二人的诗作为例，做一简要探讨。
裴度一生写诗不多，有记载的30首左右。而就在屈指可数的诗作里，就有多首是带着闲心去看去听去游去经历去感受的,如《白二十二侍郎有双鹤留在洛下，予西园多野水》（p3755）、《至日登游园》（p3756 ）、《凉风亭睡觉》（p3757）、《傍水闲行》（p3757）、《溪居》（p3756）等。此仅以《真慧寺》（p3755）为例。“遍寻真迹蹑莓苔，世事全抛不忍回。上界不知何处去，西天移向此间来。岩前芍药师亲种，岭上青松佛手栽。更有一般人不见，白莲花向半天开。”此诗写的是游真慧寺的过程。“遍寻”是一种执着的“闲心”，“全抛”是一种忘世的“闲心”。“不知何处”是一种提问，是一种寻寻觅觅的焦灼；“此间来”是对提问的回答。从提问到回答，是诗人通过自己的“闲心”完成的。通过“闲心”，他发现岩前芍药、岭上青松的美景。当然这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发现“白莲花向半天开”的妙境。如果说前者因其艳、因其高而可被一般人所见的话，那么白莲就能因其色素、势低而易被一般人忽略。但真正拥有“闲心”的人是不会错过的。因其不同于俗，故而有更多更美的收获。
而刘禹锡的诗作也是其带着“闲”的心态体悟生活的结晶。翻检《全唐诗》刘禹锡的诗作，可找出如下几首诗作为代表：《春日退朝》（p4016）、《昼居池上亭独吟》（p4017）、《城东闲游》（p4020）、《罢郡归洛阳闲居》（p4020）、《秋夕不寐寄乐天》（p4029）等。此以《秋夕不寐寄乐天》（p4029）为例。“洞户夜帘卷，华堂秋簟清。萤飞过池影，蛩思绕阶声。老枕知将雨，高窗报欲明。何人谙此景，远问白先生。”此诗写了诗人在一个不寐秋夕体知到的细微景致。“洞户”是幽深的内室，是不易被打扰的私人空间。帘本用来避寒、遮挡、隔离之用，平时可卷可垂，而夜晚因要睡眠故而要垂。而诗中是微冷的秋夜，自然以垂为好。但诗人却该垂帘时不垂，势必要将自己的视线引向外界。“在唐诗宋词中，卷帘，往往象征着沟通和开放，象征着人生从自我走向世界。”“秋簟清”含着多重意味，是秋簟让人清冷，是秋簟仍泛着缕缕清香，清冷与清香的秋簟能给卧眠的人带来清雅之感，从而整个幽室是一方清静之地。而萤与蛩由于帘的卷起由原先的“不在场”到“在场”，渐渐进入诗人的视野。“萤飞过池影”，也许诗人见到它飞过池那边去的影子，也许是诗人猜测它飞过池时会有倒映在水里的影子；“蛩思绕阶声”，蛩鸣声声，传自于门阶，好似思恋着不肯离去：这是要落雨的情形。而当诗人在望向窗户时，发现将要天亮了。此时的窗与彼时的帘一同完成了诗人走向外界的过程。视线与心境都由内转向外，由近转向远。最后一句的“远问白先生”将视线与心境拉得很远。但它又是对“何人谙此景”的回答，只有同道中人才能懂得其中妙处，至此，视线与心境又被拉回。整首诗成就了闲心之人在闲境之中的闲之审美。
如果说裴游得的是“一般人不见”的美，那么刘悟得的是“远问白先生”的美：一是求异一是求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裴之游寺与刘之悟景是在“闲”的作用下完成的。
（三）白居易“闲”思想对于中国审美心态的意义
对于“闲”的把握，是白居易给予世人的最大财富。吴功正曾说“可以说，到白居易那里，中国士大夫文化——审美心理才得以成熟。在这之前，嵇康、阮籍、陶渊明、李白等人只能说是具备了中国士大夫文化——审美心理的部分特征，而能够游刃有余地把中国士子所面临的诸端内外矛盾处理得如此融通有机，始终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白居易是第一人。此后才有苏轼。”实际上，吴口中所具备的审美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白居易“闲”的心态。因为这种心态是白居易人生中最富有审美功效的部分，舍此无它。
中唐以来，中国美学中有一股很大的“审悲”意识。个中原因杜学霞总结为如下几点：汉代以来的士人从帝王之师而下降为附属品，自身命运系于君主而缺乏自主性，尤其在魏晋乱世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缺乏宗教背景，无法从彼岸获得精神安慰与解脱；加上中国文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国家、社会与民众的忧患意识。总之这些原因使“审悲”成为可能。
但到了白居易这里，这种状况出现了变化。白居易因自身的人生经历、儒释道三家的深厚学养以及自身秉性而铸就的“闲”之审美心态，将“审悲”转为“审乐”。他创作“闲适诗”，阐述了相关“闲”的美学思想，光是诗作中出现的“闲”语汇就成为一个个审美大观，涉及到“闲人”、“闲身”、“闲心”、“闲感”、“闲物”、“闲事”、“闲游”等八大系列，400多例。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经营着自己的有“闲”人生，在“帝都名利场”能拒绝诱惑，在贬谪之地能自得其乐，在苏杭两郡更能逍遥自适，在退居洛阳时能闲忙有度。他在多个地方营建了“闲居”，江州的庐山草堂，洛阳的履道里宅居。他又提出了“中隐”理念，转变了一种隐逸风尚，让“中隐”之“闲”惠及后世。他还影响了周围的士人群，与他们一道共筑了洛下诗酒风流。最终白居易通过执着的努力，完成了中国审美传统的转变，由“悲”而“乐”。
在转“悲”为“乐”这点上尤其要注意白居易“闲”的思想对宋人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其中的“中隐”理论与实践所体现出的“闲”的思想。正如张法先生说的，中隐理论被宋人发扬光大了。可以说正是宋人看到了白居易“中隐”理论及实践中所体现出的“闲”意的价值，才由此掀起了一股“慕白”之风。有论者说“纵览史乘，每当社会的发展开始出现转型的时候，总会有人以其对于历史文化的天才式的敏感而在人生观念和行为实践上表现出‘得风气之先’的典型意义，并因此成为后来者企慕、仿慕的对象，白居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前面讲过中唐经历了转型的阵痛，士人如何自处成为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而白居易以自己的人生智慧在皇权与自由中做了一种睿智的处理：以白式之“闲”（包含“中隐”）的方式，于若即若离之中，平衡了两者的矛盾。既享受到了朝廷带给他的物质享受，又保持了自我心灵的独立，得以悠游卒岁，以“闲”笑傲人生。
而宋代之世，士人也面临着类似的行藏出处的人生大问题。王夫之在《宋论》中论宋代士人“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时局充满着险恶多变，宠辱只系于一瞬。而加上宋朝建国初期就奠定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真宗朝开始就明确提倡享乐豪奢的社会风气，享乐之风弥漫朝野。于是宋人在特殊的时局与社会背景下走向白居易享“闲”的路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在有宋一代，出现了宋人不断效仿白居易之“闲”的现象，或以“中隐”、“闲”命名自己园居，如“中隐亭”、“中隐堂”、“闲轩”、“闲处”；或以白居易“醉翁”、“迂叟”、“醉吟先生”等自号为自己的称号。更有以追慕白居易的“七老会”、“九老图”风尚而创造出了“三老会”、“四老会”、“五老会”、“六老会”、“九老会”、“耆英会”、“真率会”等诸多诗酒乐事。更有直接表现于言语之中的慕“闲”之情，如陈人杰的“人间世，只‘闲’之一字，受用无穷”。更有直接脱胎于白诗的“闲”语，如欧阳修之“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苏轼之“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陆游之“镜湖元自属闲人”等“闲”语均直接取自于白“三川徒有主，风景属闲人”、“晚晴宜野寺，秋景属闲人”等语。
此外，白居易表现“闲”的闲适诗到了宋人那里，也成了一种资源。宋人学习了白诗寻常生活皆可入诗的理念，从而创作了大量表达日常生活闲适之情的宋诗，这是与唐诗大相径庭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休闲”文艺的词在宋代的发展也得益于白居易。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词刚从民间进入文人视野不久。当白居易以一种“闲”的心态写作“闲适诗”时，他也在同样的心境下创作出了数首依曲拍而作的小词（当然这是与刘禹锡一道的，并且改变了原先把整齐的歌词勉强谱入不整齐的调子的做法），如《花非花》、《忆江南》、《长相思》等。白居易（与刘禹锡）这一以文坛耆宿身份创作词作的“郑重的尝试”（胡适语）行为，其效果是高调地将词带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引起了同代文人的关注以及后代文人的重视。而到了宋代，这种主要以抒发个人闲适享乐生活的词篇，比之于正统的诗文，更易于为宋人在闲暇之时的抒情寄怀开拓出一番别样天地。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词在宋代日臻完善，最终成为有宋一代最优秀的文学样式，造就出了无数优秀的词人名家。
上述种种，显现出了白居易对于宋人审美心态的深远影响，正如有人说的“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
但上述只是概要，我们这里以苏轼为典型，探讨白居易在宋人身上留下的“闲”之印迹。关于苏轼与白居易的关系，周必达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南宋罗大经也说：“东坡希慕乐天”。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将自己的号取为“东坡”，就取意于白居易在忠州时期在东坡种花树、赏花树的闲适人生。并且苏轼自己又说：“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挂冠及未耋，当获一纪闲”（《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总之，苏之慕白，是一种可信的事实。而其慕白之要旨在于体悟与践行白氏的“中隐”之闲。
苏轼一生处于新旧党争之中，且仕宦路途颇不平坦，被一贬再贬，没有白居易的顺畅（白居易的贬谪生涯主要集中于为江州司马，而后量移忠州，后来步步高升，入朝做官，只是最后白居易自乞闲官退居洛阳），然而苏轼却学会了白居易的“中隐”之道，过自己的有闲人生。在贬谪之所不以为苦，能自得其乐，表现出“闲”的人生境界。如在黄州时的“自笑平生好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的自嘲自笑；在恵州时“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的随性闲适；在儋州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的潇洒自如。这其中有就地取材，游山玩水的闲乐，有在“壶中天地”觅得的闲乐。苏轼从自然、生活的游卧食等事物中皆能得闲。这种得闲确实是一般人所不能轻易得之，由此可见苏轼的不同一般，而这之中就是得自于白居易的“闲”的启示：处处可为闲处，时时可有闲乐；不拘于世俗，不宥于困境；用一种“闲”的姿态笑傲人生。
由“悲”而“乐”，白居易“闲”的思想完成了中国美学史上一次重要的审美心态转向。这种“由对外在的社会功业的追求转化为对内在心灵世界的挖掘”的“闲”的审美心态更多地关注了个体的生存状况与生命状态，更多地关注到了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因而更有利于人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