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王某被处“遗弃罪”说起

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与父亲遗体“同居”七天

46岁上海男被判“遗弃罪”

6月28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刑事案件。46岁王姓男子被以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根据名为“红星新闻”的头条账号消息，该名王某系逝者儿子，与老父亲同住一室，案发前邻居察觉到该居所有异味，隧报警才使得案件曝光。

根据“红星新闻”的消息，这名现年46岁的王姓男子为已逝老人独子，2009年老宅拆迁，分得两套房子，随后王某与妻子离婚，卖掉一套房子拿出部分作为给予妻子的离婚补偿，剩余部分则因投资失败并欠下巨额外债。随后王某与母亲租住在出租房，父亲则另居他处，父子只有过年时才能得一见。

后王某母亲去世，王某要求去父亲处居住，遭父亲拒绝。2021年6月，因房租到期，王某无力继续支付房租，便再次要求搬去父亲处居住，随后王某便搬进父亲的居所生活，但是父子间几乎没有交流，王某每天出去遛狗上网，父亲则忙自己的事情。父子形同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期间，王某父亲因一次意外跌倒，从此卧床，王某除了每天看一眼问一句，就继续出去遛狗上网，直到案发。

这起看似简单的刑事案件中，有几个细节或者是几个点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利益分配，因为房子而起家庭矛盾兄弟成仇父子反目的事件并不少见，甚至你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例；在这个案件中，我们看到，王某在拆迁得到两套房子后即刻与妻子离婚，新闻信息中我们不知离婚的具体原因，但是可以推测其中必然有利益引起的连锁反应。

第二，生活压力，从“红星新闻”的消息中我们知道，王某在人到中年时遭遇了离异，投资失败，失业等等的打击和变故，这对于很多中年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就比如疫情爆发后的房子断供现象，那么在处于事业家庭陷入双重压力下的中年人，不但断供，在巨大经济压力下，有多少人也会“选择断养”或者“弃养”呢？文中还写到一个细节，王某在遭遇重重变故，搬进父亲家里后，每天就是遛狗上网，对父亲感情冷漠。我们可以想象，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这是不是一种类似于“创伤后遗症”的心理疾病？眼看着生活无望，与其挣扎痛苦，还不如放弃一切，包括尊严和亲情。

第四，情感因素，在这个案子中，王某在拿到两套房产后即选择与妻子离婚并支付了赔偿金，还有一个细节是，在卖掉一套房子后王某与母亲在外租房住，而不是和父亲住在一起。我们无法得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选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家庭的感情生活是不和谐的，王某无论在爱情，还是亲情方面都没有得到温暖和寄托，这也可以说是他后续对其父亲感情冷漠的伏笔，以至于他最后把情感都诉诸于上网和遛狗。

最后一点，也是我要重点讨论的养老与老年人问题。在这个案件中，可以看出，王某的父亲有过很长时间的独居史，无论是什么原因，独居生活对于老人，尤其中国这种特质文化背景下，独居老人一定会具有某种异于团圆家庭生活的老人，比如性格缺陷，感情空虚，为人刻薄等等。在这个案件中，王某父亲在一次大病后“性格大变”，这可能也意味着某种老年病的发生，比如脑萎缩前期，认知障碍等等，但是由于家庭状况和社会支持系统的欠缺，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就更不用说提前干预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起案件并非一个独立的刑事案件，他是一个具有极大社会参考意义的普遍性社会问题。

引用社会学的观点，在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最难以同步的是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变使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现代性面前变得无所适从，传统文化规范在现代化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乡绅式的父权长老统治，那么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交换原则环境，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无法再指导约束规范个人的行为，而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的唯利是图加剧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

长老统治文化和父权话语的式微丧失导致了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混乱和坍塌。

在孝道文化下成长生活的我们，被经济魔咒所掌控，要生存，就要相信金钱至上，物质主义，要生活就要妻贤子孝，父慈子爱，要让这两者并行不悖，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一对八零后的中年夫妻，抚养一个孩子，赡养四位老人，就像一位八零后所说，生活就像挑担子走钢丝的杂技，即要注意孩子，又要兼顾老人，还有头上的房贷，每个人像是西西弗斯，即要推着面前的巨石上山，又要防止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某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的骆驼...

有人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总想用传统的道德力量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所以每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就又把四书五经翻出来，用孟子来充当救火英雄，用孝道来匡扶正义，但是事实上，这不仅做不到匡正社会风气，而且还适得其反，最后的结果是这种恶性案件还是屡屡发生。

按照图尔干的说法，任何社会看似独立的偶发事件都有促使他发生的社会根源，假如我们把每一个刑事案件，尤其是表现形式相似的案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也许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