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麦当娜主演的电影《贝隆夫人》里有一首著名的歌，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回顾阿根廷从20世纪后半期起走过的路，真是不禁令人唏嘘落泪。
今天提起阿根廷，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出生在那里的足球巨星们：梅西、伊瓜因、马拉多纳。可是有多少人知道，阿根廷这个国家曾经像梅西们一样在世界上璀璨耀眼。
阿根廷1816年独立，19世纪的最后20年她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从1880年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阿根廷的GDP，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是当时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6%点几数字听起来不多，做个横向对比，美国1870年-1900年被称为镀金时代，这30年的年均GDP增长是6.2%。就是说阿根廷经济崛起的速度与同时代的美国在同一档次。比起日本从1950-1970年代的年均9%以上的增长、和我们这30年年均9%以上的增长，这个速度似乎是低了一点，不过要知道那个时代的资本积累远比不上现代、也没有新技术爆炸推动经济、国际贸易量也远比不上现代（插一句，世界经济论坛给的数字，国际贸易总量1900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3%的速度增长。所以从1900年到2000年这一百年，国际贸易总量增长了153倍。在二战以后走外贸拉动增长的路，出现了一大批高速增长的国家，是以前没有的）。在阿根廷崛起那个时代，30多年当中平均每年6%点几的增长速度就算是“铁掌水上飘”的级别了。
阿根廷在19世纪后期强劲崛起，并不只是归功于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当然确实也得天独厚，但自然自件一直就在那里摆着：沿南大西洋的天然良港，在1914年巴拿马运河完工之前，绕过阿根廷这个南美洲锥体的南端，是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必经之路。肥沃广阔的牧场、中部和北部气候温和，为畜牧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又赶上了欧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对牛肉有巨大的需求。
阿根廷还中了一个大彩，1879年具有实用价值的冷冻船试航成功，长途海上运输保持肉质的新鲜成为可能，立刻欧洲对阿根廷优质牛肉的需求被点燃，阿根廷对欧洲的畜牧产品出口就像开了挂一样，咻一下就飙了上去。虽然有天时地利之便，阿根廷的崛起主要依靠的还是人谋，连续几代阿根廷政治家主动融进了自由主义的大潮。多明哥·萨尔门托总统开始，在经济和宗教上实施自由放任，同时维持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个执政思路被其后几任总统延续下来，特别是罗卡将军担任两届总统，30年间一直活跃在政坛，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14年他去世之前，有力地稳定住了阿根廷的前进道路。20世纪初的阿根廷在欧洲人眼里富得流油，如同20世界末的中东石油大亨一样，阿根廷富豪是欧洲各类奢侈品的大买家，以至于英国有一句俗语，说一个人很有钱，就是“你咋像阿根廷人一样哩”。1914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与德国相当，属于一线发达强国，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远远甩在身后。阿根廷的这段美好岁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头20年。
阿根廷国运的掉头向下，是起自于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件，1929年起的全球性大萧条。资本主义国家各自竖起了关税壁垒，自由贸易理念受到重挫，当然阿根廷的牛肉出口也受到重挫。
大萧条带来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怀疑是当时的主流，国家干预开始大行其道。德国、日本一头扎进了法西斯主义的套路，美国罗斯福主义也是较弱版的国家主义，阿根廷在这股大潮里也不例外。1930年阿根廷发生政变，推翻了在经济危机中束手无策的政府，之后10年间一直在文人和军人执政之间切换，政治上不稳定，经济在衰退边缘上挣扎，这十年被称之为“臭名昭著的10年”，良好的秩序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阿根廷走上了左派激进分子和右翼军人轮番倾轧的死循环。
二战的爆发其实对阿根廷是个机会，它没有卷入战争，正可以吸纳想逃离战乱避险的人才和资本。但是由于它自己国内的动荡，并没有利用好这第二次历史机遇。1943年两位对阿根廷影响深远的人物登上舞台，就是贝隆夫妇。1943年发生军事政变，胡安·贝隆只是一个上校，但政变后的军政府里成为了劳工和福利部长，负责和最难缠的无产阶级打交道。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伊娃·贝隆，就是开头提到的大名鼎鼎的贝隆夫人崭露头角，在今天左派眼里她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她身在演艺界早已成名，虽然早就身家巨富，却是穷人的代言人，频繁出入孤儿院、贫民窟，在贫穷阶级里她汇集起了强大的个人崇拜，她简直就是人民女神一般的存在，她的海报和照片一度布满了阿根廷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妻子光环的加持下，贝隆在1946年成为总统。
贝隆本人受到了法西斯很大的影响，他的发迹之路很像希特勒，走草根逆袭路线，只不过他本人没希特勒那种煽动天才，他太太有。他当政的时候刚刚法西斯战败，实在不好意思学希特勒太像。他上任马上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大兴土木给低收入者建廉租公寓，致力于消除大城市的贫民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盖了大约50万栋这样的公寓。政府没钱怎么办？给资本家加税。
同时把大批产业收归国有，解决穷人失业问题。同时提高关税，美其名曰保护国内产业。后果大家都想的到，富人纷纷跑路，百业凋弊，就只好开动印钞机狂印钞票，造成恶性通胀、物价飞涨。还好20世纪前半期阿根廷的底子深厚，还够贝隆折腾几年的，他连任了一届总统，终于在第二个任期混不下去了，1955年他被军事政变赶下台，流亡海外。
不过贝隆的继任者们也没有能解决问题的。1960-1970年代，国际上中东战争、美国深陷越战，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停滞；阿根廷国内，社会动荡，贝隆在1973年回国又当选总统，他是阿根廷历史上唯一一个三次当选总统的人，不过第三次他在职时间很短，1974年就病故了。1980年代阿根廷尝试恢复自由市场经济，减少国家干预。不过这次时与势完全不站在她的一边，中东石油危机，能源价格暴涨。政府外债暴增，入不敷出，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又惨败给英国，让军人政府危信扫地。一次次打击，直到今天阿根廷还没有恢复元气。202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排世界第70位以后，在智利、墨西哥、巴拿马之后。它的自然条件仍然这样得天独厚。
回顾阿根廷由盛到衰的道路，当然很直接地它是国家主义失败的道路。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太简单、意识形态化的标签。有人总结阿根廷的衰落是由于它没有像19世纪末的德、日那样完成工业化的转型。阿根廷缺少煤、铁这些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先天不足，长期依赖畜牧产品出口，经济结构单一。也有人总结：拉美国家掉入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受控的城市化是关键。农业技术进步让很少的人就能生产出大量出口的农产品，美国、加拿大、澳洲是这方面的典范，阿根廷在世界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下降，大批农民就跑到城市来讨营生，随便几块木板就搭起一个窝棚，让大城市贫民窟就像恶性肿瘤一样不受控地疯长，贫富分化如此触目惊心，就和《悲惨世界》里的场景一样，立刻就激发出了巨大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些分析都有其道理，我今天想从社会结构再提出一个角度。就是阿根廷传统上一直是三大势力鼎足而立：政府、军人、和教会。这三股势力任何两个联合起来，就能碾压第三个。军人政府总体上是右倾的，但是贝隆是军人出身、又实施左派经济政策，似乎能跨界通吃。但是他对同性恋宽容；又把卖淫合法化、降低了离婚的门槛，又得罪了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所以保守军人、资本家和教会联合起来，又足以驱逐受到穷人喜爱的贝隆夫妇。阿根廷这三大股力量之间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关系。总是时分、时合，政治上也就一直不稳定。
阿根廷一直缺少强大的社会中间阶层，这样的阶层在中国古代称为士绅、在欧洲古代是贵族。它对下足以抑制民众的盲目激情，对上足以抗拒当权者的操纵，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缓冲层，就像汽车在底盘和乘客的屁股之间如果没有减震装置，路上一遇到坑凹，车里的人就被颠的七荦八素。大萧条之后确实贫富矛盾大为激化，但是拉美的工会运动远不如美国兴旺。美国做法是：政府不直接介入劳资纠纷选边站，但是创造法律环境，给工人自组织提供便利，代表是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增强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让这两方自己去博弈、解决。是去调整社会中间阶层（这里是工会）。工会的利弊这里没时间细说，这里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但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则是很容易就诉诸于通过更换政府，改天换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新政府上台以后，往往为了迎合自己的基本盘，推行激进政策，一根大棒砸下来没个商量。政府本性也是有强制性、不像中间阶层那么灵活，可以协商。那么对政府不满的人，又只好诉诸更强者——枪杆子。军人政变上台以后，要对之前的激进政府清算一番，可它又解决不了问题，它下台以后上来的文人政府又动用法律手段对前军人政府追讨清算。清算地过头了，过一阵子军人又反清算，冤冤相报动乱不止。
虽然拉美普遍实现了票选制，但是一个有质量的民主不仅仅在于大家手上有选票能说话，还需要有一系列条件。大框架上说，得有一个富有远见的、有节制的宪政，在这个框框里有利于培养各种中间阶层，也就是各种公民自治团体，独立的媒体、教育机构、信仰团体、各种协会、工会、俱乐部等等，大家凡事有个商量，人们通过与自己联系的中间团体，就能让生活环境有变化。不用万事都闹到改天换地、甚至动枪杆子才能解决。
此外，为了避免这类中间团体不变成欧洲中世纪的小贵族那样，彼此恶斗不休，还得有受尊重的、普遍有效的法律；也还得有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能镇得住。否则美其名曰公民自治、实际上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这都是一个良善的民主社会应该具备的条件，也是我们从阿根廷的哭泣中应该得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