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他者与我者

     一场疫情，近乎持续半年，正如专家所言，这是一场持久战，不论朝哪个方向发展，生活仍要继续。约400年前的一场“天崩地坼”，同样的具有持久性，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世界，乃至现在的我们。后战争时代，不管曾经经历了多么深重的苦痛，未来的路很长，生活仍要继续。这里，我们要说的是邻居朝鲜半岛上的故事。

    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趋势依旧是目前中国史乃至东亚史研究的热点。在这个研究框架下，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东亚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厘清历史脉络。前段时间的《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从“思明”的角度来解释朝鲜使者在面对满清帝国时的态度；而最近出版的《17—18世纪朝鲜士人眼中的清朝》则从新的研究视角，为我们重新把握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士人是怎样看待清朝这一问题深层原因。

 桂涛，《17—18世纪朝鲜士人眼中的清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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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在导论部分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正统性与天下观。首先关于“天下”，作者指出了围绕其内在构造与特质，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将“天下”理解为无限扩展的、呈同心圆结构的世界帝国，以及将其视为一个有确定界限的政治社会。作者援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得出了“正是单一的政治社会与无限扩展的普遍世界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双面性，才是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真实性格。”这一观点。 作为政体，以 “天子治天下”为要件；作为一个“世界”，又并不以天子的实际支配领域为边界。“德治”便成为弥合“天下”两面性之间存在的张力的机能性作用，同时也成为天子支配不可或缺的手段。而近来的“从周边看中国”便是由这一观点引申出来的。我们在认知天下中心之“中国”时，不能全然无视周边的确，视其为无足轻重的部分。由此，朝鲜作为“天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朝鲜的视角来审视“天下”将更能丰富我们对“中国”的认识。 “天下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统性”的支撑。如何通过对正统性的合理化叙述是确立为众人普遍接受的天下观的重要议题。当我们谈论正统性的时候，“夷夏之辩”不可避免的出现在议题之中。这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完整“天下”语境里不可或缺的部分。

    过去我们讨论17-18世纪朝鲜的时候，常常以“华夷观”作为认识朝鲜在面对明清交替时各种反应的内在原因，本书则试图从思想史入手，在作为五百年朝鲜统治理念的朱子学中寻找证据，为朝鲜不认同清朝之正统性提供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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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五章的正文，分别是明清时期的正统论、从“丁卯之役”到“丙子之役”、朝鲜燕行使的“清朝观”、“胡无百年之运”与“小中华”意识、“主静”的意识形态。这里就简单地整理一下以上五部分内容。

    明清交替对当时东亚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清人的夷狄身份。“夷狄是否成为君主，这不仅是中国士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东亚诸国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讨论正统论时，作者运用韦伯政治伦理学的概念— 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来讨论宋明两代不同的论调。宋儒的正统论倾向于以责任伦理为准则来评判行动。他们根据“和天下于一”这个可预见的行动后果来论定王朝的正统性；而有明一代的正统论，基本以心志伦理为准则，关注的是取天下的行为本身在道德上是否妥当。在讨论完“正统性”问题后，不可避免出现对“华夷观”的讨论。明代从地理、血缘等自然因素的角度理解“夷狄”与“中国”，构造出带有人种论色彩的夷夏观，断绝了“夷狄”进于“中国”的可能性，从而吧二者的关系绝对化。满清的入主中原，遇到的最大问题很显然是如何破解明代正统论所设之障碍，进而建立起自身统治天下的正统性。这里，清朝从“取天下以正”这一心志伦理原则出发，建立起以德治为内核的疆域一统观。德治过程的展开，与消除疆域界限、族群融合的过程一同，是传统夷夏观逐渐淡化。在论述明清时期正统论的过程中，作者把朝鲜的正统论定义为“以血缘世系为中心”，通过朝鲜后期两次礼讼论争来论证“朝鲜对正统的认识中带有一种强烈血缘世系的倾向”，在涉及朝代更迭的正统问题上，朝鲜同样也倾向于此思考方式。 

    后金-清与朝鲜之间爆发了两次战争，即1627年的“丁卯之役”与1636年的“丙子之役”。作者通过对在这两场战争中交战双方政治活动的叙述，指出后金-清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其在南下对明作战时腹背受敌的问题，同时是藉由传统天下秩序中处于模范属国地位的朝鲜的屈服来建构以自身为核心天下秩序的合理性。1636年在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提到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 这很明显是在强调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同时要求朝鲜的认同。朝鲜方面，作者则是论述当时主和派官员崔鸣吉的主张来指出朝鲜虽然屈服于满清，这是在紧急状态下以保全政治体存在的目的的，“接受与清朝的君臣名分，与其说是对清朝有了某种程度的承认，毋宁说是为了重返明朝组织下的天下秩序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手段。”

    朝鲜士人对清朝的认识，当然是要从燕行使的记录中来发掘。从朝鲜燕行使的游记中，作者以“腥膻”与“衣冠”两个意象为代表，描写了燕行使对清朝的直观体验。“它们表达着深受儒家文明熏陶的朝鲜士人在感官体验的层面上对清朝的拒斥。” 随后，提到“透过‘衣冠’，我们注意到朝鲜对清朝的不认同，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清朝欠缺益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乐之治。” 伴随着两国交往的加深，朝鲜使者也注意到了清朝好的一面。

    朝鲜在同清朝的交往中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认识，尽管在看到清朝许多正面因素后，仍旧无法认可清朝作为正统王朝的存在。这里作者从“胡无百年之运”、“小中华”两个观念入手，探究朝鲜有关清朝认识是如何由此塑造而成的。满清定鼎中原之后，朝鲜国内便有了“ 胡无百年之运”的认识框架。这一框架成为朝鲜理解夷夏消长的基本思想框架，“更成为朝鲜君臣处理与清朝的关系，以及理解清朝种种作为的最为基本的思考方法。” 在这个框架下便出现了上文有关“腥膻”与“衣冠”的叙述。然而，百年之期将近的清朝出现了持续的繁荣，以及汉人多清朝的接纳，这无疑给朝鲜莫大的冲击。“‘胡无百年之运’作为一个历史认识框架已经失效，朝鲜士大夫在清朝的体验也超越了既有的历史经验。” 随后，作者把“小中华”看作是朝鲜思想界面对这个问题时的解答，“直到此时，明清易代在思想上引发的震动才真正显露出来。” 朝鲜所持有的“小中华”思想，是与箕子联系起来的，“通过对‘箕子朝鲜’的叙述，朝鲜人建立起独特的‘小中华’意识。” 这里作者指出朝鲜的“小中华”对应于三代之“中华”，“朝鲜认为他们从箕子那里继承来的礼仪制度才是真正的‘中华正统’，而中国由于不断地朝代更迭，早已不复为‘中华正统’了。朝鲜士人心目中有了一把‘中华’的标尺，以此他们可以对自身、对中央王朝做出价值评判。”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朝鲜“小中华”意识、拒斥清朝背后的思想根源。这一根源直指主导朝鲜士人精神世界的朱子学。“‘主静’的思维倾向是朱子学一个根深蒂固的特征，它贯穿了朱子学的宇宙论、人性论与实践论。” 朱子学的这一特征也出现在十七八世纪朝鲜的儒学中。作者通过对十七八世纪朝鲜儒学者有关宇宙论、人性论、实践论的分析，指出了朝鲜儒学思想中贯穿着一种“静”的细微倾向。“‘静’相对于‘动’占优位，静止、不变拥有善的价值，动、变化则与恶的价值相联系。” 朝鲜儒学中的这种思维倾向，为“小中华”意识提供了形而上学根据，同时，“儒学又与朝鲜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相结合，赋予朝鲜诸社会关系以意识形态基础，使得朝鲜政治与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同样具有一种‘主静’的倾向。” 朝鲜的这种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社会关系中的尊祖敬宗与政治关系上‘忠诚’的固定化。” 随后，作者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社会关系方面，作者列举了朝鲜施行的科举制度以及对书写清朝谥号这两个例子。朝鲜两班通过科举制度来维持社会阶级的固化，强调了通过科举制能够维持祖宗的荣光，这是尊祖敬宗的表现之一。同时，虽然朝鲜接受了清朝的册封，但是对内拒绝使用清朝的年号、谥号，这表现出的是对祖先的尊重，他们生前死后都是明朝的臣子。在政治关系方面，作者指出朝鲜对明朝的忠诚，有其情谊动机发挥作用，但明朝灭亡后百年后依旧效忠这点，“必须得到在现实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中运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 这里当然就是“主静”的倾向。“主静”倾向在这里，指的是不背离“作为伦理之枢纽的君臣关系”以及“效忠对象的固定化”。“正是这种‘主静’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动力源泉，既维系着朝鲜对明朝的忠诚，同时也为朝鲜拒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的态度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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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结语部分，作者讨论了“东亚、明清易代、朱子学”三者之间的联系。明清易代的东亚，面对夷狄入主中原这一冲击，其内部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朝鲜，“小中华”意识得到了强化，这背后是朱子学“主静”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日本，伴随德川幕府的建立，朱子学成为了官学，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伴随着明清易代，形成了“华夷变态”的观念，通过这一论述，“日本将自身视为‘中华’，而把中国视为‘蛮夷’。其论证的证据正是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与中国王朝的不断更迭。其背后的逻辑，恐怕也是源自朱子学‘主静’的思维倾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易代提供了一个契机，加速了周边主体意识的成形。”

     “朝鲜、日本的自我认同，及其对清朝的疏离感，都在朱子学哪里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根据。渐行渐远的东亚三国，却不约而同地将朱子学奉为意识形态。而也正是因为朱子学的信仰，使得他们互不相认。难道我们不可以将17世纪中叶以来东亚三国的互不认同，理解为儒家文明发证的一个新阶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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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在研究明清易代之后朝鲜士人如何看待清朝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即通过研究朝鲜思想史中朱子学“主静”的倾向来解决上述问题。虽然，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部分问题，但是这想必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作者在本书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全面的把握朝鲜后期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经历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壬辰倭乱）之后，社会紊乱的朝鲜开始重建，这个时候朝鲜前期确立起来的朱子学理论才真正的发挥出其作用，儒家伦理的向下普及，传统宗法制度的强化等等，都是反映出这一点，书中有关科举制度的论述就有失偏颇。在政治领域，党争成为了政治活动的核心。东西南北四色党人的权力角逐，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的思想意识。西人老论代表的是传统朱子学保守的意识形态，这里可能更多的有作者“主静”的叙述存在，但其他政治势力的思想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这部分需要探讨。还有就是，在读完本书后，感觉书中各部分的内容呈模块状排列起来，虽然作者试图用一个主线将其串联起来，但论述内容之间的联系略有牵强。

   明清易代，不仅仅是中国史上两个王朝的更换，更有其深层次的影响，在“天下”这个结构框架里，诚如作者在结语部分说的那样，“明清易代提供了一个契机，加速了周边主体意识的成形”，清朝努力寻求“天下”，殊不知已经开始了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