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面临高中毕业，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虽然疾风暴雨式的“破四旧”“打砸抢”和“武斗”基本平息了，但千疮百孔的社会依然动荡不安，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就连古代的孔子、孟子、宋江等都难逃厄运，真是没完没了，烦死人。
作为即将离开学校走上社会的中学生，我们更是感到前途十分渺茫。本来有消息说我们这批高中生可以直接考大学，但自从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和“反潮流小将黄帅”之后，开始批“教育界的修正主义回潮”，于是乎等待我们的就只有到农村插队当农民这一条路了。虽然我们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实话实说，多数人心里还是希望不要去农村受罪，只不过在那样一种形势下，不去插队谈何容易？
那时虽然没人敢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利用权势搞不正之风，但一些有门路的家长已经开始悄悄地通过各种关系给自己的孩子找出路了。比如说通过关系把孩子送到部队去，俗称“后门儿兵”，或是想方设法找医院开证明，以“身体不好”的理由留下来。这些运作都是需要“关系”的，一般百姓的孩子想都不要想。不过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平头百姓的孩子要想逃避插队，还有一条艰难的“山间小路”可走，那就是学一技之长，当文艺兵。
文艺兵有两种，一种是正规的、高端的，凭高超的技艺考入总政文工团或战友文工团等专业部队文艺团体，当真正的文艺兵，这个当然最棒了，但这些专业文工团门坎很高，一般人绝对没戏。再有一种是普通的、部队业余文艺宣传队。那时候各部队为了活跃战士的文化生活，军师级差不多都有半专业的文艺宣传队，团以下部队有业余的“战士演唱组”，需要大批的文艺人才。这种基层部队文艺宣传队要求相对比较低，只要下功夫，加上运气好，穿上绿军装的机会还是有的。
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心眼儿已经挺活分了，没跟父母商量（我知道他们对这些事还没我懂得多呢），自己开始暗中筹划。
第一步是开始学手风琴。我本来在铁三中宣传队是吹笛子的，但笛子很便宜，会吹的人很多，我们宣传队有个叫荆海燕的，吹得就比我好，万一部队来征兵，我连荆海燕都比不过，那就根本没希望了。所以必须学一个会的人很少、部队文艺活动又很需要的乐器，我瞄上了手风琴。
当时我们铁三中宣传队拉手风琴的薛致远同学参军走了，出现了空缺，管宣传队的董大一老师很着急，就成立了一个键盘小组，想多找几个同学一起学琴，看谁能学出来。我记得当时键盘组的同学有张中平、于恩俊、刘晓维等，我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宣传队有一架专供演出用的黑色大手风琴和一架练习用的撒气漏风的小手风琴，老师说了，大家先用小琴练习，谁练得好，将来谁就拉“大黑”，成为乐队的一员。
几位同学练习都很刻苦，其中张中平家里就有手风琴，基础比我好得多，我处于劣势。我知道自己必须刻苦练习才能脱颖而出，分析了一下，我的优势有两个，一是我会吹笛子，乐理方面没问题。二是我刻苦，我年纪比她们几个大，很快就面临毕业，练不好就得去插队，所以我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练习自然比她们刻苦得多。
人多琴少，董老师给我们排了练琴的时间表，每人练习时间有限。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硬纸板上画了一个和手风琴键盘大小一样的“键盘图”，有空的时候就在纸板键盘上练习指法，加强手指的灵活度。另外，因为怕中午练琴影响老师们休息，董老师没有在中午安排练习时间，我就利用这个空档背着琴钻到学校的防空洞底下去练习，那里绝对隔音，就是阴森森的有点吓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我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成为了宣传队的风琴手，其他几位师弟师妹，就对不起啦。（记得后来张中平和于恩俊成为了铁三中宣传队的舞蹈演员，刘晓维改学小号了。）
学成之后，我开始了计划的第二步，想方设法参加文艺兵的考试。那时候很多部队为了普及革命样板戏，都组建了文艺宣传队，经常有部队到北京来“特招”文艺兵，机会还是有的。
我有一个姑姑，是海淀区一所中学的老师，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到我家找我，说她认识了一个带兵的首长，是来北京招文艺兵的，她跟那个首长说好了，可以让我参加面试，我高兴极了，赶紧跟着姑姑去了。在征兵首长的驻地，三个解放军首长对我进行面试，其中一个留着大背头的军官，一看就是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他是主考，我背好手风琴坐在他们对面，心里很紧张。
“大背头”问我会拉什么曲子？
我说：“我会给独唱和小合唱伴奏，什么歌都会。”
“大背头”笑了，我感觉到他的笑容里有一丝轻蔑，心里更紧张了。他问：“你练过什么手风琴独奏曲没有？比如说《马刀进行曲》？”
什么《马刀进行曲》？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没有，不过我会《骑兵进行曲》。”我心里暗想，“骑兵”都是要用“马刀”的，这两个曲子估计差不多吧。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马刀进行曲》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手风琴独奏曲，《骑兵进行曲》跟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大背头”又笑了，摇摇头，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拉拉听听吧。”
我卖力气地拉着琴，我知道这次面试关系到我的命运，我也知道我的水平离专业文艺兵的标准还差得很远，越想越紧张，拉得乱七八糟的。拉完《骑兵进行曲》之后，几个军人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下，对我说：“小同学拉得不错，回去等通知吧。”
我心里很高兴，让我等通知，就是说有希望啊！那时候我太小，还不知道“等通知”是一句安慰人的客套话，真正被录取的人是不会这么简单地就让你回去等通知的，再说，他们连我家的地址都没问，咋通知我？
翘首以盼等了几周之后没有任何消息，我只能痛心疾首地接受了这次失败的结果，虽然我很坚强，没有以泪洗面，但心里真是哇凉哇凉的。
那年冬天，我们学校的征兵工作也开始了！来接兵的部队首长就住在我们学校的三楼，我们都跑去打探消息，知道这次来的是解放军的王牌部队二十七军，摩托化部队，特棒！大家都很兴奋，几乎所有同学都递交了报名参军的决心书。
但现实很残酷，我和多数同学一样，在第一轮体检中就被刷下来了，原因是我有严重的鼻炎。
当兵的梦想瞬间破灭了，难过之余，我想到了自己的手风琴特长，于是心生一计：
听说所有带兵的首长都喜欢招一些有文艺或体育特长的学生参军，这样回去后这些兵就会成为基层部队文化生活的骨干，带兵的人也特有面子。所以在同等情况下，有文艺体育特长的人会优先考虑，甚至身体条件稍差一点也行。从那天起，我每天放学后先不回家，跑到学校宣传队的小屋里使劲地拉手风琴，还故意把门打开，生怕带兵的首长听不到。
头两天没啥效果，到了第三天，那两位解放军同志终于顺着琴声找过来了。
他俩一声不吭地听我拉琴，一曲结束后，其中一位解放军同志笑呵呵他对我说：“小同学拉得不错嘛。”
我假装谦虚：“啊啊，水平有限，还得继续苦练。”
“你上几年级？”
“高二。”
解放军同志表情一亮：“高二？怎么没报名参军啊？”（那时高中是两年制，不像现在还有高三。）
我委屈地说：“报名了，可你们不要我！”
“为什么？”
“体检说我有鼻炎，其实我平时根本没有这个病。”
解放军首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小本子和钢笔，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心里那个乐啊！看来这事有希望了！我赶紧报上自己的名字和所在班级。首长仔细记下之后说：“明天安排你再重新体检一次好吧？来来来，给我们拉一个《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好嘞！”我当时激动得手直哆嗦。
第二天两个解放军同志亲自陪我到阜外医院复查，体检的医生都明白，能来复查的都是部队想要的，只要没有啥大毛病，也就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了，所以第二次体检我顺利过关。
一架手风琴，竟然让体检不合格的我实现了参军梦！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靠手风琴到了部队，原以为还会靠手风琴当个文艺兵，一起参军的几位同学都分配到了侦察连、通讯连、炮连、卫生队等好的部门，我却分配到了远在磁县的部队农场，为啥啊？因为驻扎在部队农场的五连是团里基层文化的先进单位，正缺个拉手风琴的。哎呀妈呀，我咋那么倒霉啊！
农场生活相当艰苦，尤其是我这个城市兵，缺乏锻炼，整天在地里干活儿，有时要连续干十个小时，真是累死我了！但我还行，有点男子汉的劲头，割麦子手磨出大泡也好，插秧被蚂蝗咬得满腿是血也好、扛着二百斤重的麻袋踩着窄窄的木板“上垛”也好，我都不比农村来的战士差。记得有一次正在地里干活突然下起大雨，旁边劳改农场的犯人都回去了，连长却不让我们走，他喊着：“同志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是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大雨吗？”
战士们齐呼：“不怕！不怕！”
连长大手一挥：“好！同志们加油干啊！”
那天从地里回来，我病倒了，发高烧，但我的“不怕苦精神”也得到了战友们的肯定。
劳动这一关过了，当文艺兵的梦想依然还在。我成为了五连战士演唱组的组长，虽然我们只有八个人，一个破手风琴、几把破二胡和一个大鼓，但我们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演的节目有十几个，歌颂部队的好人好事，鼓舞士气，形式丰富、幽默，很受战士们和附近老乡们的欢迎。那年年底，师里搞了一次连队演唱组汇演，各部队几十个演唱组大比拼，最后我们演唱组得了全师第一名，我们团长高兴极了，张罗着要给我们嘉奖。但他没想到的是，我的文艺才能刚在师部崭露头角，就被师首长发现了，据说那天我在台上表演我自编自导自演的讽刺喜剧《一刀两断》时，师政委笑得都岔了气儿，一个劲儿让警卫员给他捶背，演出还没结束，师政委就给政治部下了命令：“把这个北京兵给我调到师部宣传队来！”
团里虽然舍不得，但军令如山，于是我终于到了师部文艺宣传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文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