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先秦的诸子时代，魏晋南北朝，再一次发生在明代中晚期。
明代中晚期这一次，旗手就是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出生于泉州晋江（今福建）一个商贾世家；自言从幼小之时，就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如此富有个性特点，文章更有特色，他曾写过一篇《童心说》。
当时社会“假道学”盛行；所谓的道学家，“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你为自私，我欲利他。”（《答耿司寇》）。
为何说是假道学？因其心口不一，讲论道德却不能丝毫为他人所想，只为一己利益考虑；还善于伪装而不知羞耻，例如“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与焦弱侯》）
李贽在《童心说》里指出，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为人的本真亦即“童心”；假如社会风气普遍如此，后患则非常严重，因为：
“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童心说》）
世界也就随即成为假人的世界；“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人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同上）
读着《童心说》里这般描述，不由想起了19世纪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神密日记抄》里所记录的、阅读斯威登堡著作之时的感受：
“当他去别的星球访问时，得出的结论是，地球是最糟糕的星球，因为其居民从来不说心里话，只说一些心非所想的东西！所以地球上的居民有帝王、贵族、臣子……这些是别的星球上没有的。别的星球的人都生活在自己家里，所以不用撒谎。”
《童心说》收录于《焚书》卷三；李贽曰：“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也”；“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
李贽于后半生竭力表彰“童心”，他在评点《水浒传》时，非常欣赏鲁智深，称其所言所行，坦露了真情性而不虚伪；并且还说，只有鲁智深才是真正的活佛，那些个闭眼合掌的和尚，一辈子也成不了佛。
虽说每个人都有过“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但童心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污染而失去；尚要失而复得，李贽认为，主要在于“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答邓明府》），而非假道学的什么“闻见道理”。
他明确地这样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答邓石阳》）亦即道德伦理只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而不是在穿衣吃饭之外更有所谓的“理”。
既然如此认识，立场也就始终站在劳动大众一边；比如当时有渔民林道乾，在福建沿海一带聚众反抗官府，李贽认为这是官逼民反：
“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惜之戚，直驱之为盗也”（《因记往事》）。
所怀的“童心”因其不受世俗见解的污染，故而李贽在《藏书》里评价历史人物，总能超越成见。
比如，依据传统儒家的观点，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主，是“无耻之尤”；而李贽却认为，在那个战乱时期，冯道能够忍一时之辱，不顾名声，却使百姓免去了刀兵之苦；安民养业，岂是无功？而用“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来作评判，则为迂腐观念。
又如，西汉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恋爱，礼法之士斥责为“淫奔”；而李贽为之辩护：
“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日抉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归凤求凰，安可诬也！”
李贽厌恶道学家的所谓“闻见道理”；他说这是人云亦云，犹如矮子看戏，前面被遮住而目无所见，于是前面叫好，也就跟着叫好，不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创造性。
又说自己五十岁以前，也象一只狗似的；前面的狗叫，也跟着叫，问为什么要叫，自己也哑然失笑。
对于科举考试必得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道学家的见解，李贽极其反感；他回忆起自己应试之前，由于背诵了五百篇八股文，很快就交了卷；他自嘲说：
“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
李贽认为，所谓“闻见道理”无非就是人云亦云，其实只是些受了传统伦理观念影响而形成的世俗观念，却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童心说》）
这也反证了无所依傍、独出心裁的“童心”之可珍贵；所以他说：“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颦，学之则为步，丑妇之贱态。”（《何心隐论》）
当然，一种学说的产生，也不能完全否定与前人之间的继承关系；有人就认为李贽的《童心说》，由挖掘、改造了王阳明的“良知说”而形成。
这个说法似乎有所依据；李贽认为“童心”会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而失去本来面目，这与王阳明的“良知不昏蔽于物欲”，就有相似之处。
但王阳明的“良知”，可以说是“天理”的人格化；而李贽的“童心”，却是不受所谓“天理”这等“闻见道理”蒙蔽的真诚之心。
李贽的“童心说”，其实是受到禅宗思想的启发；《坛经》里说：
“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
李贽所说“闻见道理”复盖了“童心”，意思上是与之相通的；禅宗要破除妄念，所谓“闻见道理”亦即妄念。
又如，禅宗反对偶像崇拜，即便是佛经，也只是看作“临时开设的药方”；而李贽破除教条、反对迷信权威的精神及其勇气，则与禅宗契合，他说：
“《六经》、《语》、《孟》”，是“其于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其中“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便是圣人之言，也不是什么“万世之至论”，因为圣人也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均引自《童心说》）
李贽后来自称为学佛人；在给焦竑的信中说：“今于佛法分明有见，虽未知末后一着与向上关捩，然从稳定。”
他的代表作《焚书》里，百分之七十的篇章也都和佛教有关系；他从禅宗里找到了思想武器，用以反对当时的假道学。
但万历十三年（1585）以后，李贽虽在麻城龙潭湖上的芝佛院居住，为的是安静地研究学问与讲学，并非出家。
他后来在芝佛院剃了发，其实来自于偶然所生一念。
万历十六年的夏天，气候特别闷热；他在房内看书、汗流浃背，发髻中也犹如水洗过一样，于是想到，剃光了头发岂不痛快？
然而这件事，却在社会上掀起大波；也成为假道学诽谤他的一个口实，指责他不曾炙顶，也没有举行过皈依佛门仪式，还不着袈裟，违犯了佛教戒律。
亦在这个时期，朝庭大臣梅国桢的女儿梅澹然向他请教佛学，而屡通书信——后来结集为《观音问》出版。
李贽却从此开启了祸端，乃至于芝佛院被地方官烧毁；假道学们此时是众口一辞，说要“维持风化”、说要“逐游僧、毁淫寺”。
除了梅澹然之外，李贽也确与几位女子如明因、善因等，有过交往，但也仅止于议论佛法与人生而已——有许多友人、弟子，证明李贽在削发以前，早已断绝了情欲。
当时社会上普遍的风习，纳妾、置婢、狎妓、养娈童，他全未沾染；好友沈德符还曾说过，“此老狷性如铁”。
袁中道亦曾感慨，李贽有常人不能学的五点，其中就有：“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
万历八年（1580）三月，李贽辞去云南省姚安知府之职；以前从政期间，曾将妻子黄氏及三个女儿安顿在河南辉县，以耕作自食，有一年大灾荒，两个女儿相继饿死，可见为官之清廉。
辞官以后，他到大理鸡足山，潜心钻研《大藏经》；其后著书、讲学，大力倡导“童心说”，终而以宣扬异端思想的罪名，在北京附近的通州被捕入狱。
李贽被捕的诱因，应与率性而发、刚直不阿直接相关。
据袁中道回忆，李贽读书每至精采之处，就拍案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真性情乃至如此！
又如他在写给耿定向的信中，直接就指责对方：“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田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答耿司寇》）
耿定向，号天台，官至户部尚书，当时有名的道学家。
李贽除了讲学之外，终日闭门不出；有人说他倨傲无礼，而无容人之量；他则回应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看到几个象“人”的东西，他其实会很高兴。
被捕那一年，李贽七十六岁；那一年是万历三十年（1602），春节过后，漫天飞雪，通州寒风凛冽。
其实在芝佛寺居住期间，李贽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那个时候，他已经写成《焚书》——后来又于南京编成卷帙浩繁、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藏书》①。
《焚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麻城刊印，主要收录了信札和议论短文；取此书名，表明他明白这部书，肯定会为假道学所不容。
《焚书》“自序”里这样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
然而，李贽偏要起这样一个叛逆的书名，偏要刊印出来，事情本身就是向假道学挑战；即便在被捕以后，他也毫不屈服，一身傲骨。
三月十五日，有一个狱卒正在为李贽剃头；他夺过剃刀割了颈脉，鲜血淋漓。
狱卒问：“和尚痛否？”
这时的他，已经不能出声，便在狱卒的手掌上写道：
“不痛。”
又问：“和尚为何自寻短见？”
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②
注：
①《藏书》编成于南京永庆寺，并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南京刊出。
②李贽死后，有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写有《系中八绝》；录两首于下：
“四大分离象马奔，求生求死向何门？
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改毕于2021—3—8，农历正月廿五，虚龄六十四岁生日之前；时住于乐清蒲歧，此为出生之地，多住老家几天正是为此——回顾童年的天真与欢乐，对照衰年的落寞与心苦，无尽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