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宝山的林徽因墓，由梁思成设计，墓志是“建筑师林徽因墓”。这很有意思，在她那么多的身份里，梁思成选了“建筑师”这个身份
曹汛先生说林徽因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中国传统文化对她的影响很深，尤其是杜甫那种“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理想。林徽因觉得如果要报效祖国，改良社会，不能去学纯文学或者纯美术，她想把建筑作为终身事业，通过学习建筑来报国。
1923年，在学建筑之前，林徽因小试牛刀，为北京《晨报》增刊设计了一个封面。她画了一个中国式的钟楼正立面，加上其他一些元素，鸽子、太阳、树、水等等，还比较稚嫩，但热爱建筑的劲头已经表现出来了。
1926年，她为美术学院设计了一张圣诞卡，采用马赛克镶嵌画的风格，有点罗马或者拜占庭的味道。画中东方三博士手持礼盒上的字是painting（绘画） sculpture（雕塑）和architecture（建筑），寓意造型艺术三姐妹。
梁思成去读建筑是林徽因引领的，可是他们没有像其他读建筑的人一样去当建筑师，这件事反而是受到梁思成的影响——梁思成引领了一个大志向（学建筑）中的具体方向。
梁思成在宾大时上了一门文艺复兴建筑史的课，刚上几堂，他就跑去找任教的古米尔教授（Alfred Gumaer），说自己非常喜欢建筑史，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有趣的学问。古米尔反问他中国这方面怎么样。梁思成回答，据他所知没有文字的记录，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但他本人不是很赞同。
从这时开始，他立下决心要写一部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林徽因也基本上终生追随他，或者说，他们是志同道合。
林徽因经常抱怨梁思成，整个欧洲蜜月下来没给她拍几张像样的照片。因为梁思成就是拍建筑的时候把她带上，当作一个尺度人，一般叫作scale（标尺），这一点在这张照片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她烘托建筑的宏伟。
回国后，他们在东北大学有一段短暂的教学生涯，林徽因还为东北大学设计了校徽。整体造型有点像古代的璧，有黑水白山，青龙白虎，还有一个八卦的艮卦，表示东北方，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这时候林徽因还没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但在设计中已经先流露出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味，她永远是灵感先行。
对梁、林二人职业生涯影响最深的是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私立学术机构。在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之前，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邀请梁思成到学社研究古建筑，这正好与他写中国建筑史的志向相符，于是梁思成便从东北大学辞职，加入营造学社。此外，林徽因在东北也不太适应，天气太冷，一生留下了肺病的根。威胁林徽因生命的两件事，一是日寇侵略，另一个是肺病，都在那时初现端倪。1935年，她和梁思成一起在祈年殿的屋顶勘察。林徽因为此非常自豪，她说自己是中国女性中第一个站到皇帝祭天的房顶上的人——我觉得她更应该自豪的是穿着旗袍就上去了。其实这是她古建筑考察的常态。
1932年3月，28岁的林徽因在营造学社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古建筑研究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相当于她在学术界的第一次登场，初试啼声，便技惊四座——即便不说是“出道即巅峰”，但也差不多了。
1933年，营造学社精锐部队倾巢出动，考察云冈石窟，这次林徽因也参加了——两个孩子都出生后，她就能参加更多古建筑的实地考察了。在日本马上要大举侵入中国的时候，他们研究中国建筑的起步又落后于日本研究者，所以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中国建筑的核心精髓，也希望藉此创立我们自己的现代建筑文化——用同时代学者胡适的话说，就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是他们那一代许多知识份子的共同使命。
1934年，林徽因参加了一次很特别的古建筑考察，度假加考察二合一。1930年代，梁、林认识了比他们稍微小一点，结成一生挚友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这夫妇俩要到山西峪道河去避暑，邀请梁、林一起，结果二人反客为主，说那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去考察古建筑吧。后来费氏夫妇发现古建筑考察比避暑好玩多了，虽然一路很艰苦，但趣味深长。
1937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建筑，这是梁、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古建筑发现。此前日本学者关野贞（伊东忠太的学弟）曾经放话说中国没有任何唐代木构建筑遗存，要看唐代木构就上日本奈良吧。梁、林就一直想争口气，找到中国大地上的唐代木构。
1937年7月，梁、林终于圆梦，他们整个研究生涯的黄金时刻到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林徽因的文体又变了，和写诗、写建筑学论文不同，跟小孩子写的文字是这样的。她还详细画了一张图叫“我们走过的一圈路”，让孩子在这么危急的关头还顺便学一学地理知识。接上孩子后，从此就是漫长的逃难。
来到昆明后，他们住在巡津街九号宅院，度过了逃难过程中比较安定的一小段时光，林徽因这时候的心情也还不错，和一些老朋友在昆明聚首。
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还在坚持做，这时候找了昆明的兴国庵当工作室，大殿变成他们绘图的空间，条件很简陋。
1937年11月24日从长沙写给费慰梅的信更加惊心动魄，他们全家差点被炸死：
在日机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房子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我们暂住房的大门十五码处……天知道我们怎么没被炸成碎片。一听到较远处传来两颗炸弹地狱般的爆破声，我们就飞奔下楼，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自抓起一个孩子向楼梯冲去。可还没来得及到楼下，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我抛起，怀里还抱着小弟，而后摔倒地上，所幸未曾受伤。与此同时，房子开始破裂，门窗玻璃的所有碎片、隔扇、屋顶和天花板都坍塌下来，劈头盖脸地砸了来。
更惨的是，昆明很快又不行了，就要继续逃，最后落脚点是四川的一个村子，当时的南溪县李庄（现在的宜宾李庄）。到了那儿，他们就彻底过上了农村生活。
在这种简陋的环境里，在贫病交加的时候，他们画的图纸长这样。
当时面临国破家亡，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是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古建筑有多精彩，所以一定要拿出毕生的本事，画出最精彩的图，写出最好的建筑史文字。
林徽因在李庄的六年多全都在病床上度过。即便如此，她也在做学术研究。梁思成他们出去做田野考察，包括写中国建筑史，她就负责在病床上帮他们查阅文献。
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成果，是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他在宾大读书时立下的志向，写出了人生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中国建筑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油印本前言里写道：“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部都经过她校阅补充。”所以林徽因也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功臣。今天清华档案馆保留着这本书的手稿，现在市面上一般叫《中国建筑史》，其实原来叫《中国艺术史·建筑篇》，还打算写雕塑篇，是一个更宏大的计划。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抗战以前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中国建筑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也是世界建筑史学者常备的参考书，因为抗战就停办了。他们到李庄后，梁思成发了一个宏愿，说一个学术机构怎么能没有刊物呢？他们居然想在农村重新刊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用的什么方法呢？用土法，石印法，用一种药水写在石板上，制成蜡板，所有的字都得自己抄，没有铅字可以用了，所以大家各自负责去抄自己的文章。图纸也得画在刻板上，照片是没法印了，得把每张想用的照片都画成图。
1945年出版的第七卷第二期，林徽因亲自担任主编，还写了一篇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这实在太超前了，那会儿还在打仗，她已经在想战后复兴我们要建设大量的住房，于是撰写相关的论文。
可见他们是何等的坚强，并且具有学术的前瞻性。这时候费正清、费慰梅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国外书籍，使他们具有这个视野，即便在一个小村子里，都没有和世界学术的大方向脱节。
1950年，其实林徽因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时段，梁思成也病得很厉害。这时候他们做了非常多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
林徽因最初设计的国徽方案很有意思，可以看到东北大学校徽的影子：取中国古代璧的形式，但已经加入了新中国的象征——五星红旗的意象。
这是稍晚由美术家张仃先生等提交的方案，是一个带天安门形象、绘画风格的国徽。
后来国徽设计领导小组就定了一个大原则，要把天安门用进设计中。最后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营建系国徽设计组完成的国徽，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样子。
国徽设计中，天安门不用风景画而用正立面图的方式呈现，更加庄严。据说在讨论当中，林徽因诗人的灵感爆发，说要让整个天空都是五星红旗，最后就是现在这样五星红旗布满天空的结果。
此时期林徽因还在做一些建筑史的研究，可惜只有残缺的稿子，没有最终完成，是继云冈石窟以后对敦煌石窟纹饰的研究——《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此时她已经能轻松地画出北魏、唐代纹饰什么味道，波斯以及希腊纹饰又是什么味道。
林徽因参与革新中国清代的景泰蓝工艺，她辅导当时刚归国的常沙娜，利用敦煌纹饰设计的一套烟具，如此精美。
林徽因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向公众科普北京古城的重要价值，因为北京城那时候已经开始遭到破坏。1951年到1952年，林徽因在《新观察》上一口气连载了十几篇讲北京古建筑的文章——“我们的首都”系列。
林徽因生命的最后阶段，梁、林在做另一项重大工程——人民英雄纪念碑。梁思成负责总体的概念，林徽因则更多在做纪念碑的雕饰设计。
这块纹饰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做的设计，所以梁思成设计的林徽因墓，又是一个梁思成和林徽因合作的作品，就像他们一生中几乎所有的作品一样。
为什么梁思成说他的终身伴侣，生活上、学术上、精神上和灵魂上的伴侣林徽因是一个建筑师？王军在《建筑师林徽因的1932》这篇文章里给出了他的答案，其实是引自梁思成自己的一段话，他在1932年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毕业致辞。
阐释建筑师是干什么的——
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
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
今天全国各个高校建筑系的培养目标，远远没能追上梁先生他们创办第一个建筑系时候的培养目标。我们顶多说培养合格的建筑师、专业帅才等等，没有上升到“文化的记录者”、“历史之反照镜”这样的境界。这也相应造成各大建筑院校里从事建筑史研究变成特别边缘的一个学科。
——全文根据王南2020年2月6日在福州大梦书屋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