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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下午竟然落了一阵急雨，不一会水泥路面就水汪汪的，远远看去，像一条静止的河。
“下午的毕业照怕是拍不成了”我心里嘀咕。
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伤感的时候，毕业照一拍，就预示着要和这届孩子分别了。一年的朝夕相处，我早已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李紫涵，语文课代表，一副大眼镜依然遮盖不了迷茫的小眼神。学习看似漫不精心，实则心思缜密，每一个知识点都牢记于心，所以语文成绩总是居高不下，别的同学只能望她兴叹。
张润博，一个身材壮硕的阳光男孩。第一次考试 ，语文2分的成绩，差点把我气成内伤。我正准备找他谈话时，他却主动送上门来，还未等我开口，他已泪眼婆娑。“老师我错了，我给班级抹黑了。”这次交流后，我才明白，他曾经是叛逆少年，家长无奈把他送去武校磨炼了两年。人听话了，规矩了，可文化课成绩一塌糊涂。七八年级的时候，在武校度过，文化课几乎白板。转回老家直接上九年级，考二分，就不足为奇了。
我本来满肚子要批评他的话，都憋了回去，重新加工，变成了温暖的安慰。就像本来要给他吃苦瓜，又临时改变主意，把苦瓜去皮，切条，浸泡，然后炒了一盘清热解毒的苦瓜鸡蛋。
“老师，啥时间下去排队？”班长在办公室门口探出头问。“再等等。等摄影师的电话。”我话音刚落，班长已消失在门口，紧接着就听见教室里直冲楼顶的欢呼声。孩子们多么期待照毕业像啊！就像当年的我。
记得我上初三时，只有三个班级 。一排三间教室，中间是复习班 ，两边是新生班。学校为了给我们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给这三所教室专门拉起了院墙，在东边留一个小圈门。
我初三的班主任是一个老头（实际年龄应该50岁左右），姓皮，我们私下喊他皮老头。大高个，马虾腰，一头灰白的头发像鸟窝。说话嗓门大，给我们讲课时，绘声绘色 ，抑扬顿挫。有时他正在板书，猛然转身，突然开讲，讲着讲着又会突然向前踏出一步 ，声如洪钟。吓得走神的我往往一激灵。
刚入班时，我很害怕他。可时间久了，发现他严厉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柔软的心。于是胆子也渐渐大起来。
早自习想着晚一会没事 。终于有一天由于头天晚上看课外书熬得太晚，随手把叫床的闹钟给关了。等迷瞪过来，套上衣服就往学校跑（那时我住在学校附近亲戚家的空房子里）。
刚转过初三教室的小圈门。就看见皮老头右手握着印有“教师节”三个红漆大字的白色瓷缸，左手叉腰，瞪着浑浊的大眼睛，凶神恶煞般地在门口站着。我心想完了，鲁莽了。应该在圈门外侦查一番，趁皮老头不在，溜进去才好。可现在，已经暴露了，硬着头皮往前走吧。三所教室的路程我却像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般煎熬。
终于走到了皮老头的面前。“报告！”我还下意识地敬了个军礼。我这敬礼的习惯还是小学养成的。听说小学的体育老师当过兵，每节体育课都会要求我们站军姿，打报告，学敬礼。把我们训得跟小战士似的。以至于多年后喊报告，还习惯性地敬军礼。尤其是理由充分的时候，腰板站的笔直，声音响亮，俨然一个战士再向首长汇报。
可我呢，当时底气不足，声音就低得可怜。他示意我去办公室。“他会怎么惩罚我呢？写检讨？请家长？抄作业？罚扫地？……”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忐忑地站在办公桌前，偷偷地打量这间办公室：里边一张床，中间一张红漆斑驳的办公桌，一把带后背的木椅子。桌子对面是一辆洋车子。门口放着煤火炉，旁边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切菜刀、小案板、 馍筐等几样简单的炊具。
皮老头一边给煤火炉换煤球，一边让我交代迟到的原因。“看课外书，睡得晚了。”我虽然知道马上就要中招考试了，看课外书不对，但从小养成的诚实品质还是让我毫不犹豫地实话实说。
“看课外书，也不看看啥时候了，麦都收了，火烧眉毛了，中考考砸了咋办？回家咋给父母交代？你不考学准备回家种地？”
平时言语不多的他，有些激动。作为数学老师训人还能训出排比句，皮老头还挺有文采。当然这种想法当时可不敢说出来。
“看的啥书？”“《红岩》。”我怯懦着。“书看了不能白看，抽时间给我写1500字的读后感交上来，以后不准迟到。”他嗓门依然很大，态度缓和了不少。
我连忙回答再不会了。回到教室，才想到，1500字的作文可不容易，我们平时作文也就600字左右。
晚自习回到家，我拿出作文本，开始写《红岩》读后感。夜深人静，我回忆着书中的内容，许如峰、江姐、成岗……一个个英雄形象如在眼前，我被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钢铁般的意志感动着，回顾他们的革命历程，在狱中所受的折磨，我一气呵成，写了两千多字的文章。然后如释重负，安然入睡。第二天我把读后感交给皮老头。没想到的是过后几天，他竟然把我写的内容读给同学听，并夸奖我读书认真，善于思考。
老师的范读可能只是为了唤起大家对作文的喜爱。没想到他的无心之举却像春风拂柳一样唤醒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并一直坚持到现在，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皮老头点燃了我心中的文学梦想，更感谢他给了我父亲般的关爱。
那天，教室外大雨滂沱。我也不知怎么了，眼眶发酸，浑身酸痛无力，光想趴在桌子上睡觉。皮老头发现了我的异样，问咋回事。我说浑身没力，想睡觉。他把手背贴在我的额头上，“烫的厉害，走去医院。”他急促的说。我看看窗外瓢泼的大雨，摇了摇头，又伏在桌子上。“快点，我去推车子，你拿上伞。”
就这样，皮老师推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吃力地撑着土黄色的帆布伞，尽力给老师遮些雨。我们一跐一滑的走向医院。风太大了，没走多远风就把伞吹翻了，伞骨朝外。老师停下车子把伞布重新翻过来。“别全撑开，合上一半，遮住你自己就行，不用管我。”风实在太大了，而且我把伞完全撑开，阻力就更大，老师推着车子前行更困难。我只好按他说的，把伞撑到最小，仅仅把我的头脸、上半身遮进去。老师就完全暴露雨中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医院。医生一边给我量体温，一边听诊。“你这家长怎么让孩子烧到这么厉害，呼吸急促，怕是烧成肺炎了。”医生不满地对老师说。
“这是我老师，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发的烧。”我连忙像医生解释。
医生又看一眼被雨浇透的老师，眼神里多了满满地敬意。
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又包了药，回去的路上，雨小了很多。好的路段老师就骑一段，泥泞路段他就推着车，看着他吃力的背影，我几次要下车，都被他拒绝了。
“老师下去排队了！”班长再次跑到办公室喊我，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看向门外，班长身后还偷偷跟着几个马尾辫，肯定是急不可待了。叽叽喳喳的谈论着：“看我头发乱不？”“我这刘海行不行？”“要是能去宿舍换身裙子就更美了！”……
我当年照毕业相时何尝不是一样地兴奋。可等到毕业离校的那一刻，我才恍然醒悟，这一别可能再也不见。几个要好的女同学抱在一起，哭得梨花带雨；男生红着眼睛，嫌弃似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又跟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可一转身，看到身后的班主任，瞬间破防，压着嗓子说：“老师，我会回来看您的。”
可自那以后真的再也没有见过班主任。我对他的感激、思念就像加了时间的酵母，时间愈久欲膨胀、膨胀……
“往前看，大家微笑，一二三，喊向——前——”随着摄影声专业又不乏幽默地引导，孩子们纷纷高喊“向——前——”咧开的嘴巴，兴奋的表情瞬间被相机定格。
照片定格下青春的模样，却抵不住时光的流逝。时光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却把这份青春的情感沉淀。待多年以后，翻出这份发黄的相册，回味今天的一切是否还是这般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