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解读》之文字下乡 一

“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

从空间阻隔上来说，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是熟人社会更迭为陌生人社会之后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在乡土社会则不然。在之前我们便提到过，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地方性很强，交流较少的村落为基本单位构成的，每一个村落内部都是一个小社会即熟人社会，而对于其他单位来说，则是一种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文字则显得没那么必要。在一个Face to Face group（面对面的社群）中，有着许多可以表情达意的工具，例如：当一个与你十分相熟之人登门拜访或者来电问候之时，对方不必详尽的说出自己的姓名，甚至只需一个“我”字，你便心领神会。

更有甚者，犹如归有光于《项脊轩志》里所说，他日常接触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脚声来辨别来者是谁。这说明，脚步声，说话声，甚至于气味，都是足以在一个熟悉的群体里辨别身份的关键证据，如若还觉得有疑虑，想想当你不小心和一位陌生的，体味芬芳的女士有了一定的接触之后回家，家中贤妻的反应便知。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探寻一下文字的起源。

文字的发生，可以探寻到“结绳记事”。需要结绳记事是因为在较大的空间和时间广度上，人和人的接触交流发生了障碍，我们不能当着面交流，才需要一些东西来代替。在广西的瑶山里，部落有急情，就派人送一枚铜钱去别的部落，对方接收到之后，立刻派人来救。这是“文字”，一种约定好了的记号。而如果是在一种能随心所欲面对面交谈的情境之中，这种被事先约定好了的意义的记号反而会成为一种拘束，不但多余，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By the way，这里说的事先约定好的意义不仅仅是指上文铜钱那样，见此物速来救援的意义，还指的是这个字本身的意义 。比如在民国时期，当时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青年恋人之间的交流受着观念、交通等的限制，比较流行写信和情书，很多悲剧都是因为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可能是缺乏对彼此的了解，会将某一方的玩笑话当真，而另一方随手一写的话却被另一方认为矫情，而从前慢，车马也慢，一来二去，误会没有及时解除，可能就有不可挽回的后果出现，这倒是很像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及的猜疑链。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要学习的就是文法。另外，在不同语境中，我们要学习不同的文字叙述，这可以说是文字的艺术。文法和艺术，是为了弥补文字作为传情达意的工具不可避免的缺陷而出现的，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很多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文法和艺术的存在，并不是说我们面对面交流时没有文法和艺术，而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使用着更加便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传达情意，就像我们可以指着我们自己而在对话里省去一个“我”字，可以故意去眨巴眨巴眼睛来表达我们要使坏的意思。可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于是只好依着语法来写一个完整的句子，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所以不好。但在说话时我们句句都用一个十分完整的句子的话，不免有些迂阔可笑。

既然文字是为用于不同的两个单位能够进行更好的交流，同时文字也会有出现词不达意，传达的情感，意义不完全的情况，那么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似乎的确没必要去使用效率低下的方式来交流。

语言本就是用声音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

语言，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当比较正式的文字之间的交流传递制约人和人发生交流，需要彼此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是必须让对方知道你所表达的意义。象征是要有着被绝大多数人所共认的意义的，或者说这一象征能够在多数人里产生相同的反应。所以，对于需要普遍交流，特别最好是一语通用的语言来说，不可能存在独属于个人的或少数人的特殊语言直接成为社会的，通用的语言的情况。要让多数人对同一象征都有着统一认识，他们必须要有着相同的经历，也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里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的来源，使用方法和目的相差无几，因而才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的意义。诺曼人曾长时间征服了英格兰，但法语却没成为英格兰的第一语言，极大的原因是统治者并没有将法语推向民众，使得民众没有熟悉和学习法语的机会，因而对于其子孙后代来说，打招呼要使用的文字工具仍然是hello而不是bonjour，吃一个苹果是eat an apple而不是manger une pomme。这就是因为诺曼人没让民众学习到法语的象征体系。所以，在每个不同的生活群体中，也就是不同的社会中，必有属于他们的特殊语言，有着一些别的语言无法翻译的字句。

既然语言只能在同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上发生，那么群体愈大，囊括的人经验越繁杂，发生语言的共同基础也必然有限，即相似性越少，于是语言会变得逐渐简单干练，这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说个人的特殊的语言没有直接成为社会的普遍的语言的可能，但是在同一个群体之中，除了有为群体熟悉的共同语言之外，还会有个人的，少数人之间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存在于少数人之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谓的“黑话”“行话”。往小了说，比如像每个寝室里面，都会有“行话”或者说是“暗语”“暗号”更为合适。

“特殊语言”不过是亲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征体系的一部分，用声音来作象征的那一部分。在一个亲密群体里，表情，动作等都是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比声音更容易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传情达意。而即使是使用语言时，也总是有着其他象征元素在配合着。这点，先生讲的很清楚：“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说：“真是那个！”同时眉毛一皱，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肤一紧，用手指在头发里一插，头一沉，对方也就明白“那个”是“没有办法”、“失望”的意思了。如果同样的两个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里，意义可以完全不同。”

“特殊语言“经常是有效的，因为它能摆脱文字的先定意义的限制，在这里，先生将语言比作成是我们的社会所制作的筛子，这个筛子的格子的大小差不多是固定的，而我们要表达的情意的大小并不一定与这格子的大小相同，当你使用语言文字时，我们的情意并不一定会成功顺利的通过这个筛子而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文字的限制。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你和一位朋友越熟，那么你和他所需要的用文字和语言的沟通也就越少了，代之以更多的眼神暗示，手势，等等。所谓“眉目传情，指石为证”。在一个愈发紧密的熟人社会中，我们逐渐抛弃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工具，追求更加直接的方法。所以，在原来的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也并不是唯一的高效交流手段。

之前提到，乡土社会是比较封闭的，有些时候甚至相距不远的村落交流都十分稀少，或许也就局限于村头与村尾的老人之间的唠嗑，两家之间跨村的世纪联姻而已，甚至在进入21世纪许久之后，都有着因故而拒绝通婚百余年的村子存在。正因如此，随着独立的0熟人社会愈发成熟，更高效的交流手段的使用，使得“特殊语言”使用的更加频繁。并不是说文字在一个成熟的熟人社会消失了，它始终存在着，只不过由于人们使用的优先级较低，使得耗费大量精力去认许多字对于许多人来说用处不大，更多时候会认“话”，会察言观色即可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一世，顶多会写牛猪羊鸡，会在墙上画正字，也就差不多了。这是文字在空间上的阻隔，也是文字有必要下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