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社会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出生就有交往意识，到了三岁至六岁才会有朋友意识。这一生中走进你生命的朋友许许多多，陪你走到底的却越来越少，大多中途下车，然后慢慢消失在你的记忆中。唯有人之初的朋友，虽懵懵懂懂，却难以忘怀，他是那么清晰地印刻在你的记忆里。
周拴柱
1958年，那年我5岁，我们搬进了新家。那是一个由棉纺公司出资建造，职工分期付款购买的工人新村。我门住进的是公助一村。两层联排、红窗红瓦，很漂亮。人口多的人家可以买独门独户，人口少的只能买半户。我们家买的是楼上，周拴柱就住在我们楼下。拴柱家早我们几日入住，又是我妈的同事，所以我们乔迁时，拴柱一家热情地欢迎了我们。这时我看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胖嘟嘟的小脸，翘嘴唇，人中特别深，满脸雀斑，正用那乌溜溜的眸子，偷偷地打量我，他就是周拴柱。
拴柱大我一岁，安徽合肥人，和“蚂蚁”、“矮姨”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拴柱叫妈妈“蚂蚁”，而称奶奶是矮姨。“矮姨”其实是“蚂蚁”的妈妈，也就是外婆。我也不知道拴柱为什么没有爸爸？而拴柱又随母姓。便有好事者来打听，“蚂蚁”总是很不情愿的回答，支支吾吾地说在乡下呢。于是大家便胡乱猜测。终于有一天，拴住的爸爸出现在他们家里，一切谣言嘎然而止。拴住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拴住的妈姨叫周秀英，外号“老歪”。和拴住长得一模一样，肥肥的，黑黑的，翘嘴唇，人中似深沟。说着一口浓浓的合肥话，让人听了费劲。等我稍大一点，我常常偷学她说话，“你先死（洗），我后死（洗），”“子毛菜（鸡毛菜）”。和拴柱打闹时，常说“你妈是蚂蚁，踩死蚂蚁，踩死蚂蚁…”还用脚在地上踩两下。坦白说，我不喜欢“蚂蚁”是因为她长得不好看，不知为什么，我那么小就以貌取人。“蚂蚁”是个厚道人，有同事不小心叫漏嘴，叫她老歪她也不生气，尽管心里很不情愿接受这个的外号。
我喜欢 老歪的妈妈，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和他们长得不一样，我想年轻时一定很好看。有点像电影明星白杨，瓜子脸，脸上有许多老人斑，花白的头发凌乱的挽一个咎，总是笑眯眯的，不停地用合肥话叮嘱拴柱：“不可欺负妹妹呀”
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父母要上班，我没地方托，就临时托给矮姨（奶奶）看管一下。矮姨对我呵护有加，总把我当宝贝一样小心看管，也许是别人家的孩子需格外上心。于是拴柱就成了我的玩伴。我不太喜欢拴柱那一张汗津津的脸，蒸笼头，顽皮的时候，头发都会被汗水浸湿，雀斑更明显。拴柱喜欢打弹珠，我也只能跟着他玩弹珠。那是男孩们玩的游戏，趴在地上，脏兮兮的。拴柱家的地面是三合土铺的，没多久就被拴柱捣鼓的坑坑洼洼的，被打造成老虎洞。拴柱教我游戏规则，从这个洞打到那个洞。渐渐我也喜欢打弹珠了。玩弹珠时我常常会耍赖，故意用手碰一下，让弹珠进洞。拴柱也会让着我，习惯性地讨好我，也许是大人的叮咛，也许是稀罕我这个妹妹。拴柱总是努力地当好哥哥。有时外面有小朋友欺负我，拴柱总是当仁不让地冲出去保护我。
母亲是老歪的顶头上司，同事加近邻，两家人家处得十分亲密。矮姨每日早早做了晚饭，然后在母亲下班后把炉子交给我们家做饭。这样母亲就不用生炉子了，直接拿来就用。做完饭母亲会加足煤球，把炉子还给拴柱家。后来干脆就把米在上班前就交给矮姨，矮姨会在母亲下班前把饭做好，母亲回家只要炒个菜就可以吃饭了。同样母亲在单位也会对老歪网开一面，照顾有加。母亲有时因为开会回来晚了，我就在拴柱家吃饭，吃完饭后，矮姨会把我和拴柱一起洗洗睡觉。这时我和拴柱在床上疯玩，大叫痴笑。直到玩累了，睡着了，母亲把我抱回家。
拴柱渐渐长大了，有了小男子汉的模样。他开始不好意思和小姑娘厮混在一起，看我时总装着不屑的样子。对我渐渐地疏远了。我有点失落。每次他有事没事和我搭讪一下，我会很开心，说明他没有不理我。尤其是当我移情于其它小朋友时，他的眼神总带有妒意，让我很放心，他还是在乎我的。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两家的关系走到了尽头。
事情是这样的。在这个新村里凡买半幢房屋的住户，厨房都是合用的。合用厨房难免会产生矛盾，这些矛盾积压了许久后，总要找个突破口。楼下住户便萌生出想分割厨房的念头，楼上住户当然不愿意。总共七八个平方的小厨房，一分二，楼上住户要放置一个楼梯，剩下的面积，就转不过身来了。于是楼下住户为达成目的和楼上谈判，让出一点面积给楼上。于是楼上住户因不堪忍受邻里纠纷的烦恼，迫于无奈松口。于是一场分割厨房的旋风一下子席卷着整个新村。所有楼下的住户纷纷效仿，寻事挑衅，发动战争，逼楼上用户就范。那一阵子，整个工人新村，形成了两大阵营。楼上派和楼下派，火药味十足。有的胆小的楼上派，不等拉响警报，就乖乖投降了。
我们和拴柱家的厨房基本上是我们独用的，所以没有什么矛盾。从一开始搬来，矮姨就在自己屋里做饭，把厨房让给我们使用。母亲曾多次建议她到厨房来做饭，他们都很大度地说不用，在自家烧方便。其实她们还是不习惯把自家的生活资料放在公共场合。如果拿来拿去，既不方便，又显小气，干脆就做个顺水人情。
不谙世事的母亲，根本没把此事放在心上。我们两家关系这么好，战火不会烧到我们头上。可在老歪心里却掀起了波澜。老歪是个老实人，这事不知如何提起，开不了口。更有人嫉妒我们家，沾老歪便宜，从中挑唆。老歪心里藏起了一个小心魔，便变得别别扭扭起来。先是提出她们家也想用厨房，母亲忙不迭地把地方腾出来。其实她们还是没来烧饭，只是放了一张桌子。接着在单位为了一点琐事和母亲闹别扭，不说话了。再后来，矛盾日益加深，任何事都是导火线，开始明里暗里骂街了。最后因她们放在厨房的那张桌子，被火烫了一个洞，战争打响了。她们用我家的炉勾，比划着洞口，以示铁证如山。母亲气得脸色刷白，和老歪大吵起来。一直老实巴交的老歪突然凶猛无比，而那位慈祥的矮姨也一反常态，成了战士。一向强势的母亲因为气愤和激动，竟簌簌发抖，气势锐减，大有要败下阵来的趋势，我则因这突发事件变得目瞪口呆，我无论如何也鼓不起勇气加入战斗。这时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拴柱拿着一块大石头猛然砸向我家的楼梯，把我家的楼梯砸了一个大瘪塘。这一砸也重重地砸在我心上，把我的心砸碎了。我默默地低下了头，心里难受极了。
我一直认为大人间的矛盾，我们小孩不应该参与进去。大人们的事，不应该影响我们小孩的友谊。然而这一砸我知道了，我和拴柱没有未来了。
母亲后来终于想明白，为什么会和老歪走到这一步，归根结底是老歪要寻因分割厨房。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如此脆弱，垂泪对父亲说，“她本来可以好好跟我提出，我会同意的，为什么造出那么多事来糟蹋我”母亲决定离开这块伤心地。

次年我们离开了公助一村。在搬离前，拴柱几次和我搭讪说话，我都不理睬。我和拴柱之间的故事戛然而止。
后来我也曾陆陆续续的听到一些传言，说他后来去了他父亲那里插队落户。但一直没有听到过他返城的消息。
后来又过了很多年，我路过那个新村时，有强烈的冲动，想去我童年住过的地方看看，希望偶遇拴柱，终究没能如愿。周拴柱，你现在还好吗？

诸国忠
在我7岁那年，一个初夏的清晨，我还在睡梦中，被一阵叽叽喳喳地说话声给吵醒。我竖起耳朵听到，其中有外婆的声音，而且很大声。那时弟弟出生不久，外婆从乡下到上海，是来帮忙照看弟弟的 ，平时从来不多城里人的事。今天这么激动，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我睡不住了，一骨碌爬起来去看个究竟。

我下楼看到隔壁戚茹英阿姨家门口围着一堆人。我钻进去看见一个小男孩，和我差不多大。黄黄的瘦脸，一双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穿着一件破旧的咖啡色卫衣，外面罩着土布织成的背带裤，背带裤的护胸上贴着一张写了密密麻麻字的红纸。他挺着肚子，局促不安的拨弄着手指，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身边有一个小行囊。我听大人们争相在念红纸上的字。大致意思是孩子出生于哪一年，今年六岁，因家中贫困，无力抚养，望哪位好心人收养之类的话。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日子很艰难，常常有丢弃孩子的事发生。有一次我还看到垃圾桶旁，丢了一个弃婴，已被冻死，被收垃圾的人，一锹送到垃圾车内。邻居们议论纷纷：定是打听到戚茹英无儿无女，送上门了。唉！好可怜的孩子。有人咋咋呼呼地嚷嚷，“赶快通知戚茹英，让她回来”。又有人说戚茹英昨晚是夜班，应该马上到家了。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询问起小孩各种各样问题，还问他肚子饿不饿？小男孩低着头一言不发，像只惊恐的小鸟。外婆回去拿了一个馒头，塞到他手上，他不知可否地拿在手上，在周围人不停的劝说下，才慢慢地用手抠着往嘴里塞。

戚茹英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阿姨，说话声音轻轻的、柔柔的，打扮的优雅得体。不太和邻居交往，也从不管别人闲事。她下班回家后看见家门口围了一堆人，好像并没有很吃惊。她一言不发地听着邻人七嘴八舌汇报情况，脸上做出很无奈的样子，然后一一道谢，把孩子领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天天都到她家门口，有事没事的逛逛，希望看到那个从天而降的孩子，可很失望，一次也没看到过。但倒是听到了许多大人们的闲言碎语，说这小孩不是别人家的，就是戚茹英兄弟家的，怕报不上户口故演这一出。一次听母亲问戚茹英，“小囡户口报好了伐？”戚茹英说，“报好了。”“叫啥名字？”“诸国忠”这时我才知道戚茹英老公姓诸。戚茹英老公在闵行上班，那时交通不方便，闵行是很乡下的地方，所以住在厂里，一周回来一次。

天热了，诸国忠终于下楼了，因为夏天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口摆张小桌子吃饭，这样比较凉快。我这才有接近诸国忠的机会。我走上前搭讪戚茹英，叫了声“阿姨。”眼睛却盯着诸国忠。诸国忠还是那么害羞，低着头，不好意思瞅我。戚茹英说：“快叫阿姐，这是咪家阿姐，以后你们就在一起玩吧！”诸国忠腼腆的轻轻叫了声“阿姐。”第一次有人叫我阿姐，感到有点别扭。这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我对戚茹英阿姨有好感，是因为她喜欢我。她对我说话总是柔声柔气的，充满爱意。不像我妈说话总对我吼，让人感到紧张兮兮的。戚茹英阿姨常对我说，“你妈生小弟弟了，不喜欢你了，你给阿姨当女儿好不好？”我面上摇头，心里却想，我如果有个像戚茹英这样的妈妈该多好！可是我发现戚茹英阿姨对国忠可不是这样，总是皱着眉头，很严肃的样子。国忠很怕他妈妈，总是低眉顺眼，诚惶诚恐。可是越这样，戚茹英阿姨越生气，他们家住在楼上，常常可以听到诸国忠吃生活的哭叫声。因为我也常常被母亲吃生活，心想大概世上的妈妈都是对别人家的孩子好，对自家的孩子不好。于是我对诸国忠有了同情心和同病相怜的感觉。

可邻居们不这么想，我被我妈怎么打骂，大伙都觉得天经地义，小孩不听话就是要吃生活。而诸国忠一挨打像打在邻居们身上，众目睽睽，敢怒不敢言的样子。大家都认为戚茹英虐待这孩子了，连外婆也常常嘀咕，这孩子太可怜了。久而久之，我也有这个感觉。我发现我妈打我时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戚茹英打国忠是没有声音的，是用手掐的。诸国忠身上就会多了些乌青块，成了戚茹英的罪证。我妈打过我后总是给我弄好吃的，像是赔礼道歉；而戚茹英打过国忠后总是罚他不吃饭，国忠暗暗垂泪，不敢发声。我对戚茹英真有些失望，她在我心目中不再美好了。有一天她和我开玩笑说，你长大后嫁拨阿拉国忠好伐，拨阿姨当媳妇。我听了很生气，朝她翻了一下白眼，惹的她哈哈大笑，我好长时间都不想搭理她。

戚茹英不喜欢和别人交往，所以她也不允许国忠和别人交往，唯我例外，所以诸国忠很珍惜我这个朋友，总是阿姐长阿姐短地拍我马屁。坦白说论朋友我是有点瞧不上他的，我不喜欢他那畏畏缩缩的样子，感觉有点娘。我和他玩纯属于同情和友善，再说我没有什么朋友。我生性孤僻，不合群。那时周拴柱已不屑和我在一起了，只能将就一下。不过我还是感觉到周拴柱眼中的醋意。

有一天戚茹英上班去了，诸国忠提议，邀请我到他家楼上去玩，我听了兴奋极了。这么多年戚茹英从来没有邀请我到她家去玩过，我很想知道她家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脱了鞋蹑手蹑脚地爬到他家楼上，戚士英阿姨的家和她人一样整洁漂亮。国忠对我说，我们来唱戏吧。他把戚士英的丝巾、花衣服，翻出来披在身上，在床上扭来扭去，甩水袖。我对他那套把戏实在不感兴趣，却被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上面盖着绣花罩子。我问国忠这是什么？他说是缝纫机，是我妈妈做衣服用的。我太好奇了，因为我们家没有。我问国忠可以打开看看嘛？他想都不想说可以。这时的国忠已疯过了头，早已把戚士英丢到脑后了，这是他最放飞自我的时候。而我则一把扯掉了罩子，想把缝纫机打开。缝纫机上有一大一小的两块盖板，我用指甲抠抠大的，又抠抠小的，就无法把盖子打开。我在抽屉里发现一把剪刀，于是就用剪刀撬，还是打不开，只得作罢。正当我准备放弃的那一刻，我发现我闯祸了，缝纫机盖板缝上已伤痕累累。盖板缝像花边一样，光滑的面板如同被老鼠啃过。我慌忙盖上罩子，转头发现国忠还在自我陶醉中。我忐忑不安地向他坦白，“怎么办？我把你妈妈的缝纫机弄坏了。”他说不要紧，把它盖起来。他找了点衣物放在缝纫机上，帮我掩盖罪证。

晚上我一直竖起耳朵在听，国忠有没有挨打，有没有出卖我。第二天我见到戚茹英阿姨，心虚地躲避着她的眼光，可她还是一如既往用温柔的口吻和我打招呼，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是她没发现？还是国忠替我扛了？或是戚茹英阿姨不想让我难堪，我不得而知。

国忠渐渐长大，他已不再把戚茹英阿姨的打骂当回事了，敢跟戚茹英翻眼睛了。他已经可以帮戚茹英阿姨干许多家务活了。

小学毕业那年我离开时，去跟戚茹英和国忠告别。戚茹英对我说了些客套话，“要常来玩啊！”国忠却难受地对我说：“阿姐，你一定要来看我奥！”我心里酸酸的，从此这世上注定要少了一个喊我阿姐的人。

后来我一次也没去看过他们。很多年以后我总是喜欢从妈妈的嘴里掏点有关戚茹英阿姨和国忠的消息，因为妈妈有许多同事还住在那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国忠是个好小囡，长大后对戚茹英很好。没有记仇。我想国忠是善良的，戚士英只是不会如何当妈妈而已，内心应该也是善良的。

王国香

五岁的孩子可能没有什么观察力，我眼里只有周拴柱一个小朋友。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发现我家对面也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鹅蛋脸上嵌着一双乌溜溜的杏仁眼，皮肤微黑。她常斜着那双杏仁眼偷偷观察我。

王国香和我都不是善于搭讪的人，后来我们还是在大人的撮合下交了朋友。显然王国香是非常乐意和我交朋友的，因为每次找我玩都非常的主动和热情。当然我也一样，被王国香接纳成为朋友深感荣幸。因为我发现，她比我能干多了，而且很有主见。

我和王国香在一起明显不是一种很平等的关系，有点像上下级关系。当然王国香做领导是必须的。王国香喜欢我完全是因为我的盲从；而我喜欢王国香全然是出于对她的崇拜。王国香先我之前已有一个小伙伴，叫鞠仙珍。鞠仙珍是个没心没肺，天真烂漫的女孩，整天乐呵呵的。王国香天生具有组织能力，很快就把我和鞠仙珍收之麾下，成立了一个小王国，王国香在这个王国里有绝对的话语权。比如怎么玩、玩什么，都由她说了算。王国香对傻乎乎的鞠仙珍说话总用训斥的口吻，"勿要痴头怪脑”。对我要客气多了，为此我十分受宠若惊。

有一次王国香不知为什么事与鞠仙珍闹掰了，忿忿地对我说：“侬以后不要和鞠仙珍玩了，伊老十三的，我已经不睬她了。”我不过脑地答应下来。鞠仙珍没人玩了，就越过王国香来找我玩，我实在抗拒不了鞠仙珍那天真无邪的笑容和热情，就瞒着王国香和她暗度陈仓起来。这事没多久就被王国香发现了。她的愤怒和鄙视让我无地自容。她几乎好长没和我说话，我对她则非常的歉疚。后来她和鞠仙珍又好上了，我也得到了特赦，王国香原谅了我。我发现鞠仙珍和王国香重归于好后，马上眼里就没有我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和鞠仙珍有过交往。

王国香身上总透着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冷静。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个星期日，父亲给了我一角钱，让我去看上午学生场电影，只要五分钱。还可以有余钱坐单程公交，然后去爷爷家蹭饭。关于看电影这事我很在行，因为父亲喜欢看电影，常带我去。但一个人去看我还是有点胆怯，我需要一个伙伴陪我一起去。于是我找到王国香，向她推荐了这个大胆的计划。王国香先是一怔，显然她从没有过这个想法。考虑了片刻，她不无遗憾地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只有四分钱。”我不想让这个计划泡汤，说：“那么，我可以送你一分钱”王国香想了一会：“不行，我小弟怎么办？”那时星期天，父母上班，大的要带小的。是啊！小弟怎么办？我绞尽脑汁还是不想放弃。我突然想起小弟不用买票，没有超过一米。王国香也眼睛一亮，对呀，小弟不用买票。我们立刻激动起来了，说走就走。

我 们还是坐车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自说自话的上了车，买了一张票，售票员见上来一帮小孩，也不想和我们啰嗦。

到了电影院，快要开场了。我们买了两张票匆匆到检票口，不料被检票员拦住了，说只能进两个小朋友。我们说小弟不会看电影，小弟也不坐位置，“叔叔求你了，小弟在外面会弄丢的。”无论我们怎么死搅蛮缠，软磨硬泡，叔叔就是不松口。我们只好放弃了，决定回售票口去退票。只见退票窗口已关闭，我顿时就傻眼了。这时王国香非常果断地说，你带我家小弟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们！我这时感到王国香特别高大，特别有牺牲精神。那次电影我记忆犹深，是一部译制片，名字叫《海蒂》，电影已放了一半了。只看到一个叫海蒂的女孩如何帮助一个脾气古怪，患有残疾的富家小姐的故事。很感人，也很励志。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王国香惊喜的表情，一把拉住小弟的手，问我在里面吵不？我说一点也没吵，特别乖。看到消失了一个多小时的小弟安然无恙的回到自己身边，王国香特别高兴。

我们在一起长大，渐渐形成了各自的个性。我也没有那么盲从了，王国香也越来越敏感了。王国香从不和男孩玩，有一次她对我说不要和诸国忠玩，我没吭声。她知道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俯首帖耳的小姑娘了；我常常会用沉默来挑战她的观点和思想。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似乎渐行渐远，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为了什么事，我们连话也不讲了。可是我们彼此都放不下对方，从眼神可以看出。王国香看见我总是把眼睛垂下，而不是斜视。我则期待着她突然有一天和我打招呼。我们都不是那种积极主动的人。尽管我们早已彼此原谅。

在我快要离开公助一村的时候，王国香家里遭遇不测，母亲患了精神疾病，这对于高傲自负的她打击是很大的。小小年纪就开始背负照顾家庭的责任。后来家中经济上出了点问题，他们家就把前客堂出租给别人，他们都是后门进出，所以我几乎见不到她了。我天天希望能在路上遇见她，和她道个别。但我却没有勇气去她家找她，尤其是在她落魄的时候。

我想我和王国香前世还是有点纠结的，老天爷最终还是安排了一个让我们见面的机会。那是2009年，父亲病危住进了医院，我在医院陪伴父亲，有事要回一趟家。我在电力学院门口的公交站等车，发现有一女子径直向我走来，开口说：侬是咪家伐？我几乎也马上认出了她，王国香！太惊讶了，也太意外了。儿时的小伙伴竟然在花甲之年偶遇，还能认出对方，太惊奇了。我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问你怎么在这儿？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说她已经退休了，在电力学院食堂帮帮忙，反正呆在家也没事。还问你爸妈还好吗？我说我爸在住院，我刚从医院出来。那时的我好像得了强迫症，逢人就要讲父亲生病的故事，她马上转移了话题，然后匆匆结束了谈话，告辞了。我不知所措，傻傻的站着那里和她说再见。一切都没有变，她永远掌握着话语权。在她面前我永远是那样被动和木讷。

回家以后想想，特别懊恼，为什么不加个微信呢？至少要留个联系电话呀！也许她压根就没这个打算，也许我们还在等对方主动，或许我们就只有这点缘分。王国香，我好想对你吐露心声，我一直都想成为你的好朋友。

儿童世界也有一个小社会，他们和大人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交错，虽也有起起伏伏，恩恩怨怨，但没有诡异和阴谋，也没有仇恨和鄙视。它像是在成人社会里孕育的一朵小花，那么纯洁美好。有人说童年的友谊是上帝馈赠给你最珍贵的礼物，它像珍珠一样沉淀在你记忆的长河，永远值得珍藏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