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远方: 从农村娃到加拿大CNC专家（5）

天真的小学生

除了农忙干农活，我的童年时光多是在小学念书中度过。虽然文革期间上学管的不是很严，但我还是比较爱学习的，很少逃学。我上的罗州城小学离家不远，就在蕲春师范前面的罗州城遗留的古城上。那是几间砖瓦房并列一排的教室，是古城推平后盖起来的，前面是用石滚子碾压后形成的操场。每当放学的时候，我和同学们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稀稀拉拉的排着队伍从城上走下来，路过几户人家门口，沿着几条水塘边的小路就各自回家了。

上小学那么多年，关于学校的记忆不是很多。印象较深的当然是我为学费挨打的事情了。那时我弟兄几个都上学了，家里更是难上加难，虽然那年月上学花不了几个钱，可家里哪来的钱啊。从那时起，我基本上是靠打白条混日子，每年开学交费时总是拿上父亲打的白条子，写着欠几多几多钱，遇到性子急的老师，三天两头催着交钱，害羞的我总恨不得钻到地里去，回家总闹着跟父亲要钱。

有一次我急了，说不给钱就不去上学。气得父亲打了我，大哥也骂我。撕打中我还把大哥的一支钢笔给弄断了，于是我被撵出了家门，躲在野外草垛里伤心的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害得家人到处找。第二天我还是硬着头皮上学去了，没办法，家里穷，闹也没有用。有的老师知道情况的，干脆懒得催，就这样，白条子或还或欠的，或减免或不了了之。

也许有人不怎么相信，可我家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父母一年忙到头，公分没挣多少，看病借债却不少，所以我家几乎年年都是超支户。每到年关，父亲总是被干部叫去开会，当然是要还债了。于是养的猪被牵走抵债了，鸡蛋拿附近厂里换钱了，每到年底家里难得买二两肉过年。吃的都发愁，更谈不上穿的了。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同龄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穿了几年大哥二哥旧衣服的我，终于忍不住闹开了，为此还挨了一顿揍，最后父母还是同意请同村的裁缝为我做了一套，我高兴得不得了，天天去看我的新衣服做好了没有，那心情真像盼星星盼月亮一般。

那时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和书包，就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至于买儿童玩具想都不用想。那时我最喜爱玩具的就是用黄泥做的泥巴手枪了，那是一种纯度较高的只有古城上才有的黄泥，捏成手枪形状后放在热的炉灰里烤干，然后再用小刀修整，刮的漂漂亮亮的。虽然是假的，而且没法装子弹，可我也爱不释手。如果央求大人再做一个皮套挂在腰间，那更是神气的不得了。

后来，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就让正在念高中的大哥退学回家，挣钱还债。尽管大哥年少身体单薄，可也是个不服气的人，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挣工分。多年以后才慢慢还清了债。记得后来大哥还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员，还是民兵小队长，年少好奇的我还摸过他们的步枪，可惜力气小，拉不动枪栓。

夏天天气炎热，外面树上的蝉儿很多，“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不忙的时候，我就四处捡知了壳。在自家院子里和马路边的树上，发现了蝉壳，就用长长的竹竿把它敲下来，串成一串一串的，积攒多了以后，就拿到收购站里换零钱。

火热的阳光照进大门来，落在坑坑洼洼的堂屋地上。有时侯作业做完了，一个人无聊，经常拿着镜子或者玻璃片在堂屋里自个玩。透过玻璃的折射，将强光集中一点打在废纸上，不一会就能把纸烫个大窟窿。如果恰好看到有蚂蚁出没，强光追着蚂蚁到处跑，两下子就灭了它，像这样的童年趣事也是举不胜举。

农村几乎家家堂屋正上方都挂着毛主席像。偶尔在我无聊的时候，看着毛主席像发呆，于是有了神奇的发现，那就是在我苦闷的时候，看毛主席的像是十分严肃；如果是在开心的时候，看毛主席却是冲着我微笑。也就是说，你笑他也笑，你不笑他也不笑似的。而且无论我换个什么角度，觉得毛主席总是看着自己，似乎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那个环境下，毛主席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神。

突然有一天下午，附近蕲春师范学校的大喇叭播出了一阵哀乐，随后听到播音员沉痛地宣告毛主席去世了。当时我就蒙了，感觉天要塌了似的，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该怎么活呀。虽然那时的我还小，也不懂事，可真的就是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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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公社和大队也都组织了悼念活动，学校也组织我们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悼会。在大礼堂里，到处是花圈、标语，人们的泪水和哭声一片。那一阵子，大人们的眼里都是沉痛和彷徨，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只有我们这些不太懂事的孩子们，大多是好奇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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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对农村人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爆发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从收音机中听到的消息。当年的印象是十分的恐怖，天崩地裂，横尸遍野。那时没有电视，看不到后来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中类似的镜头，完全是听收音机和自己的想象。尤其是听说有人从死人身上偷东西，偷来的手表双手戴满了，感到十分的可恶。以至于后来有一阵子，老家也传言有地震，晚上在外面睡地震棚，偶尔听到一点猫狗叫，我都心惊肉跳的。

后来，91年我参加工作不久，到唐山出差一次，还特意去参观了唐山抗震纪念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