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名: La part maudite
内容介绍：
1949年，在《被诅咒的部分》出版之际，巴塔耶表示自己十八年来一直致力于撰写这部表现世界的作品，而十六年前发表在《社会批评》杂志上的《耗费的概念》则是其初步研究成果。对于乔治•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在某些特定学科之外，触及了每一个研究地球上能量运动的学科的关键问题……从地球物理学到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甚至那些可以被认为属于艺术、文学和诗歌的领域都首先与过剩能量的运动……相关联，这一运动体现在生活的沸腾之中”。这项工作的深刻意义在于：世界的沸腾——“舍弃”“排出”和“爆发”——被构想为不断赋予作者生命活力的沸腾。因此，《被诅咒的部分》在乔治•巴塔耶的作品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作者介绍：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博学多识，思想庞杂，其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巴塔耶的思想上承尼采、克尔凯郭尔、萨德的批判倾向，下启20世纪后期法国诸家思潮，对福柯 、德里达、波德里亚等人的影响尤深，颇具反叛精神，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精彩书评：
壹：短评
# 巴塔耶真是个奇人，带着对学术著作的期待读完了两本小说集《天空之蓝》和《不可能性》，然后带着对小说的期待打开《被诅咒的部分》，发现是本学术著作
# 把事物所蕴含的零星隐喻过于当回事是后现代人永远无法克服的一个弊病，因为他们总要为某种设想的内在性超越或力量的爆发寻找一个寄托点，从而越走越偏，回到了形而上学的老路子上，只能拿怪话填满虚浮的理论框架。 巴塔耶在尝试提出一种普遍经济的学说时，总要幻想耗费代表着某种反抗物质的秩序，要么就是暗示着一类辩证法。并不是说细致的实证考察就是社会学的正义路径，但仅凭借一些零星捕捉的细碎现象便对宏大的命题张口就来也是没谁了。相比之下，福柯则要高明的多，他起码懂得一遍遍地消化真正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各类档案来证实自己的理论。 怎么说呢，既然对"内在体验"敏感就去专一地书写个体经验之类的理论吧。不是所有事情都能见微知著，分析完个体就能进一步推论至集体的。巴塔耶低估了世界的复杂性，越来越大脑升级，，，
# 不太好归类的作品，因涉及人类学、经济学、神学，而整本书又是用文学语言写成的，探讨的是能量守恒之类的问题，归结的则是人类价值取向这样的奥义。照作者看法，过剩能量指的是超过维持生命体或组织必需的那部分能量，其出路（“消耗”）不外两途：前现代社会的人祭和夸富宴（“消耗型”），以及现代社会的战争与生产力再增长（“积累型”）。过剩能量经此发泄，可实现财富重新分配和系统健康循环。这些内容，书末附录的张生老师的文章梳理得非常清楚。我这里补充的是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问题，即巴塔耶如此关心“过剩能量”的去向，意欲何为？这一点，他在肯定资本主义注重生产力再增长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坚持认为，解决物质问题就足够这一观点首先是最可接受的。但解决生命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不能仅成为物，而应无限至上地存在。尽管问题的解决是满足物
# 连读三本巴塔耶。《天空之蓝》像邪典小说，一个周旋在三个女人之间的中年男人的性异常，其实是国际局势的暗喻；《吉尔·德·莱斯案》有点老学究（可能翻译有关），借助一个著名案例指向基督教赎罪观的拷问；《被诅咒的部分》表面上是经济学随笔，核心围绕“消耗”，但这个概念的阐析延伸至基督教与革命、美苏争霸、印第安人类学研究、伊斯兰社会军事化、资本主义与工业社会等，实际上是在深究伦理学意义上“人与世界”的关系。PS：可怜的一部著作，1949年出版第一年卖了不到50本。巴塔耶从前就格格不入，思想多元化，当时没几个人懂他，后来因为福柯超级爱他，布朗肖、罗兰·巴特、让·鲍德里亚等人也都赞美他，才在他逝后刮起旋风。
贰：
在《被诅咒的部分》里，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描述了美洲部落的一种习俗：首领将大量财富隆重赠予对手，目的在于羞辱、挑战并强迫他。受赠人若想消除羞辱、反抗挑战，就必须举办一次新的，更加慷慨的夸富宴来进行回应。
夸富宴在人类学文献中非常著名。最初关注这种现象并系统分析的哲学作品，是马塞尔·莫斯的《论馈赠》。莫斯指出，“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每个人都力争比别人给出的更多，成为这个竞赛的赢家，这种行为建立在两个原则基础之上：信用与荣誉。不是马上偿还，而是稍后回报，这就是信用；如果回赠没有超过收取，就会像咱中国人经常说的——没面子。
巴塔耶肯定了莫斯所意识到的伦理行为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言，不妨视之为在“礼”和“义”的基础上建构的共同社会生活。不过，巴塔耶主要是从普遍经济学角度去剖析夸富宴，而且，比起原初的“建立联系”，巴塔耶更关注当代社会对它的消解。
巴塔耶说，夸富宴是一种财富流通的方式，但它将议价排除在外。当双方的对立激化、各自轮番表明可以给出更多的时候，这种财富流通方式就造成了无限与有限的自相矛盾。那就不再是送出礼物了，而是要销毁、损坏那些珍贵的物品，以示自己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需求的奴仆。极端表现就是屠杀奴隶或献祭活人，通过把人“物品化”的方式作为炫耀。
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是“权力”的意志。赠予人在表面上损失了财产，但在受赠人消除由此产生的义务之前，两者实际上处于黑格尔所阐释的心理上的主奴位置。所以，巴塔耶说，夸富宴无法被归结为对损失的欲求，它带给赠予人的不是报复性回赠中不可避免的财物增加，而是它给予最终获胜者的“地位”。
在乔治·巴塔耶生活的时代，下列事实为他的批判理论及其独特阐析提供了根据：工业文明不合理的迅猛发展；生产与消费、增长与倒退之间的不协调；大国侵略扩张的野心；频繁的战争灾难；核威胁；剥削的加剧；阶层的分化；人口增长与环境负荷……所有这些都指向巴塔耶称之为“被诅咒的部分”，指向人与世界和谐关系的破坏。
这个世界不仅苦于匮乏与不满足，发达工业社会奇异而疯狂的一点，还在于无度的挥霍与无休止的消耗。巴塔耶认为，相对于生产，财富的“耗费”才是首要对象。“耗费”构成了这部论著的核心要点，也是作者深刻敏锐之所在。
从文化分析角度，巴塔耶以自然界的三种奢侈——吃、死亡和性生殖切入，指出地球生命史主要是疯狂的丰盛的结果，现代权力经由劳动和技术的扩张以及人的异化导致越来越密切的集中。财富的消耗加剧了斗争与破坏的维度。巴塔耶在论述中引入了印度的贫困问题。他认为印度的贫困问题无法同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及其与工业发展之间的比例失调分开，印度工业增长的可能性也无法与美国的资源过剩分开。巴塔耶的矛头还指向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他看来，国际局势的博弈也包含着“夸富宴”背后的逻辑，美国的经济压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工业过剩的消耗，马歇尔计划就是一种解决方案。在本书的结束部分，巴塔耶从普遍经济学原理回归哲学探讨，就增长的这一从属关系，强调个体应当拥有自我意识，一种不再以任何物为目标的意识。
这部中文译著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巴塔耶为《社会批评》撰写的《耗费的概念》，当时他35岁；二是同名的《被诅咒的部分》，出版于1949年，当时他52岁。归置一处，更完整呈现了巴塔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巴塔耶很多元，既是哲学家，也是小说家、批评家、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巴塔耶自觉甘当“边缘分子”，以至于《被诅咒的部分》出版一年内只卖了50本左右，但他逝后很快刮起“旋风”，福柯、布朗肖、罗兰•巴特、鲍德里亚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或许，站在角落，视线更灵活，视野也很不一样。
《被诅咒的部分》作为普遍经济学，巴塔耶的出发点实际上仍然是宗教的，所以还是要从宗教角度去理解吧。除了基督教，这本书里还有一部分谈到了伊斯兰教，北美阿兹特克人的世界观也是宗教性的。
因为求发表，很多敏感点要避开。宗教的、政治的、色情的，这些话题都不行。然而这些实质上是巴塔耶哲学的核心要义。乔治·巴塔耶受尼采“反基督”的影响，也对萨德侯爵和性变态感兴趣，而几乎所有的法国哲学都是政治的，所以，我这篇写得实在不咋样，抱歉，实际上偏移了，请阅读原著。
叁：
这本书真的非常新，以至于我都不怎么看得懂，懵懵懂懂翻完整本书，看了张生老师的导读才慢慢梳理出来这本书的结构。先说文题，所谓“被诅咒的部分”，就是社会中人类社会中过剩的能量，这一部分注定是要被耗费的，至于为什么会被耗费，还没看明白。这本书的论述就围绕“过剩的能量”如何被“耗费”展开。在原始社会，主要是通过“无用”的，不理性的献祭或者夸富宴消耗掉。到了伊斯兰教式的军事社会和资本主义商业社会，这部分能量就分别被用于扩大权力和生产，即系统自身的增长来实现。作者强调，每一个系统都需要达到自身的平衡，即这部分“沸腾”的能量一定要被消耗掉，不然就会导致系统的奔溃。一个极不理性的消耗方式便是战争。反之，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将国内过剩的资源用于支持贫弱的其他国家，是相对理性和有益的。遗憾的是，由于人们狭隘的眼界，这样理性的消耗事例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的。
肆：
当然，对普遍经济的阐述要求介入公共事务。但首先也更为深刻的在于，它以意识为目标，从一开始就关注自我意识，人类最终将在对其一连串历史形态的清晰视野中实现这一自我意识。
——《第一章 理论导言》
九品书库的第1584本，单纯从数字意义上来理解，在它前面是一种物的累积：不同的书被挑选被购买，不同的书又在阅读之后回归摆放的位置，横的、竖的，站立的，倒下的，物的累积是在静态中产生的，如果单纯回到这一本被打开的书，撇除五个月前购书那晚的心理，撇除原价49元的图书打折之后是多少价格，当乔治·巴塔耶的名字和著作再一次进入我的视野，阅读是不是趋向于一种有用？是不是产生一种愉悦？当它在阅读之后和物的累积一样被弃之于角落，是不是也是一种耗费？
所有问题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阅读是不是一种如饥似渴的状态？甚至可以扩展之，对于图书的购置，是不是接近于一种财富的拥有，从而在越来越执着于阅读的状态中，产生了一种物质之外的象征性获取？甚至，把图书购买和阅读变成了对于自身不足的弥补，从而在奢侈意义上达到了富有？不管是象征性获取的精神意义，还是弥补自身不足式的知识积累，都是一种向内的过程，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将意识转化为了一种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纯粹的内在性，它摆脱了书作为一种物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这种自我意识不再以任何物为目的，它的获取性意义，它的奢侈和富有，都不是“一劳永逸地被给定”，而是在自我意识中“呈现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中”。
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去除了一劳永逸地被给定模式，实际上按照巴塔耶的说法，是一种“耗费”，而且是非生产性耗费，而且是在一种损失原则中建立的耗费——它与结算差额的经济原则相悖，“重点都是损失，损失必须尽可能最大化，以使活动获取它真正的意义。”当巴塔耶将损失最大化看成是活动获取真正意义的原则，那么它所针对的一定就是经济学中的生产和理性原则。在他看来，如果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产生和保存将成为最终的目的，而在这个目的论中，“有用性”将成为最基本的原则，这就是效用原则，而效用原则的目标就是“愉悦”，在物质生产中愉悦，在财富获取中愉悦，在生命繁衍和保存中愉悦，甚至在与痛苦的斗争中愉悦，在暴力的病态中愉悦——不管是有用还是愉悦，都是在物质意义上的一种效用普遍化，甚至是一种在让步意义上的“辅助性消费”。
但是，就是因为流行着这样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有用目的和愉悦原则，巴塔耶认为，这是一种非成熟的人类活动，“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获取、保存与合理消耗的权利，但他们原则上排斥非生产性耗费。”在他看来，活动获取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生产和保存，而在于耗费，而且，生产和获取是作为耗费手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耗费才是真正的目的，才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真正根本性的变量：原始的经济制度中，物物交换在出让物品时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奢侈性损失，也正是有了这种损失最大化，才使得生产活动获取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耗费的过程中，获取才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古老的交换形式在一种称之为“夸富宴”的仪式中耗费被凸显出来，这种在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那里的形成的交换机制，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大量摧毁财富来挑战对手。它排除一切讨价还价，在公开馈赠数量可观的财富中，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而对手也不会轻易服输，他会用更大规模的“馈赠”来羞辱、挑战和强迫对手，夸富就是财富的不断对比，在对比中他么进入的不是物物交换的古典经济学世界，而是在耗费中获取一种权力，“权力总被富有者获得，于是财富就表现为一种获取，但这一权力意味着损失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则完全被引向损失。唯有通过损失，光荣和荣誉才与财富相连。”
这种非生产性的耗费带来的是挑战和竞争，而这种耗费并不只是社会意义的，它在本质上是生命的一种意义呈现，“构成生命的大量舍弃、排出和爆发可以被表达为生命只有随着这些系统的不足才得以开始。至少，生命所接受的秩序和保存，只有从有序的、保存的力量得以解放并出于某些不会被迫屈从于任何可解释之物的目的而消失的那一时刻起，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一种群体，人类总是“以最普遍的方式置身于耗费过程中”，这种耗费在自身能量资源的增长过程中，摆脱了对于物的拥有的目的论，而进入到纯粹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就是意识到增长将转化为纯粹耗费这一时刻的决定性意义，这就是巴塔耶所说的自我意识。
如果说，1935年写成的《耗费的概念》只是提出了耗费的内容定义和价值取向的话，十八年之后的《被诅咒的部分》则成为巴塔耶对于普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纲领，为耗费这个“被诅咒部分”正名的一份宣言。题辞上引用的是威廉·布莱克的一句话，“丰盛即美。”而在前言里，巴塔耶将这句话演绎为这样一个观点：“向生物和人类提出根本问题的并不是必要性，而是与之相反的‘奢侈’。”这个断言从何而来？从“耗费”的概念跳出来，这一次巴塔耶进入到的是“普遍经济”的意义中，进入到的是总体人类活动中，而他切入到这个普遍意义的“奢侈”便是从凯恩斯的“装钞票的瓶子”这个著名例子开始的。为什么要将钞票装入瓶子里，为什么要把瓶子埋入地下，为什么要让后来的人挖出瓶子？装入和挖出作为活动的开始和结束，在炒票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其意义何在？它是不是只是一种游戏？
“装钞票的瓶子”从来不是单纯的物，当它被埋入再到挖出，整个过程中体现了一种行动的“奢侈”：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原先装进钞票的瓶子挖出来，是不是看上去就是一种不具有任何实际效用的浪费？巴塔耶认为这种“令人疲惫的迂回”其实折射出耗费的真正奥秘，和人作为生物体一样，吃、死亡和性生殖就像是“装钞票的瓶子”，它用一种丰盛来体“令人疲惫的迂回”，而这种迂回却走向了生命意义的美，如此，则是“丰盛即美”的生动阐释：“我强调一个事实，即从精神自由来说，寻求解决方案是一种丰盛和多余：这赋予它无与伦比的力量。”丰盛即美，就在于为了丰盛，为了对于，必须拥有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驱动了行动，所以这个关涉到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总体，就是巴塔耶所说的“普遍经济”。他从基本事实出发，地球上的生命体所获得的的能量，比维持其生命所需更多，当这些能量过剩，一方面可能被用于系统的增长，但是如果系统达到了饱和，那么过剩部分就必须被毫无利益地损失、耗费——无论是否乐意，无论以光荣的还是灾难的方式出现，总之，能量必须被挥霍，而这种挥霍完成的是驱动地球能量的运动——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只有在过剩-被挥霍-驱动能量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永无止境地创造。
所以，巴塔耶设立了普遍经济的意义，那就是推翻有限有用的经济原则和道德，用“增长的扩张”实现一次哥白尼式的转变：从有限经济观转向普遍经济观。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如何会发生？首先，巴塔耶从生命意义来建立普遍经济规律，他已经指出，生命物质的原则本身就要求，耗费能量才能成为盈余的创造者，这与太阳这个能量之源的规律契合在一起，太阳能是生命蓬勃发展的本源，一切的能量都是在太阳辐射中被给予的，而且“不计补偿地施与能量”，这就是人类的财富，生物吸收能量，然后积聚起来，当用于自身生长的能量不再需要，它便开始挥霍，“因此，真正的过剩只有在个体或群体的生长受到限制时才开始。”不再需要当然是生长达到极限的标志，但是如果把这种能量封闭在锅炉中，那么它一定会爆炸，但是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生命就将进入到沸腾的状态，就会在极端的丰盛中、在接近爆炸的状态中，达到奢侈性的挥霍。
这便是一种普遍性意义：“地球上的生命史主要是疯狂的丰盛的结果：占据主导地位的事件是奢侈的发展和越来越耗费巨大的生命形式的产生。”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的奢侈有三种形式：吃、死亡和性生殖。相互捕食是最简单的奢侈形式，在生物链的不断演化和升级中，耗费所产生的巨大生命形式不断出现，而这种巨大生命形式又需要更多的耗费；死亡发生，意味着将必要的空间留给新生命，死亡意味着新生，意味着耗费之后的创造；性生殖也是在个体与母体分离之后得到了生命，这一种延续也是耗费的结果——在丰盛中产生的“令人疲惫的迂回”，就是一种普遍的运动，“处于扩张中，这向生命打开广阔的可能性和新的空间”，这个过程中，生命的压力将过剩的能量燃烧，而这个燃烧也和太阳来源相符。
财富在消耗中，消耗带来了行动，行动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和空间，但是，这种所谓的普遍自由不可避免地遭遇有限经济观，遭遇“正义”——正义要求必要性，拒绝奢侈的挥霍，当财富的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按照正义的要求，所谓的耗费，所谓的挥霍，便是一种非正义，甚至是“被诅咒的部分”。巴塔耶认为，所谓的正义服从的必要性是一种“平庸而中立的表象”，它以生产和保存的方式，以效用原则将自由的界限减缩至最低程度。为什么要诅咒？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在巴塔耶看来，诅咒的氛围是以焦虑为前提的，当生命的丰盛压力缺失，当自身对过剩没有强烈意识，焦虑便产生了，进而在焦虑意义上把耗费看成了被诅咒的部分，另一方面，当焦虑出现，又提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化解威胁性灾难的办法，无疑是相当失望的——但是，当焦虑出现，当诅咒开始，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机制中，却恰恰为意识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建立诅咒的运动没有清晰地出现在意识里，那么诅咒就不会形成。”也只有意识变成一种自我意识，诅咒才会消除，被诅咒的部分才会一种成为普遍经济。
建立普遍经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构建，所以巴塔耶建立普遍经济的最重要途径，就是阐述普遍历史观，只有从历史的切面介入公共事务，只有普遍经济适用于现时社会，才能在丰盛和多余中寻求解决方案，继而赋予这个社会“无与伦比的力量”。从第二部分开始，巴塔耶从“历史资料”中发现普遍历史中的意义，而这个历史它分成“消耗社会”“军事行动社会”“工业社会”和“现时社会”。把第一种历史称之为消耗社会，似乎就是巴塔耶耗费式普遍经济的原型：阿兹特克人的献祭和战争、以“夸富宴”为代表的竞争性馈赠都是是消耗社会的典型代表，当阿兹特克人用战争的俘虏用于献祭，一方面把人类看成是“为了向太阳献祭人的心脏和血液”而被创造出的：祭司在金字塔顶将被献祭者杀死，他们令被献祭者平躺在石制祭台上，用一把黑曜石制成的刀剖开其胸膛，他们将仍在跳动的心脏挖出并举向太阳，而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战争的征服意义：战争就是为了献祭，“一旦被选中，牺牲者便成为被诅咒的部分，将被用于暴力的消耗。”而这种献祭在“消耗社会”中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当这种仪式变成信仰，将消耗发挥了极端价值，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宗教，甚至成为了内在的自由，“这种内在自由的意义在摧毁中被赋予，摧毁的本质在于毫无收益地消耗诸多有用成果中可能留存的一切。”——被献祭者在献祭仪式中不再是暴力的牺牲品，他们作为一种牺牲，甚至彻底摆脱了现实，也拥有了内在的自由。
夸富宴的意义也是在挥霍中获取一种权力象征，当巴塔耶再次提及夸富宴，显然已经从十八年前的《耗费的理论》中提炼出了更具理论阐释意义的观点，在他看来，夸富宴具有的馈赠权力，是在损失中获得的，在表面上看起来，馈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挥霍只属于赠予人，但是赠予也是损失，只有在损失的基础上，主体才能加入到夸富的行列，才能用挥霍形式占据主动，才能成为另一个赠予人，所以从被赠予人变成赠予人，表现的就是地位的获得——所以这个夸富宴的理论就具有了首要根本法则，那就是只有坚决挥霍，才能获取资源，才能拥有地位。这个过程制造了矛盾，但是一种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出现了，“一般来说，献祭从世俗的流通中提取有用产品；夸富宴的馈赠原则上使最初无用的物品进入流通。”这种流动是一种奢侈和苦难，里面有谎言，有不幸，有让占有财富的人变质的嘲讽，“在军事剥削、宗教欺骗和资本主义侵占之外，如果没有破衣烂衫的光辉和冷漠的阴暗挑战，一切都无法找回财富的意义，那被财富显示为爆炸、挥霍和漫溢的东西。”
但是在军事行动社会里，甚至这种谎言和苦难也不复存在，巴塔耶举例伊斯兰教的圣战，是用军事秩序取代部落竞争，从而成为一种扩张式的征服，但是伊斯兰教本身却意味着顺从，穆斯林也是顺从的人，所以它只服从于纪律，“伊斯兰教是与变化无常的男子气概相悖、与多神教部落中阿拉伯人的个人主义相悖的纪律。”而且作为一种宗教，“挥霍、执拗、野蛮的战士，女子的爱慕者或情人，部落诗歌中的英雄，让位于虔诚的士兵，教律和礼仪的恪守者。”在工业社会里，巴塔耶认为，韦伯所强调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必然联系，加尔文主义的新教的确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他承认贸易的道德性，是对于路德教义中对耗费体系彻底否定的一次回归，所以他认为，宗教改革带来的深远影响，是转向了新的经济形式，这也促使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但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一个最危险的现象就是人被物所主宰，“我们以为自己获得了格拉尔圣杯，实际上却只得到了物，留在我们手中的不过是一只小锅……”马克思对于物化的揭示，是让人摆脱异化的结果，是走向内心自由的一个方向，是转向自我意识的一个起点。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苏联模式，并不是真正物的解放，它在进入工业化的过程中，在一种个人崇拜统治的政治生活中，生产变成一种权力，“苏维埃共产主义坚决拒绝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进入。”在美苏争霸的现时中，巴塔耶的选择性倾向是明显的，在他看来，苏联模式对于非生产性耗费原则的拒绝，恰好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创造了耗费的机会，在他看来，马歇尔计划对抗克里姆林宫，不是军事强国之间的霸权之争，而是两种经济方式之间的斗争，纠正欧洲国家对于美国的贸易结算逆差，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将产品转移至欧洲，从而在“损失”中加快耗费，也意味着，“世界的沸腾将加快”。
这种经济制度之间的斗争，或者是避免战争爆发的有效手段，巴塔耶将之命名为“动态和平”，“只有当经济运动给予产能增长一条战争之外的出路，人类才能和平地走向其问题的普遍解决。”动态和平的形态能够维持，其中有一种叫做意志的东西，一方面是苏联的革命意志，一种则是美国的民主意志，他们相互对抗，对抗中力量又相互损失，而损失在普遍经济的体系里，又维持着世界的本质运行，所以在这样一种走向现时的“普遍历史”中，巴塔耶认为对内在的完全拥有就是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从内而外解决问题，便成为一种神圣之物，“神圣之物使内在显露：它使实际处于内部的东西在外部被感知。正因为如此，自我意识最终要求，在内在的范畴中，一切都不再发生。”
从普遍经济到耗费原则，从耗费原则转向内在自由，从内在自由到自我意识，再从自我意识变成神圣之物，巴塔耶绝不是为了建立所谓的经济学说，而是用自我思考的方式抵达被耗费之后的“主体沸腾”。在《耗费的概念》完成十八年后，巴塔耶提出了宏大的计划，那就是建立一种普遍经济学，当他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客观上他知道“这样一本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书也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关注”，因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被诅咒的部分”来看，巴塔耶的阐述也存在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当把耗费变成一种伟大的权力和原则，实际上就是把生产放在了其对面，但是耗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造，而这样一种创造何尝不是生产？也就是说，一切的耗费其终极归向依然是生产。但是当巴塔耶知道计划过于宏大，知道自己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知道这本书写完也没有任何人关注，但是，他毅然走上了这条路，毅然付诸实践，这就是一种精神自由，就是内在的纯粹，就是要完成主体的沸腾——或者说，种种的不利就是一种巴塔耶自身的损失状态，正因为不足才能给“耗费”留下机会，才能用丰盛和多余来寻找方案，也才能激发无与伦比的力量，宛如那只“装钞票的瓶子”，在令人疲惫的迂回中，巴塔耶用自我献祭的方式找到了那一个神圣之物，耗费着，创造着，丰盛着，也散发着美，“一次人类献祭、一座教堂的建造或一个宝物的馈赠与小麦的销售具有同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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