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20年3月17日，农历庚子年二月二十四，我那亲爱的为儿女为家庭艰苦勤劳奋斗一生的父亲溘然长逝撒手尘寰，一个人，默默地，竟丝毫不给我们侍奉床前的机会，似和母亲约好了一般，只能为儿付出，不能为儿反哺！可如今父母仙去，为儿如我，悲愤愧悔，此恨绵绵积于胸中，痛彻心腑却无从宣泄!今日父亲头七，我幽居孤室，回想父母从前，往事历历在目，想撰此长文以记之，分散连日来心中难以化解的悲痛，也让少年懵懂的女儿果果能了解她的祖父母一生的艰辛。
一、70前：听父母回忆的年少时代
父亲是1949年生，母亲是1952年生，详细的生日他们也不知道。父亲自幼家贫，兄妹五人，伯父、父亲、大姑、叔叔、小姑。母亲兄妹四人，舅舅、姨母、母亲、小姨，家境亦贫，但好在有在外工作的三外祖父帮衬，境况稍好一些。父母俱成长于荒唐的年代，都没读什么书，父亲小学没读完，几年后又似乎补读了一年“耕中”，母亲说她断断续续读到了三年级，从我的认知来看，父亲还能连读带猜的看看家里我们带回来的小说和语文、历史课本，母亲似乎只能写自己、家人的姓名和简单的数字之类的文字。
据父亲回忆，祖父祖母年轻时勤耕苦做，攒下点钱在解放前夕买了几亩田地，所以解放后被划为“中农”，加上曾祖父解放前做过“联保主任”（可以协调管理几个保长的村官），所以木讷老实的祖父在村里备受欺凌，还一度被诬陷为“四类分子”，所以父亲的童年时代是在极端困难窘迫的生活条件下熬过来的。
少年时的父亲为了一家人少挨饿，学会了上树掏鸟蛋、下水抓鱼、摘野果野菜等求生本领，造就了反应机敏、判断果决的能力；因为常常帮祖父、堂伯父等反抗欺凌打抱不平，也养成了过激的嫉恶如仇、恩怨分明、暴躁刚烈的性格。大姑多年后经常回忆当年父亲掏鸟蛋时的情形，都是带着大姑一起，父亲在树上掏大姑在树下接，常常有大鸟不让掏，在大树旁盘旋鸣叫，甚至会把父亲的手臂啄得鲜血直流，大姑在树下哭喊他下来，可父亲总是不肯。
十五岁开始，父亲就开始了独自从通山山里贩运木材到我们这边来卖，那个年代是打击做生意的，都只能晚上悄悄行动，几十里的山路小径必须一夜走回，且不能开灯，背扛几十上百斤重的木材，还要躲避各种“岗哨”，个中艰辛可想而知。
十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跟村里毓然叔一起去蒲圻中伙铺林场砍树砍柴，是住在毓然叔继父家，因为毓然叔的继父是林场干部，能吃饱饭，所以一年下来父亲个子猛长，也练就了一副较健壮的身体。父亲是个特别恩怨分明的人，九十年代毓然叔患病无钱治疗，父亲东挪西借，一定要凑两千块钱借给毓然叔。
母亲的童年也是异常艰难，外祖母因为要补贴家用，就一度去了城里三外公家帮忙带孩子（我的堂舅堂姨），那时舅舅在外上学，姨母也寄养在三外公家，小姨尚未出生，家里就只有外公和母亲，那时农村经常有组织社员外出义务兴修水利工程之类的“公差”，外公一旦出“公差”去了，家里就只剩才几岁的母亲，因为不会做饭只能抓着生米吃，幼童时期的极度营养缺乏也导致了母亲一生的体弱多病。母亲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小姨出生后就在家帮着带小姨，后来帮着出工做农活。兄妹四人只有母亲基本没读什么书，也是兄妹中唯一的地道的农民，小时候生活也最艰苦，这份“最艰苦”后来也贯穿了母亲的一生。
二、70年代：我的模糊记忆
父亲母亲是71年结婚的，那时的农村婚姻基本都是媒妁之言父母包办，72年我哥哥出生，74年我也出生了，妹妹是78年出生的。
那时的房子都叫明三暗六、明五暗十之类名称，“明”是指表面只能看到前面主房，主房中间是类似于客厅一样的“堂屋”，两侧是卧室；“暗”是指实际上包含后面的副房，一般是用来做厨房、农具房、放粮食、柴火的库房，有的人家也有用来做猪圈或茅房的。我依稀的童年记忆中，老屋住着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父亲母亲、叔叔姑姑，还有我们一众小孩，说是一家人，但实际上是分了小家的，祖父祖母带着叔叔姑姑为一家，伯父伯母带着青哥又云红云一家，父亲母亲带着哥哥和我是一家，每家分开吃住，但凡伯父家或我们家有好吃的就一定要盛上一碗端给祖父先吃。祖父瘦长的身材，总是眯着眼睛不苟言笑，但喜欢喝酒，记忆中的场景总是这样的：祖母在灶台上边做饭，边喋喋不休的跟祖父吵架，祖父沉闷的坐在厨房门边小桌子旁就着一碟炒黄豆边喝酒，边回上几句，我和又云在旁边玩耍，红云在地上爬着，我们坐在厨房门槛上时，祖父偶尔会给我和又云一颗炒黄豆吃。
祖父在78年66岁时去世了，那是我记忆相对深刻的事，一大家所有大人都在哭，陈月基和熊末李的两位姑奶奶哭的尤为伤心。那天何家人都很忙，我一直是我外祖母抱着，先抱着看刚刚入棺的祖父最后一眼，看到祖父静静的躺在里面。后来上山前在门口塘边大枫树旁外祖母抱着我要把我递过去跨过“寿木”，我非常恐惧，吓得彻底憋不住了，牢牢的抓着外祖母大声哭叫，坚决不让别人接过去，外祖母没辙，最后是把我抱回家，到门口时听到外祖母跟其他人说我好“拐”，把她头发都撕落一大绺。
我们这一小家住在老屋最南侧的一间主房和一间副房，副房是厨房，主房是卧室，门对门隔着巷道，在这两间房里我们一直住到了80年。卧室里一个大床一个铺，我和哥哥是睡在铺上，每天晚上睡觉前母亲都会拿着蒲扇把账子里的蚊子扇出去然后再把蚊帐夹好，我和哥哥总是在蚊帐里一番嬉闹，有时把夹好的蚊帐弄开了会招来母亲笑着呵斥。妹妹出生时好像是上午或中午，那天二伯母（秀全哥的母亲）还有村里的几个妇女都围在床前，而我坐在竹床上喝着她们为母亲准备的红糖水。
父母分工明确，父亲不太去生产队挣工分而是以做“副业”为主，母亲以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为主。家里做饭、洗衣服、给我和哥哥洗澡都是母亲的事，母亲常常会把刚煮熟的饭用布包着捏成饭团给我们吃。父亲常常很忙，我因为太小弄不明白父亲那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后来大点就知道了主要是“切砖”，只是记得后来哥哥开始上学了，每天傍晚我们家就会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场景：哥哥坐在小板凳就着小桌子做作业（小桌也用来当凳子配大桌用的那种，念第4声“位”），父亲必定是坐在旁边监督，常常会很严厉的大声呵斥甚至打罚，这个时候我一定是在旁边噤若寒蝉不敢出声。
哥哥上学了，我总在外面和村里其它小孩一起玩耍，每到吃饭的时间，母亲会站在巷道门口“光明啦，光明嘞”大声而悠长的叫喊，有时我会自觉回来，有时玩得兴起就不会自己回，常常都要母亲找到我才会回家，小时候的我只惧怕父亲，却是不惧怕母亲的。母亲收工回来，有时会带着干活时生产队她们那几个妇女“打平伙”买的“猪耳朵”、西瓜、冰棒之类的零食，母亲总是舍不得自己吃，都会带回来给我们吃，冰棒常常都是放在搪瓷杯里化掉一大半的。那时的我也不完全是玩耍，在父母出去干活时我得负责看管妹妹，妹妹睡觉时要摇“摇窝”，这活基本都是祖母和我共同承担。
有一次哥哥带着我一起去何家堰的合作社帮家里买东西，合作社是个叫“佰保”的营业员，他给哥哥找回来一块钱，是用纸筒包好的由100个壹分硬币组成的，回到家爸爸发火了，非要哥哥去换回一元纸币不可，哥哥边哭边犟着不愿去，后来是叔叔或是小姑拿一块钱把这包硬币换了过去。
那时叔叔、小姑均未成家，叔叔常常在房里弄些颜料画笔之类的画着画，也会用搪瓷脸盆端着水去房里洗头，洗完后在把头发梳得油亮油亮的。叔叔喜欢抱着我举到头顶或往上抛出再接住，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游戏。小姑常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出去玩，抽“茅针”、拔“甜草根”吃，也会教我们唱歌，我会唱的第一首歌“泉水叮咚”就是小姑教的。
三、80年代：父母的幸福奋斗时光
80年我们家搬到村口大路边新盖的房子里，是个明五暗九的房子，因为钱不够，先只做了一大半，刚搬过去时堂屋左半边房子没做，只是垒了个围墙，父亲在围墙院子里种了很多向日葵。过一年又把左边这房子做起来了，再过一年又在主屋北边搭建了一排舍（土话念“撒”）专门用来做猪圈、牛圈、鸡屋、厕所。那个时候在农村一个小家庭能建这么大房子的不多，而且房子外墙全部是烧制的红砖，只有里面隔墙的上半截用了少许的土坯砖，当时建成的时候，村里的人、路过的人都经常会赞许一番，问父亲花了多少钱，然后说句“不容易啊”，父亲就会很自豪的介绍房子的各种构造细节。这栋房子一直住到现在，只是近些年才在父亲的坚持下改建成现在的模样。
盖这栋房子的钱主要都是父亲“切砖”挣下的，“切砖”是那时农村人家为了盖房子，在晚稻收割完成后，等田里水已晾干土壤含水量刚刚好的时候，用水牛拉着石滚在稻田里转着圈的反复碾压，至一周左右方才结实。然后就请父亲这样的“切砖”师傅带着工具过去，“切砖”是流水线作业，那天主家须请很多乡邻帮忙，最前面的人是负责沿纵向拉起间距20公分画出一条条的直线。第二道工序的人用“丫”字型且叉口40公分宽的木叉沿着直线扎出间距40公分的“洞点”。第三道工序的人用水牛拉着划刀沿着这些直线划出约12公分深的中间不间断的刀痕，形成长长的砖坯条。第四道工序的人用铁锹一样的铲刀脚踩着垂直向下比着扎好的“洞点”将砖坯条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第五道工序须多人操作，父亲负责执掌砖刀“切砖”，砖刀是个比较大的工具，前端是长40公分宽20公分的平铲刀片，有斜向2米左右长的刀杆，刀杆的末端垂直连着刀柄正中间，刀柄约50公分长。“切砖”时父亲两手分别握住刀柄两端，刀柄上会绑着长绳，前面会有三个人拉着长绳协助父亲用力，父亲顺着已经切割好的砖块底部，用力往前平推刀片，等刀片与砖块完全重合时，用力将砖刀往右侧反转，使砖块侧立起来，然后再切下一块，如此重复，将一田的砖切完。切好的土坯砖在田里晾晒一段时间，干透后就可以挑回家去盖房子了。“切砖”是个极其消耗体力的活，非身体强健之人无法承受，父亲也是常常咬紧牙关在进行。因为如此，主家对“切砖”师傅也是极其尊重的，那天都会准备最好的伙食招待三餐，一般还会给两包烟，都是“新华”、“圆球”、“大公鸡”之类。那时每天晚上回来，母亲在灶台上炒菜做饭，父亲坐着小椅子把我抱在腿上，在灶台下扎“火把”递进灶里烧火，然后一边跟母亲聊着当天的收入和主家或帮工的那些人的趣事，聊得高兴了会用胡子来扎我的小脸。等我们吃完饭把桌子收拾干净后，父亲通常会掏出当天收获的工钱和香烟摆在桌上，拿出小本子记下当天的收入，有时还会有部分家庭困难的主家有拖欠的也记录清楚，父亲“切砖”都是计件收费，几厘钱一块砖，通常一天能挣上5、6块钱。为了不影响稻田耕种，“切砖”一般都是晚稻收割完成后进行，以便在来年早稻插秧前把稻田恢复好，所以那几年父亲是农忙时节干农活，农闲时节“切砖”，一年辛苦的农村人一般冬天都能歇一歇，而父亲却是全年无休的忙碌着。
根据推断父亲应该是78年左右开始干“切砖”这行的，一直干到84年左右，那时农村慢慢富裕起来，盖房也逐渐改用红砖，“切砖”就没多少生意了，父亲又转行开始做豆腐。豆腐是先在家里做好，然后挑着担出去到附近各个村里兜售。做豆腐也很辛苦，父亲母亲每天都早早起床，将头天泡好的黄豆用手推石磨磨成浆，然后把磨好的浆倒入“摇浆包”里不停摇动（“摇浆包”是用块结实的纱布四角系在一个水平吊着的十字木架上，纱布不能绷着，得向下窝一些），一直将豆浆全部摇出流到下面的大木桶里，“摇浆包”里就只剩下豆渣。再将豆浆倒入大锅里煮开后又舀出倒回大木桶，然后点入少许石膏浆（是父亲从金牛街买回的晶莹剔透的石膏矿石，放在火里烧熟后碾压成粉，兑上水就成了石膏浆），过上几分钟豆浆在石膏的作用下就凝结成豆腐脑，然后再将豆腐脑盛入纱布里包好，上面压上木板，木板上再压上砖头，等纱布里的水逐渐渗出，过了一阵时间，卸下砖头、木板打开纱布，里面的豆腐就做好了。豆腐做好后父亲会把它切成小块，分别放入两个装着半桶清水的木桶里，然后挑着这两木桶就出去售卖了，通常这个时候太阳刚刚升起，并不影响母亲赶早出去干农活。为了不耽误干农活，父母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做豆腐，长期下来特别是母亲的身体难以承受，做豆腐好像也没“切砖”那样能赚钱，只做了两三年左右就没做了。
差不多在我刚上初中时父亲又开始“压面”（做面条），不是做着卖的，是帮着乡邻们加工，人家把面粉挑过来，我们帮着做成面条，一担收取几块钱的加工费。父亲先买的是用手摇的压面机，一年后又改成电动的。初中我们是住读的，有时候周末在家的时候我们也会帮父母摇压面机或将压出的面条拿到晒场上晾晒。父亲的“压面”生意一直做到90年我读中专的时候。中间有两三年突然之间苎麻价格暴涨，每年收麻的季节父亲也出去做些贩卖苎麻的生意，当时经常一天能赚十几块钱，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几十块，而那个时候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贩麻是我印象中父亲最能赚钱的时候。
母亲在80年代前期因为过于辛劳加上体质虚弱，常常会生病，严重时甚至晕倒。母亲一直有眼疾，盖房子的那两年，一度眼睛几乎失明，幸好后来又自己好转。到80年代后期，母亲的身体似乎好了很多，基本不怎么病了，即便每天干着很重的农活也能承受，父亲说母亲为了家庭硬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80年代母亲给我印象深刻的最悲伤的两次，一是外公去世时，一是父亲有年夏天为教训哥哥把哥哥丢到水里。外公去世是82年刚过完春节不久，我们家正在搭建主屋北边一排舍（土话念“撒”），外公是个很沉默的人，去世前一段时间总到我们家每天都帮着父亲搬砖搬瓦，做饭时也帮着母亲烧火。外公从我们家回去没一两天就去世了，母亲知道后哭的昏天黑地死去活来，我在一旁也吓得直哭。还有一次是在一个暑期的傍晚，因为我和哥哥白天没按父亲的要求在家学习而是出去玩耍，父亲气得把哥哥狠狠的打了一顿，甚至把哥哥抱着扔到门口塘的水里，是村里其他人帮着拉上来的，母亲为这事和父亲大哭大闹，甚至闹着要自杀，后来又哭晕倒了。第二天外祖母赶了过来，把父亲一顿臭骂，把母亲也接回娘家了，父亲后来赶过去外祖母家解释，说只是吓唬孩子，水的深浅他是知道的不可能有危险，但外祖母还是让母亲住了几天之后才回来。
那时小姨已参加工作，母亲每年都会在不太忙的时候分别去孝感姨妈和咸宁小姨那里一两次，有时候是和外祖母一起去，外祖母跟母亲内向木讷的性格截然不同，风风火火大大咧咧话也特别多，每次和母亲在一起总是教育母亲要少做一些要爱惜自己身体之类。那时孝感的姨父在电影院上班，姨妈在缝纫社上班，外婆和母亲每次去姨妈那里都会带回大包小包的缝纫社的布头、成品或半成品的书包、各种电影画报之类，电影画报拿回后一般是贴在墙上当装饰，布头拿回来母亲却是大有用处，多叠几层可以纳鞋底，少叠几层可以纳鞋垫，还可以做鞋面，拼接缝制起来可以用来做窗帘，也可做搭在收音机、电视机、缝纫机上面的遮灰布。外祖母和母亲每次去小姨那里，都会拿回很多信纸、账本、笔之类的文具，还会拿回小姨税务所里发的工作服，有时候小姨刚领的工作服就被外祖母拿到我们家了，所以我上初中时经常穿着税务工作服，我那时个子小，穿着女式小号的工作服刚刚好。
父亲对我们的呵护和教育是极其严格、仔细而且是用心琢磨方法的，超出了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家长的水平。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每个年级父亲都保持着和我们老师的良好紧密的沟通，了解我们的学习状况。我和哥哥读小学时，每天上学放学父亲只要能挤出时间，就在后面远远的看着我们，观察我们上下学路上的各种动向，放学回家写作业时，父亲常常会陪在旁边。我们家去小学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堰塘边，如果是风雨天，父亲有空时一定会接送，没空时他会再三叮嘱：如果大风吹着抓不住雨伞了就赶紧松手让它吹走，他怕我们会连人带伞一起被吹到堰塘里了。小学至初中这八年时间里，父亲对我们的成绩要求是很严格苛刻的，总分必须保持在年级前三名以内，无论期中或期末，分数没进前三名，回家一定要挨训的甚至挨打的，父亲也不会用力打，但咆哮起来的样子总是很吓人，母亲是劝不住的，常常都是祖母过来把父亲连劝带吼才罢休。成绩下降时，父亲也会帮我们分析原因，他也教我们学习方法，其中他说要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把当天学习的内容回想一遍，这样就会记得非常牢固，小学时稀里糊涂，初中时我基本就是按父亲说的，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当天学习的内容放电影似的在大脑中重新回想一遍，不记得的赶紧看一下书，的确是效果奇好。
因为父母的努力，80年代我们家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平均一到两个星期，父亲都会杀上一只鸡，让母亲放在蒸锅里清炖给我和哥哥吃，因为父母白天忙，炖鸡又要很长时间，我们都是晚上常常在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极不情愿的去吃炖好的鸡。父亲很会抓鱼，只要不是冬天，家里鲫鱼、泥鳅、鳝鱼之类的经常会有，要么油煎要么油炸，做法总是比较简单，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更易于存放的缘故。春夏之交雷雨季节，父亲常常在一场大暴雨即将结束时出门，带上渔网、锄头、蛇皮袋，沿着连接稻田与堰塘的田间水沟，逆着水流方向一路寻索，常常能找到一群群正在“上水”的鲫鱼，有时候拎回来的鲫鱼能倒上半脚盆。父亲说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经常能抓到很多鱼，只是那时家里穷，祖母做的鱼都是不怎么给油的，所以一家人都不太喜欢吃鱼。
80年代刚住进新房不久，我们家就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台收音机紧密伴随着我的小学岁月，每天听着焦宝如、单田芳等人的演播，水浒、三国、杨家将、隋唐演义等古典故事烂熟于心，以至于小学五年级时我能把隋唐18条梁山108条好汉从头排到尾。83年左右我们家买了黑白14吋“莺歌”电视，后来一两年又接着买了母亲的缝纫机、父亲的自行车，至今记得父亲绕着谷场练车的情形。有了自行车后，父亲去温泉三外公家、马桥小姨家的时候大多都是骑车去的，后来去乡间“收麻”也是经常骑车。
父亲喜欢置办家当，大到房舍、谷仓和“切砖”、“打豆腐”、“压面”的成套器具，小到各种农具应有尽有。只要一有空闲，父亲要么就在整改房舍，要么就在捣鼓制作各种工具农具，只要自己能做出来的绝对不会请匠人。父亲自制的农具只追求实用和旧材料的节约利用，不追求美观。有一次父亲叫刚学做木匠的奇哥（我的堂哥）在我们家干活，父亲要他做一个耙板比较大的“搭耙”，找来一块木板做耙板，奇哥准备做个普通的小巧美观的，父亲认为板子锯小就浪费了，而且耙板比较大的话干活效率高，而奇哥却认为耙板大了太丑，叔侄俩一番争执，固执的父亲把犟性子的奇哥狠狠的吼了一通，奇哥犟着跑掉了，当然第二天还是过来按父亲的意思做了一个大“搭耙”。
父亲的堂姐刘家姑母家，因为姑父早年去世，姑母一人拉扯大五个孩子极其不易。有一年刘家姑母家要盖房子，父亲足足过去帮了两个月，每天都是刚蒙蒙亮就和上面大伯父（父亲的堂兄）一起出发，晚上天黑后才回来。姑母家盖房子的方案安排、材料采买、工匠聘请以及与邻居关于地基矛盾的协调处理基本都是父亲出面。那一两年，刘家表姐在农忙季节，都会过来帮我们家割谷插秧，特别是当时已“出阁”的大表姐（新年表姐）经常都过来帮母亲做农活。
父亲这个喜欢帮忙和“喜欢为别人家强蛮做主”（母亲的评价）的性格体现在整个大家庭及亲戚日常交往生活中，大家庭里无论谁家有什么家庭矛盾需要协调，都会请父亲过去。要是大家庭里谁家与外人发生争执，父亲会立刻冲上去帮忙，一番争吵或打斗下来，往往是父亲成了“主角”，母亲是很不喜欢父亲的这个性格的，让人担惊受怕又无可奈何。
那时农村已有部分人开始进城打拼，或务工或做小生意，有些人逐渐富裕，也有人劝父亲出去闯一闯，父亲一笑置之。父亲说他不能长期在外，那样就可能会把我们三兄妹的学业丢了，说现在政策这么好，一定要努力尽快考出去，他总是把我们的前途当作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只要是为了我们兄妹的事，性格刚硬的父亲也会灵活变通也能低声下气。88年哥哥初中毕业考上中专，父亲意气风发，杀猪打豆腐，大宴宾客，把陈月基和熊末李的姑奶奶等尊亲都是提前几天就接来，宴席那天亲朋好友包括村里邻居来祝贺的络绎不绝，向父母祝贺，也向祖母外祖母祝贺。89年我也考上了中专，又是一番大肆庆祝，父亲母亲更是心满意足，倍感荣耀，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时光能停驻在那时该有多好啊，那是父母这一生之中最幸福快乐的一段时光，那一年父亲40岁母亲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