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为公，天下大同

《礼记•礼运》大同章里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大同”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道精神的体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以至于今日。

天下大同思想，最早由孔子提出，他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华民族应该亲如一家，情同手足，是“仁”的思想的最终归宿，而后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仁”的思想应用到政治生活领域，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思想。

《孟子》一书中记载，孟子见于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圃，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贤者能爱民养民，在天下人都有乐可享以后自己才会享乐，即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王筑灵台、灵沼百姓皆以为喜，争做劳力为之建造，因为文王能与民同乐，不贤者劳财伤民以供自己享乐，如秦始皇建造阿房宫，后世慈禧建造颐和园，虽建之却无福消受，历史上的暴君夏桀，百姓想与之俱亡，即使有亭台楼阁，又岂能与之共存？

中国在上古时期就有“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的传统，内圣外王的文化思想对于君主来说作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主应该行仁政王道。

自古人心向背，统治者应该养富与民，不违农时，多兴水利，不苛捐杂税，鼓励工商，节省府库，慎兴刀兵，选贤任能，广施教化。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粗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与水利息息相关，而水患多发，黄河、长江两条大河历史上水患不可胜数，在秦昭王时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工程使四川成了天府之国，养育了无数人口。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后期往往由于分封过多，宗室盘根错节，皇室府库开支甚巨，尤其在明朝以二十多年不上朝而出名的嘉靖皇帝期间，皇帝一心求道问玄，生活奢华，国库耗尽，以至于东南沿海倭寇犯乱无军费平叛，于是有了后世一直传颂的海瑞的《天下第一书》，其中写道：“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孟子生活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各国大兴刀兵，人口死伤无数，田地也无人耕种，《孙子兵法》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上兵伐谋，不可嗜战，杀戮成性，如此则伤民扰民，岂不闻“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战国时期，山东六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商贾往来，络绎不绝，以通有无，秦国偏安西垂，交通不便，百姓贫困，在历史上魏国曾有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给秦国以重创，秦魏河西之战后，秦孝公因国内贫弱，无力再战，遂割让河西之地连函谷关一并给魏国，魏国占了函谷关后，秦国已失去了秦东之天然屏障，岌岌可危，魏国大将庞涓以此为时机，盟约墨迹未干，即连同其他五国，欲一同分秦，并派遣魏国大量商贾进入秦国买卖妇女、奴隶、战争之资源，无奈被秦国发现，商贾全部被扣押，孝公以此为条件要挟魏王，魏国如失去这些商贾便一贫如洗，魏王妥协，秦国才有了喘息之机，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的刘邵在其著作《人物志》里写道：“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是故，明君治国，必贵乎选贤任能，昔文王之于姜尚，秦穆公之于百里奚，秦孝公发求贤令得大才商鞅，后世汉武帝举孝廉，魏晋九品中正制，隋开始兴科举，盖莫能外。

魏惠王死后，孟子见其子襄王，襄王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襄王又问：“天下如何才能定于一？”孟子说：“不爱好杀人者一之”。“一”即是奉行一个文化道统，就是仁政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