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制度形成于唐代。唐代贡茶分为”民贡“和”官焙“两种，民贡是地方主动进贡；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贡焙局，专制贡茶。
武夷山九龙窠崖壁上有一方唐代徐夤《谢尚书惠腊面茶》的茶诗摩崖石刻：“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
此诗说明，武夷茶早在唐代就已经作为民贡，开始进贡朝廷。唐代时，武夷茶从研膏转为腊片。研膏就是茶青经蒸焙后研碎而塑成团状。腊片则是将茶中加入香料配制成的片装茶型，而且有“飞鹊”之类的装饰图案。
“木兰船”就是专门运送贡茶的豪华官船。这种有“飞鹊”之类装饰图案的武夷茶非常珍贵，常常被皇帝用于赏赐臣下，而臣子们也以获得此赏赐为莫大的荣耀。
宋代，是中国制茶技术的变革时期，饮茶风气盛行，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宋代武夷茶在研膏、腊面的基础上，又制作龙凤团茶。
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记载：“腊茶‘建茶名。腊茶为其乳泛汤面，与溶腊相似，故名腊面茶也”。说明腊面茶是指该茶搅拌后其茶汤能形成白而细如溶腊样泡沫而得名。 宋代的点茶法，将茶沫加沸水搅拌后，形成白如溶腊般泡沫，被传为佳话。
关于腊面茶的工艺，元人王祯则说：“腊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罗，杂脑子诸香膏油，调齐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润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跨之异。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
说起武夷茶入贡，丁谓和蔡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苏轼有诗为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异，今年斗品充官茶。”可见武夷茶的入贡，始于宋代。诗中的前丁后蔡就是曾经相继任福建转运使的丁谓和蔡襄。由于他们对武夷茶的宠爱有加并大力推荐，武夷茶才被纳入贡茶而身价倍增。
丁谓（966-1037），字谓之，北宋初年宰相，前后共在相位七年。他机敏智谋，多才多艺，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他文追韩（愈）、柳（宗元），诗似杜甫，曾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所著《北苑茶录》，仅成书于宋咸平二年（999年），三卷，今已失传，记录贡茶采制法。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人 。北宋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和茶学家。
蔡襄为官正直，在泉州时，与卢锡共同主持建造万安桥（洛阳桥），在建州时，倡植福州至漳州七百里驿道松，主持制作武夷茶“小龙团”。所著《茶录》总结了古代制茶、品茶的经验，而《荔枝谱》则被称赞为“世界上第一部果树分类学著作“。其诗文清妙，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为”宋四家“之一。有《蔡忠惠公全集》传世。
蔡襄所撰《茶录》以记述茶事为基础，其中有云”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上篇《茶证》，论茶的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点茶；下篇《器论》，论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茶录》最早记述制作”小龙团“掺入香料的情况，提出了品评茶叶色、香、味的肉容，介绍了品饮茶叶的方法，是继唐代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吶的茶书。
宋代贡茶有几十种之多，此时武夷茶已经作为北苑贡茶的一部分而被进贡。明朝王应山的《闽大记》说：”茶出武夷，其品最佳，宋时制造充贡”。
宋淳化五年（994年），崇安正式建县，武夷山逐步走向兴盛，文人墨客、达官显贵、释子羽流，纷至沓来，声名日高。据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宋时范仲俺、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渭、刘子翚、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名天下。”
宋明理学研究专家朱平安老师认为，南宋以后，中国文化中心，逐步转移到以武夷山为中心的闽北地区，来武夷山观光游览、隐居讲学、求道访仙者与日俱增，武夷山盛极一时。名儒巨宦、释家羽士、文人墨客风流从云，荟萃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品茶论道，成为一件文化盛事。儒、释、道三道同山的武夷山，又成为僧道众相建寺造观的胜地。僧道众人凭借武夷茶的魅力，参禅悟道、静修炼丹，而且僧道们大多躬耕茶园，精于茶叶制作，茶事由此兴旺。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是一位嗜茶爱茶之人，他寓居武夷山52年，在武夷山兴建武夷精舍，授徒讲学，聚友述著，常常斗茶品茗，以茶论道，在他写《咏武夷茶》、《茶灶》、《茶坂》等诗后，使武夷茶名声大振。
《茶灶》诗云“仙翁遗茶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如今仙翁所遗茶灶犹在，并有摩崖石刻为证。
此外，《咏武夷茶》也一直流传至今，并镌刻在武夷山九龙窠崖壁：“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余自栽。地僻芳菲镇长在，谷寒彩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近山重叠翠成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