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升学竞争与学生课外补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薛海平 方晨晨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6年数据和各省高考本科录取率数据，利用多层线性伯努利模型，对各省高考升学竞争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关系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各省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随着各省本科生录取率的上升而上升，另一方面，又随着各省重点高校录取占比的上升而下降。（2）各省本科生录取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正影响，而重点高校录取占比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负影响。（3）高校本科录取率对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存在异质性，但对不同阶段学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不存在异质性。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扩张加深了学生和家长的高考升学竞争焦虑，促使基础教育各阶段学校学生更多参与课外补习以图进入重点大学，尤其是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课外补习以维持高考升学竞争优势。
关键词 课外补习;教育竞争;高考升学;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9468（2020）03-0172-15 DOI: 10.12088/pku1671-9468.202003009
言
一、引
课外补习在国际学术界通常被称为"影子教育"，即主流学校教育投射的一个影子，史蒂文森（D.L.Stevenson）和贝克（D.P.Baker）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发生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旨在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一系列教育活动"。1马克·贝磊（M.Bray）等进一步指出∶"课外补习是指为提高学生成绩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2在当今社会，教育已经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作为教育竞争的重要方式，"影子教育"在我国城乡地区迅速蔓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课外补习在我国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我国的教育竞争机制有关。目前，我国的教育竞争机制还是以选拔性的考试制度为主。教育竞争本质上属于同辈群体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则表现为获得更高的考试成绩或上更好的学校。【3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对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和重点大学的偏好成为了教育焦虑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焦虑促使家庭纷纷为子女选择课外补习，以便在高考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课外补习正成为学生和家庭之间开展升学竞争的有效手段。【课外补习对学生升学竞争的影响虽然受到各界关注，然而鲜有研究讨论升学竞争如何影响学生和家庭参与课外补习。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6年数据和各省高考录取率数据，采用多层线性伯努利模型，探究高考升学竞争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帮助学界理解当前课外补习"高烧不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进而为政府治理课外补习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二、相关文献回顾
近 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涌现出大量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文献，下文将从课外补习与教育竞争的关系这一问题出发，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
对于学生来说，查漏补缺、提高成绩是补习的首要目的，然而背后却隐藏着一场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在中国，不同的教育阶段都遵循择优录取的绩效原则，有条件的家庭购买额外的教育资源获得竞争优势，其实也就是购买了分数和更多的机会。【5李淑贞（S.Lee）和肖斯（R.C.Shouse）的研究发现，"声望取向"（prestige orientation）的文凭偏好促使很多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即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追求上重点高校的机会导致了大规模、高比例的课外补习的参与率。【6】薛海平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2年数据（CFPS2012），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活动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影子教育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与功能。研究认为，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家庭教育竞争中心正从学校教育转向影子教育，而影子教育系统中日益激烈的博弈竞争会对社会阶层间的良性循环和正常的社会流动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再生产原有的社会等级结构。【】张薇、马克·贝磊和李红兰探讨了诸多推动中国影子教育发展的特殊因素，认为中国异常激烈的高考竞争推动了低学段学生竞争，迫使各个家庭通过影子教育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周东洋和吴愈晓在探讨影响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因素时，从"个体——-结构"的研究视角进行归纳，认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动机和目的存在差异与升学标准和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分层程度有关，根源在于教育竞争在本质上受到教育制度的制约。而在中国，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相对于国外有过之而无不及，课外补习的参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教育竞争的影响。【9】
课外补习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已有研究探讨了影子教育规模、影响因素以及对学生发展影响，但较少涉及教育竞争与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关系，尤其是高考升学竞争是如何影响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相关实证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基于大规模基线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伯努利模型，分析高考升学竞争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关系，有助于弥补这方面的研究不足，为教育行政部门治理课外补习问题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三、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MI）是由拉夫特瑞（A.E.Raftery）等在 1993首先提出来的【10】。该理论认为，教育规模的不断增大并不能影响人们对教育机会的获取。当人们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超过了社会的总需求时，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现象并不能减少。只有当高层级的教育需求达到了某种饱和程度，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受教育机会差异才可能减小。否则，受教育机会的变化可能是相反的。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总是会寻求各种方式，使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最大化1】。
有效维持教育不平等理论（简称 EMI理论）是由卢卡斯（S.R.Lucas）在 MMI理论基础上提出的。【12】他认为 MMI理论没有考虑教育内部存在的差异问题，并不能阐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教育机会之间的深层关系。EMI理论的核心内容大致为∶当教育数量均等在某个层级实现后，应该考虑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处于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家庭无论怎么样都会努力确保他们自身或者其子女获得教育的优势。如果受教育机会在数量上存在不均等，那么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将会在教育数量上取得优势。如果在受教育质量上是不均等的，那么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将会在教育质量上取得优势。只要某一个教育层级还没有完全普及，处于优势阶层的家庭将会利用各种方式确保自身或者其子女取得该教育层级的优势。如果该层级的教育完全普及之后，那么他们会在确保教育数量的基础上，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13】
目前，随着高校不断扩招，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不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异正在缩小。此时，处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不满足于"上大学"，他们追求的是"上好大学"，要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而不仅仅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当一些省市的
假设 1∶本科生录取率越高的省/市/自治区，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高。假设2∶本科生录取率越高的省/市/自治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高。
假设3∶"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越高的省/市/自治区，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低。
假设4∶"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越高的省/市/自治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低。
四、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下简称CFPS）。 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日。CFPS 数据是目前国内少有的、较为综合性和全面性的大规模追踪调查数据，是现阶段比较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基线数据。本文样本包括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生，共 6082 名学生。本文的课外补习指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或培养才艺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补充性教育活动，包含了学术类和才艺类课程校外培训，这两类校外培训活动均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在衡量省内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时，本文用本科生录取率代表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率。数值越大，说明学生获取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激烈程度越低;数值越小，说明学生获取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激烈程度越大。考虑到一省本科录取率近两年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本文采用2016年某省本科录取率衡量 2016年该省高中学生感受到的近两年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激烈程度。
2016年某省木科生录取率一20l16年该省高中生被录取的木科生人数/ 2016 年该省的高中毕业人数①。
2016年某省"211"高校录取率=2016年该省高中生被"211"高校录取人数②/2016 年该省的高中毕业人数。
2016年某省"985"高校录取率=2016 年该省高中生被"985"高校录取人数①/2016年该省的高中毕业人数。
用"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来衡量某省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几率，主要衡量某省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211"高校录取占比为某省"211"高校录取率与本科录取率的比值，"985"高校录取占比为某省"985"高校录取率与本科录取率的比值。数值越大，说明学生获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竞争激烈程度越低;数值越小，说明学生获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竞争激烈程度越大。表1变量说明
变量说明变量名
变量类型
是否参与课外补习 0=否，1=是性别
0=女，1=男个人层面
是否重点校
0=否，1=是学校阶段
1=学前，2=小学，3=初中，4=高中
父母亲最高职业地位
1=下层，2=中层，3=上层父母亲最高学历
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
家庭层面
专，6=大学本科及以上
1=最低 25%，2= 25%～50%，3= 50%～
家庭人均纯收入
75%，4=最高 25%连续变量
2016 年人均 GDP
连续变量
2016 年本科生录取率省级层面
年"211"高校录取占比 连续 2016 年"985"高校录取占比 连
连续变量
注∶关于父母的职业背景，李春玲将职业分中上中产阶级、中下中产阶段和底层阶级，中上中产阶级包括∶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经济业务人员、私营企业主（雇工8人或以上）。中下中产阶级包括∶基层管理人员、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技术员、企事业单位职员、技术工人、军人警察消防人员、个体户/小业主（雇工 8人或以下）。底层阶级包括∶商业与服务业人员、非技术工人、农林牧
鱼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本文根据李春玲的分类将中上中产阶级划分为上层阶层，中下中产阶级划分为中产阶层，底层阶级划分为下层阶层。参见∶Li，C.(2010). Characterizing China's middle class: Heterogeneous composition and multiple identities.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135—156.
（二）研究方法
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受到个体、家庭、省份等多层次、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估计学生课外补习线性伯努利模型进行估计。本文将建立学生个体和省级两个层面的估计模型∶
1.零模型
该模型将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总差异分解为学生个体差异和省际差异两个层面，主要用于探讨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在省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模型如下∶
学生层∶Y= β，十r， r;～ N（0，δ°）
(1)
省级层∶β;= Yo0＋μo;，μoj ～ N（0，roo）
(2)
其中，Y，表示第j个省第i个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β，表示j省的学生平均课外补习参与率，Y表示总体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μ，表示省级的随机效应，8表示学生层面的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差异，to0表示省际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差异。
2.全模型
在零模型的基础上加上学生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变量构建全模型，主要用来考查学生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变量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情况，模型如下∶
学生层∶Y。= β;十βgender＋βzzdx＋βgxxjd＋β，fmzy＋居;fmxl
(1)
十βg;rjsr ＋r;，r;～ N（0，8°）
省级层∶β，= γ ＋为1GDP＋γolqv＋μ;，μ;～N（0，co）
(2)
五、参与课外补习与高考升学竞争的相关分析
（一）不同背景学生 参与课外补习的差异性
被调查学生样本中，14.0%的学生参与了课外补习，其中男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12.5%，明显低于女生的 15.7%。重点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
为 17.6%，明显高于非重点校学生的13.5%。说明我国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以"培优"为主，"好学生""好学校"的教育竞争更为激烈。学生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其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大。父母亲最高学历越高，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就越大。不同父母亲最高职业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有明显差异。父母亲最高职业为下层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11.1%，父母亲最高职业为中层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14.5%，父母亲最高职业为上层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24.6%。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较高，这也与目前诸多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这说明，教育竞争在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中更为激烈。不同学校阶段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有所差异。学前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低，为 11.3%，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14.5%，初中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17.8%，高中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13.5%。
（二）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与高校本科录取率的相关性分析由表 2 可知，上海市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为 33.8%，广西壮族自治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最低，为 1.6%。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以及东北三省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较高，中西部地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较低。这与薛海平等的研究结论一致。【14】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地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省市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要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当学校教育系统的质量无法达到预期的时候，一些收入较高的家庭会向校外教育系统寻求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此外，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系统更加偏向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导致一些家庭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所以这部分家庭有可能将子女送到课外补习班，从而导致不同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获得的市场教育资源的分化。
表2 各省/市/自治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省/市/自治区湖北省 33.8
省/市/自治区
课外补习参与率（%）
上海市江苏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北京市安徽省浙江省天津市吉林省山东省山西省湖南省河南省
陕西省 31.7
福建省 27.4
河北省 25.7
四川省 24.1
甘肃省 23.8
重庆市 20.7
云南省 20.6
广东省 20.5
江西省 19.6
贵州省 19.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8.7 18.0
课外补习参与率（%） 16.7 15.8 12.4 10.8 10.4 9.3 9.1 8.7 8.1 4.4
1.6
图1呈现了各省/市/自治区课外补习参与率、本科生录取率、"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的趋势。从图1可知，各省/市/自治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随着各省/市/自治区本科生录取率上升而上升，另一方面，又随着各省/市/自治区"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上升而下降。
为了进一步探究各省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与本科高校录取0.80
调 0.70 0.60 0.50 0.40 0.30 0.20
.0—·-o-·—。8
。-A—A A一A每——A——A—A一A一A—A——A一K合
—课外补习参与率
区-■一 本科生录取率
一—"211"高校录取占比 --"985"高校录取占比图 1 课外补习 参与率与高校录取率
率之间的关系，采用皮尔逊相关进行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省/市/自治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与本科生录取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六、高考升学竞争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分析
（一）高校录取率对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因素，本文首先建构不含任何解释变量的零模型，以分解造成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差异的来源。估计结果显示，省市内和省市间的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方差成分分别为0.1167 和 0.0065，其组内相关系数为 0.0528，说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总的变异中有 5.28%来源于省市间的差异，另有 94.72%来源于省市内部学生个体及家庭的差异，可见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差异受学生个体及家庭背景的影响总体上要大于省级层面因素的影响。从显著性水平来看，显著性检验的p值为零，表明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在省际有极其显著的差异。为此，需要建构多层线性模型来讨论和分析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因素。
表 3 中的模型1考察了各省/市/自治区本科生录取率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由模型1可知，女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显著高于男生。学生成绩等级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无显著影响。家庭人均纯收入、父母亲最高学历和父母亲最高职业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均有显著正影响。在控制了学生家庭背景和学校特征的情况下，人均 GDP 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无显著影响。本科生录取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正影响，即本科生录取率越高，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就越大。该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1。本科生录取率高，说明该省/市/自治区学生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率较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学生和家长并不满足于上大学，更想进入重点大学，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高校扩招20年来，高等教育的升学竞争压力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激烈。因此，学生和家长就会寻求参加课外补习，提高自己的高考升学竞争力，导致本科生录取率高的省/市/自治区 ，课外补习参与率反而更高。
在模型 2 和模型 3中分别放入"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均发现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负影响，表明"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越高，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就越低。该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3。"211"高校录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与本科生录取率的比值越高，说明该省/市/自治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率越大，升上重点大学的竞争越小，因此，学生和家长寻求课外补习的动机越弱，进而降低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
表 3 高校录取率对课外补习参与率影响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1模型 2
学生层
男生（以女生为参照）一0.377*
-0.379(0.103)
(0.103)
家庭人均纯收入 0.364*
0.364** 0.366*(0.060)
(0.060)
父母亲最高学历 0.221
0.219 0.221*"
(0.050)(0.050)(0.050)
0.216" 0.210"
父母亲最高职业地位 0.210*(0.082)(0.082)
0.226* 0.223*
重点校（以非重点校为参照）
(0.116)(0.116) 0.075 0.078
学校阶段 0.077
(0.068)(0.068)省级层人均 GDP 0.001
-0.001
(0.001)
模型 3
-0.377*
(0.103)
(0.060)
(0.080) 0.223*
(0.116)
(0.068)
-0.001
(0.001)
(0.001)
本科生录取率 2.799(1.195)
（续表）模型 3
模型1模型 2
"211"高校录取占比-10.647…
(3.925)
"985"高校录取占比-24.699**(14.055)截距
-2.304… 1.828"
-3.789…(0.858)
(0.768)(0.391)观察值 3320
3320
3320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高校 录取率对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高校录取率对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在模型 4、模型5和模型 6中分别加入本科生录取率与家庭人均收入、父母亲最高学历和父母亲最高职业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均有显著正影响。学生家庭背景强化了本科生录取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该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本科生录取率高，说明更多的学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感受到的孩子未来竞争压力会更大，更会让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以提高高考升学竞争力进入重点大学，接受更加优质的高等教育，从而保持未来竞争优势以维护自己的阶层地位。在模型7、模型8、模型 9、模型 10、模型 11、模型 12中分别加入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变量与"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均无显著影响，表明重点高校录取率对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也意味着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生感受到的上重点大学竞争压力不存在异质性。该结果并没有支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4。
为了进一步考察高校录取率对不同学校阶段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本文在模型13、模型14、模型15 中分别加入学校阶段与本科生录取率、"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的交互项，表7结果显示交互项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均无显著影响，表明高校录取率对不同学校阶段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意味着高考升学竞争压力已经传导到各阶段的学校。
表4 本科生录取率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
模型 5模型6
本科生录取率
本科生录取率×家庭人均收入
本科生录取率×父母亲最高学历本科生录取率×父母亲最高职业地位截距
观察值
注∶上述模型在学生层面均控制性别、家庭人均纯收入、父母亲最高学历、父母亲最高职业、是否重点校以及学校阶段，在省级层面均控制了人均 GDP，由于篇幅原因，此处省略控制变量系数。*p<0.1，" p<0.05，" 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5 "211"高校录取占比对学生课外补习 参与率的影响
"211"高校录取占比
"211"高校录取占比×家庭人均收入
"211"高校录取占比×父母亲最高学历"211"高校录取占比×父母亲最高职业地位截距观察值
注∶上述模型在学生层面均控制性别、家庭人均纯收入、父母亲最高学历、父母亲最高职业、是否重点校以及学校阶段，在省级层面均控制了人均GDP，由于篇幅原因，此处省略控制变量系数。*p<0.1，"p<0.05，" 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 "985"高校录取占比对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
"985"高校录取占比
"985"高校录取占比×家庭人均收入
"985"高校录取占比×父母亲最高学历
"985"高校录取占比×父母亲最高职业地位截距观察值
模型4 2.624(1.831) 0.552'(0.314)
2.769* 2.867
(1.638)
(1.582)
0.404*(0.245) 0.899 *"(0.459)
-3.336…
-3.367…(0.445)
-3.253…(0.454)
(0.446) 3320
β320
3320
模型7-18.297**(5.815) 0.735(0.681)
模型 8
模型 9
-11.760*-一14.543"'(5.801)
(5.968)
0.367(1.404) 2.102(2.384)
一1.686'-1.340
-0.881(0.931)
(0.941)(0.951) 3320
3320
332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0一36.692"*(18.733) 4.747(4.871)
-27.423-29.265
(18.866)
(18.738)
0.823(3.799) 2.559(6.929)
—2.174"-2. 096*"(1.046)(1.027) 3320
-1.
表7 本科录取率与不同阶段学校的交互作用对课外补习的异质性影响
模型 13 0. 012(0.154)
学校阶段
本科生 录取率
3.407"(1.736)
"211"高校录取占比
"985"高校录取占比
学校阶段×本科生录取率
-0.227(0.471)
学校阶段×"211"高校录取占比
学校阶段×"985"高校录取占比
截距
-3.963(0.531)
观察值
3320
模型 14模型 15一0.221 0.836(0.766)
(0.212)
-27.359**
(7.073)
-31.875*(17.849)
6.006(6.788) 1.149(1.588)-2.053"-0.302(1.074)
(0.960) 3320
3320
注∶上述模型在学生层面均控制性别、家庭人均纯收入、父母亲最高学历、父母亲最高职业以及是否重点校，在省级层面均控制了人均GDP，由于篇幅原因，此处省略控制变量系数。" p<0.1，""p<0.05， 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2016年的课外补习参与情况可能会受到往年高校录取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 2015年本科生录取率、2015年"211"高校录取占比、2015年"985"高校录取占比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高校录取率对 2016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与 2016 年高校录取率对 2016 年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基本一致，结果较为稳健。
七、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收集各省教育统计数据，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探究高校本科录取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各省/市/自治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随着各省/市/自治区本科生录取率上升而上升，另一方面，又随着各省/市/自治区"211"高校录
取占比和"985"高校录取占比上升而下降。
第二，本科生录取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正影响，即本科生录取率越高，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高。"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均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负影响，即重点高校录取占比越高，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就越低。
第三，本科录取率对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影响存在异质性，本科生录取率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越大。重点高校录取率对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不存在异质性，意味着不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生均致力于寻求课外补习以提高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
四，在模型中分别加入学校阶段与本科生录取率、"211"高校录取占比以及"985"高校录取占比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对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均无显著影响。说明高考升学竞争压力对基础教育各阶段学校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高考升学竞争压力已经传导到各阶段学校。
按照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MI）和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MI），不同背景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有差异的。当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模式时，"上大学"是人们的首要目标，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总是会寻找各种方式，帮助其子女争取"上大学"的机会以维持竞争优势。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时，由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不均衡，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存在较大的差距。此时，高考竞争的核心不在于受教育机会，而是教育质量，即不在于"上大学"，而在于"上好大学"。教育部发布的 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已进入普及化阶段。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入学率的提高，重点高校的入学机会出现了"队列拥挤现象"（cohort crowding）∶即高校扩招使得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同时重点高校的供给弹性却非常小，造成重点高校的竞争反而更加激烈。【15】中国高校扩招使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持续扩大，但是由于政府实施"制高点战略"等政策，重点高校的招生规模没有显著增加，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规模不断扩大。r6】【7】上大学已经不能有效维持
女竞争优势了，尤其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而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和分布不均衡，加重了他们的教育焦虑和负担，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大对
子的校外教育投入。因此，学阶段，也影响着小学和学前阶段，而且这种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为了上好大学，高考升学竞争不断向低学段的学生家庭蔓延。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与讨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资源促进省际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凸出，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分布严重不均衡。无论是"985"高校和"211"高校还是双一流高校，均呈现出东部密集，中西部稀疏的格局。不同省/市/自治区重点高校数量差异较大，造成不同省/市/自治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存在较大差异。重点高校录取率较低省/市/自治区学生和家长围绕"上好大学"竞争更激烈，他们的教育焦虑感更强，更有动机去寻求课外补习。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不发达地区扶持建设更多的重点高校，减少这些省/市/自治区学生的高考升学竞争压力，有助于降低课外补习参与率。
第二，面向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较为稀缺的省/市/自治区增加重点高校招生名额。高校扩招 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一般的适龄学生均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再关注于"上大学"而在于"上好大学"，反而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教育焦虑。学生为了能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进入重点高校，参加课外补习成为了"首选"，学生和家庭围绕课外补习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增加了他们的教育竞争焦虑，而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发展均衡化的政策导向和趋势，削弱了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子女学校教育质量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教育竞争焦虑，促使他们纷纷寻求课外补习，希望增强学生的高考升学竞争力，提高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面向优质高等教育较为稀缺的省/市/自治区扩大重点高校招生名额，有助于减少这些省份学生和家庭的高考升学竞争压力，缓解他们的教育焦虑，从而降低课外补习参与率。
第三，面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阶层家庭增加重点高校招生名额。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更多参与课外补习以提高进入重点高校的机会，有效维持教育和社会竞争优势。结果造成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由数量不均等转向质量不均等，容易导致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阶层流动。因此，重点高校在分配招生计划时应面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阶层家庭增加招生名额。目前，教育部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