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并不怎么遥远的20年前，大学生还是个稀罕玩意。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供职的某大型国企具有本科学历的才占到员工总数的10%出头。所以公司老总在接见重要客人时，动不动就把我们这帮傻了吧唧的菜鸟拎出来炫耀一番——小伙子（小姑娘）看起来不错吧？都是大学生！
时光匆匆而过，如今公司招聘新人时就变成了这样一副嘴脸——才硕士文凭？还不是985、211的？下一位……
像我这个二流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早从昔日的宝贝疙瘩沦为不起眼的一员，甚至开始有了拖后腿的趋势，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不管我的这个本科学历现在多么不值钱，那也是考出来的，这一点上在古今没什么区别。如果强行将古今学历作对照（以明清为例），那么初习举业并通过了县试、府试两级考核的童生，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小学毕业；再通过院试就能成为秀才（也叫生员），大概相当于初中毕业；秀才如果能在科试中成绩优异，就能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过即可成为举人，大概相当于拿到了高中文凭；再过了会试、殿试两关的进士、同进士们相当于拿到了大学文凭；如果想在学历上更进一步，那就得进翰林院继续苦熬了。
这么看来，在今天完成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就相当于拿到了古代的秀才头衔，看上去既没啥难度更没啥稀缺度。怪不得人们经常拿秀才开涮，比如“穷酸秀才”、比如“文选烂，秀才半”、比如“秀才人情半张纸”等等。
其实这里面存在古今认识上的巨大误区。比如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哪怕是在唐、宋等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当时的人均寿命也仅在30岁上下晃荡，直到民国也没突破40岁；再比如识字率，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平均应该不超过10%，哪怕是在引进了近代教育理念和制度以后，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文盲率也高达80%。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拿出时间和精力苦读经书并拿到秀才“学历”的家伙，谁敢说他不是个人才？
在很久很久以前，秀才曾经高贵得不得了。
秀才成为一种“文凭”，那是明清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秀才”二字的含义可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的。
在最早的时候，“秀才”是特指优秀的人才：
“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管子·匡君小匡第二十》）
上面的引文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管仲告诉齐桓公，不要瞧不起那些世代耕作的朴实农夫，他们中的优秀人才能成为国君可以信赖的“士人”。而且这帮家伙要是当农夫就个个都是种田小能手，要是当官就能让国家拥有更多的贤才，因此真正圣明的国君都会敬农且爱农。
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的“秀才”指的不是学历或是学问层面的人才，更侧重于治事、任事的能力。
这种情况到了秦汉以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史记》中有载：“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贾谊）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这其中的“秀才”就是指在学术层面的才华出众。
另一个变化来自汉朝推行的察举制。察举制是从汉文帝时开始确立、汉武帝时达到比较完备程度的官吏选拔制度。在这种选官制度下，汉朝的地方官员有在辖区内考察人才并向上级或中央推荐的权力，这些人才经过考试合格后，由中央政府量才录用授予官职。
既然要考试，就必然需要确定考试的科目。汉朝的察举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和特科两种，其中以常科为先。常科也称岁科，又分为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科。
所谓“茂才”其实就是秀才，之所以改名不过是为了避开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而已。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皇帝下诏“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始开茂才科之先河。此后在汉宣帝、汉元帝在位时均有下诏郡国推荐“茂才异等”之举，不过在西汉时，茂才科还不在常科之列。
到了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光武帝刘秀下诏曰：
“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
从此茂才科成为岁举常科。而且从表面上看，在察举科目中茂才科的重要性要位居孝廉科之后，但实际上其中颇多微妙。
察举孝廉基本上是地方郡国官员的责任，中央只负责考核而很少能介入到选拔的环节。茂才科则不然，理论上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有举荐之权，但在实际上东汉的茂才推荐者主要集中在中央的王公、将军、光禄、司隶以及地方上的州刺史。
郡国制是汉朝特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在西汉开国之初权力挺大，搞出过一场七王之乱。不过随着汉景帝剥夺诸侯封国的官吏任免权以及汉武帝实施“推恩令”之后，到东汉时郡国制已经名存实亡，不过是皇帝花点钱把亲戚们圈养起来的手段而已。
即便如此，也是亲疏有别。相比基本由郡国独家垄断的孝廉，茂才大多是由皇帝身边的朝廷重臣推荐的，这些人当然更受皇帝信赖，而且更清楚皇帝的喜恶和需要，因此推荐的人选获得皇帝青睐和重用的机会也更高。
所谓孝廉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到了明清以后就成了举人的雅称。不过在汉朝，孝廉一般都是出身寒门的平民，而茂才的来源就复杂了。其中既有官吏和太学生，也有孝廉和平民，但通常以官员和孝廉为主——很多人都是先举孝廉再举茂才，因为以茂才之身任官的，通常起步就是县令这样的千石官，而多数的孝廉只能任三百石的郎官。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举茂才的人数要远少于孝廉，更像是对于有优异才能或是突出表现的官员进行恩赏和提拔的一种方式。对于有意于仕途的官员和读书人来说，茂才显然要比孝廉重要得多，也更容易出人头地，比如汉朝名臣萧咸、周举等人都是茂才出身。
科举最重进士科？在唐朝，“进士”在“秀才”面前根本抬不起头。
因为隋唐两朝是科举兴起之始，所以在制度上比较混乱，所开科举名目也比较随意，其间又屡有兴废变化。不过大体而言，又以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书科、明算科、道举科和童子科这八科最为重要，称之为“八科取士”。在这八科中，进士科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在后来几乎成了科举的代名词，不过在唐初的情况可不一样：
“永徽已前，俊（士）、秀（才）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唐摭言·卷一》五代·王定保）
而且在唐初之时，唯有秀才科才是最为高贵的科目，也唯有此科选拔的才是最高级的人才。与秀才科相比，进士科根本摆不上台面：
“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后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通达律令者，为明法。”（《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唐人笔记《封氏闻见记》有载:“国初……秀才试方略策三道（此处有误，应为五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可见，秀才科主要考方略策，而进士科考的是时务策——仅从字面理解，这两者一个是战略决策层面，一个是实务执行层次，在高度和难度上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秀才科的考试内容是作5道有关治国方略的策论。这就对应试者的素质要求极高，不仅要通古知今、引经据典，而且得熟悉时务、善于解决问题；不仅考核应试者的胸襟与眼光，还得精通细务，善于总结和规划。评定秀才科考试的标准是“文”和“理”，也就是不但要讲通道理，还得文辞优美的讲通道理……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就相对简单了：给你一大堆具体事实和材料，然后结合当前时政发表评论即可。
由此可见秀才科考试的难度是远远大于进士科，以至于有人认为即便是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转世也考不过：
“子（杜）正玄……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北史·卷二十六·列传第十四》）
（两晋至隋唐秀才科虽是举荐而非科举，但对于策论考核的严格程度不亚于唐初，《北堂书钞》有云:“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我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说过在宋朝的制举面前，录取率已经很感人的科举就是个渣渣。不过凡事无绝对，比如唐初科举的秀才科，在录取率的变态程度上就能跟宋之制举一较短长。
唐朝的秀才科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2年）开科，仅有1人及第。到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29年间恰好录取了29人，变态程度虽然赶不上宋朝的制举，但相差也不悬殊。也正因为难考，所以在秀才科考试获得“上上第”成绩的可授八品官阶，比进士、明法科出身的要高出四等之多，比明经也要高出三等。
所以那时的进士，在秀才面前根本摆不上台面，只有俯首帖耳的资格。
不过也正是因为秀才科太难考，结果哪怕有高官厚禄、美好前程的诱惑，还是吓得考生们压根就没胆子去考。因为报考此科的人数越来越少，“贞观已后遂绝”，所以在唐高宗李治在永徽年间不得不下令停开秀才科：
“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唐·封演）
宋朝的制举因为难度太高、录取率低得令人发指，所以连续十几年、几十年停考都是常事。不过制举毕竟不是常科，也不属科举之列，一门科举的科目因为没人敢考而被迫取消，秀才科几乎是唯一的例子。
所以说后来经常沦为笑料的秀才，在一千多年前真的没几个人能高攀得起。
到了宋朝以后，秀才虽然沦为低等学历，但也不是一般人搞得定的。
唐初的秀才科以其地狱级的难度，使得能够在此科及第的人物荣耀无比，于是“秀才”自然成了人人羡慕、向往的称号。所以一些自命清高不凡的读书人们往往互相以此吹捧，秀才逐渐成了读书人的通称。
宋朝的科举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其中进士科进一步受到重视，到了非进士不得任宰相的地步，因此进士科也被称为“宰相科”。不过相应的秀才的地位大大下降，从各地方州府选拔出来、有资格参加礼部会试的士子，无论最终及第与否，都统称为秀才，故此才有了“不第秀才”这种说法。
在明朝初期，脑洞比较大的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重举秀才科。比如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任苏州知府的丁士梅、洪武十五年任户部尚书的曾泰都是秀才科及第出身。不过老朱搞的这个秀才科不是科举科目，应该属于辟举。
在明清两朝，正经的秀才是指经本省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学者，通名为生员。这时一个读书人要想成为秀才，不仅必须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从而得到“进学”的资格，还得定期到学校打卡、接受学官的“岁考”（屡次缺席、岁考过不了关的会被训诫、扣发廪米，甚至取消生员资格）。好处是一旦通过“科试”就能参加乡试，录取之后就能成为举人。
县试、府试两考录童生，院试录秀才（生员），乡试录举人、会试录贡士以及殿试录进士构成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的“打怪通关”晋身之路。相比于可以让人平步青云的进士和贡士（殿试不黜落贡士，仅重新排定名次）以及具备了做官资格的举人，秀才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
好处是成为秀才已经是有“功名”在身，算作“士人”中的一员，当然也是地位最低的那种。不过秀才还是能享受到一些政策照顾的，比如可以免除徭役、见官不跪、不受刑讯、可以不受限制的外出游历等等。同时秀才作为最基层读书人的代表，是地方士绅的主流，比较受人尊重。
不过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虽然可以做“吏”，但在当时胥吏和奴仆、娼、优等贱民一样都受到歧视，被拒于科考门之外。如果秀才选择做吏，就等于自绝于科举一途：
“科举初设，凡文字词理平顺者，皆预选列，以文激劝。惟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
因此除了廪米（银）等伙食补贴，秀才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如果家境不好且在功名上不能更进一步的话，往往生活拮据，日子过得不如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普通人的秀才比比皆是。再加上很多秀才拘于身份自命不凡、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往往受到高等士大夫甚至是平民的嘲笑，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秀才就经常跟“穷酸”二字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不过别以为秀才穷酸就跟路边摊上的大白菜一样不值钱——明清时期院试通常三年两考，每考录取2万人左右。以当时的人口计算，大概15000人才能出一个秀才；即便排除掉当时规模庞大的文盲人口，差不多也是200个读书人才能考上一个秀才，录取率差不多是5‰。
如果秀才等于初中文凭这种比较成立的话，那么按照上述录取率，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好像都无法完成九年义务制教育……
所以即便后来秀才不再那么高贵，甚至沦为人们调侃的作料，也不是一般人高攀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