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十讲》笔记1

1. 中国男人特别爱讨论时事和政治，总论中外古今，治国方略。

今天在读《苏轼十讲》中，发现自汉代以 就有所谓的“制科”，士大夫阶层把自己治国思想和对于当下时政的议论集结成集，供社会品鉴，王朝会从中择优而另开升迁通道。苏轼和苏辙兄弟以制科为目的，各做了50篇文章，王安石评语“博闻谵记” 。

看看这个“国师梦”流传悠久，以致皇城北京如今人人尚谈，正所谓“吹牛在古代是雅士”呀。

2. 王安石和苏轼、欧阳修的不同世界观

苏轼继承了庆历朝范仲淹和欧阳修的衣钵，讲究“圣人之道，合乎人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注意群众基础，政策的实践可操作性。要具体事情具体处理，并不存在一个能适用不同环境的普遍原则。

而这些在王安石看来就是“毫无原则性，随波逐流”，王安石读了苏轼的《贾宜论》中建议—贾与权贵交，耐心等待时机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很是不屑，觉得苏轼其心狡诈。

王安石推行的意识形态“新学”，重新解读经义—四书五经，以及科举制度只考经义而不重文学，以致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八股取士，贻害深远。

3. 乌台诗案

苏轼这个人聪明是聪明的，不过牢骚话也忒多，又配上印刷业大发展，占据了舆论的高地。宋神宗对他时常抨击忍无可忍，才发生了这么个宋代少有的因言获罪的事情。

苏轼45岁被贬到黄州（现在湖北地区），神宗又正当盛年，不知何时能有出头之日。不过苏轼是身体力行《贾宜论》，隐忍五年，终于赶上皇帝回心转意，得以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