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虽得以善终，但那个时代的人经历着什么？又为何如此？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当时在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采出众而深受曹操重用的书记官叫做阮瑀，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他注定要面对这一后来被学者称为“后英雄时期”的乱世，他目睹了那么多的鲜血和头颅，不幸的是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在他的内心经受了多少的磨难。

（阮籍画像。）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车出游，只是出游，带着几缸酒，无所谓目的地，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马车颠簸着，酒缸摇晃着，他满含泪水痴痴地向前走着。突然马匹停止了，他定睛一看，原来路已经走到尽头。真的就到这了？真的就没路了？他眼含着泪，痴痴地自问，嗓子早已嘶哑，饮者的骄傲无人能解，小声抽泣终于变成了嚎啕大哭。哭累了，掉头，继续无目的地走着。另外一条路也走到头了，哭吧，再换下一条路；下一条路走到尽头后继续哭。如此循环反复，荒山野岭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只哭给自己听。

（共生主义画作《但哭泣不舒服》；作者奇科特·CFC。）

一天，他就这样信马由缰地来到了河南的广武山，他知道这里是楚汉相争是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遗留着古城的遗迹，刘邦曾在西边的城镇驻扎过，项羽曾在东边的城镇驻扎过。中间只相隔不过几百米，中间流淌着一条广武涧。溪水潺潺，枯黄的落叶随着水面流远，仿佛奔腾不复的时代浪潮。山凤浩荡地吹着，阮籍徘徊良久，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存在主义画作《无题》；作者贾赫曼·黑雪。）

他的这声叹息不知道为什么传到了世间，也许是刚好有人在场？也许是那天刚好带了一个童仆一起？抑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下了这一感慨？我们无从猜测。但这声叹息俨然已经成为千百年来既满腔热血却因怀才不遇而倍增寂寞感的英雄的共同心声。寂寞的鲁迅就曾引用过，道出了一个把后背暴露给人们的战斗者的心声。

（现代主义画作《存在》；作者埃米利奥·斯坎纳韦诺。）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句话指向的是谁？

有可能指的是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出建立了汉朝，但由于他的对手项羽并不能算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小子成名。

但也有可能同时指项羽和刘邦两个人，这两人虽逐鹿天下，但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的英雄出现，这两人也不能排入英雄之列，所以他俩成名只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

再不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他承认项羽和刘邦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眼前的这些小人徒有虚位。面对着远去的英雄时代的遗迹，他独自叹息，悲叹着现世的没落。苏东坡也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曾经有一个朋友问苏东坡：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的“竖子”指的是刘邦吗？苏东坡回答说：“并不是，阮籍感伤时刘邦和项羽已逝也。竖子指的是魏晋时期人。”

（存在主义画作《飓风》；作者贾赫曼·黑雪。）

虽然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像其他几位朋友那样一波三折，所以他的一些言语和奇特的举止也不能算直接的政治反抗。但透过他的哀叹与魏晋时期的名士的遭遇，我们除了看一下故事消磨一下时间以外，我们还能看出什么更深的东西来吗？

能。笔者之前在写嵇康与嵇绍的时候说过，因为精神信仰所遭受的政治上的苦难与生命的无处安放造成的困境对他们来说有多不堪。为什么魏晋这些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不作为但还是会处境如此艰难呢？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崇尚“清谈”去谈论玄学、吸食“五石散”这样的精神药物呢？

（抽象主义画作《存在的记忆》；作者康拓普洛斯·阿莱克斯。）

第一，我们知道，当生命的生长得不到向上发芽的机会时，生命就只能向更深、更隐秘的地方迸发。魏晋南北朝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司马昭之心已经达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想说的话不能说，想做的事做不了，所以他们选择了这种方式，阮籍“穷途恸哭”，刘伶“土木形骸"；张翰“秋风鲈鱼”选择辞官回家，王子猷“雪夜访戴”到达后却因为兴尽而返。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因为时局太混乱，所以他们在比谁更加特立独行不为世俗礼法所束缚，也借此身体力行他们所信仰的老庄哲学。

（抽象表现主义画作《记忆保存在抽屉的记忆中》；作者多布里安·瓦西里。）

重要的是第二点，这里笔者想尝试用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哲学命题来解构魏晋南北朝。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经在其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中贡献了哲学史上一个最强的隐喻也是最为有力的哲学命题之一：“话语即权力”。福柯在这里所说的“权力”指的是一种渗透在社会实践主体中的、难以被人们察觉到，却又无处不在地“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注意，是政治技术，这一点很重要），是一种带有司法的立法功能的支配性社会力量。这种支配力量管束或役使着社会实践的主体，使之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在语言学界有一个共识：话语是分等级的。排在最低层次的话语便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话语。它们一经出口便快速消逝，不会对公共生活造成任何形式的影响。而真正会对公共生活造成影响的是代表社会主流的话语，例如科学、文学、法律、艺术、宗教等具有一定研究性和权威性的话语文本。这些文本除了它们自身的表述之外还不断地被人转述或评说。

这些文本本身的叙述以及它们所招来的各种评说使得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意识会被不断地被强化，最终演变成真正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抑或是“权威”的话语。

（超现实主义画作《令人不安的存在》；作者雷梅迪奥斯·瓦罗。）

“话语即权力”的哲学源头要追溯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后期所提出的本体论主体间性思想。以语言的本体性为基点出发，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即思”的哲学命题。“语言即思”打破了传统的说话者与语言之间的“说和被说”的关系，他把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了一种“应和者与说”的关系。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应和者与说”的关系到这里已经不是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说话者这个主体与对象主体（即语言）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两者是互相对话，并且互相理解的。

而福柯以本体论主体间性的基点出发赋予了话语“主体间性”。但不同点在于，福柯认为因为”思“是说话者这个本体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海德格尔是在本体论的框架中论述语言的主体间性。而“权力”因为是存在于说话者这个本体之外的“他者”，是社会主体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福柯把话语从说话者这个主体之中分割出去，使它变成一种制约或者是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福柯在此给话语赋予了社会主体性，这就使得话语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了支配意志。所以在此时，话语不是说话者这个主体的单纯客体，而是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一种权势力量。

此时让我们再把眼光回到魏晋南北朝。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老庄哲学与当时统治者所扶持的儒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道家提倡出世，而儒家倡导入世，而且在西汉董仲舒“新儒学”之后儒教慢慢地教条化。道家想要实现的政治理想是使人们回到一个淳朴自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而魏晋如阮籍、嵇康等人正是身体力行地实行着道家哲学的。

他们这些特立独行的举止不管怎样肯定会为当时的人民树立一个典范，例如笔者在写嵇康时所说，请求释放嵇康的那三千太学生对司马昭来说就是一场政治示威。他们奇特的言行举止不管有没有反抗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也依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不经意间就已经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任由这种势力发展下去势必会危及到统治者的统治，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光影和空间艺术画作《你的怪异的确信性仍然存在》；作者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所以无论阮籍后来怎样明哲保身，统治者还是会不断地逼迫他监视他，虽然阮籍得以善终，但从整个魏晋来看，因为这个原因被统治者整死的人不计其数。

代代都叹世道难人心乱，可又能怎么办？

请记住，我们现在的处境和阮籍嵇康他们的处境其实没什么区别。

现在不过是当时的月亮换了一拨人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