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1931年8月，蒋介石密电给张学良的指示
本篇概要
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
九·一八事变
不抵抗政策
（全文约3800字）
在刚进入1931年时，中国国内暂时出现了稳定的局面，南京的那位领袖正无限接近他“中华秋海棠叶归于一统”①的梦想。
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远走越南；阎锡山被迫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在大连受日本人的庇护；冯玉祥的西北军几乎分崩离析，只有二十九军的宋哲元为他在山西一隅提供一个避难所。
蒋介石和张学良结成了稳固的联盟，共同主宰着整个中国。
除了党内一些反对者，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似乎只剩下了南方的“赤匪”——从1930年12月起，蒋介石分别调集10万、20万和3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围剿”，却均以失败告终。
6月开始，缠绵的雨水袭击了中国南至珠江、北到关外的各个水系，江汉平原一时成为“内海”，长江流域泄洪区的死亡人数达18.5万人，受灾人口2887万人。
在东北地区，一场更大的灾祸正在酝酿当中。
位于长春以北30公里的万宝山是中国政府的管辖地，一个叫郝永德②的投机商通过长农稻田公司给日本人非法攫取中国土地大开方便之门，他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骗取万宝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转租给188名朝鲜人。
朝鲜人开掘的水渠损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引发200余中国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出面劝止并令朝侨出境。就在朝鲜人准备离开之时，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日本警察制止其撤走，并勒令限期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钩拆坝，日本警察闻讯赶来镇压，并出动军警庇护，5日工程完工。
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假新闻，称有数百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日本大造舆论煽动反华情绪，朝鲜半岛由此开始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各地出现针对华侨的打砸抢烧事件，大量无辜华侨丧生。许多华侨越境回国，至7月底，全朝鲜三分之一华侨回到国内。
不久，金利三公开承认自己是受日本领事馆愚弄而捏造假新闻，但很快就被暗杀灭口。
中日政府为此事进行了12次交涉谈判，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用一套奇特的逻辑，把朝鲜惨案和国民党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石友三叛变、以及共产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向全国民众说明“攘外应先安内”的原则和重要性：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日方坚称万宝山事件是一“偶发性事件”，但这一时期日本军队和人事的调动，已说明正图谋侵略的事实：
4月，日本将由北方士兵组成的第2师团，与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第16师团调防；7月，日军守备队向沈阳一带集中，又有一个师团调往朝鲜；8月，曾担任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的本庄繁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土肥原贤二上校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
东北地区密集频繁的间谍活动引起了中国军队的警觉，于是，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6月25日，张学良所属的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的哨兵在军事禁区抓获了闯入的四个可疑人物，其中两个是日本人。在叫中村震太郎的日本人身上，发现除了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枪支等物品外，还有一本详细记录了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武器装备情况、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营房情况等的表册。
团长关玉衡展开严厉审讯，但中村拒不招认自己的间谍身份，且态度蛮横，暴力抗拒，最后关玉衡在未获得供词签字的情况下，于27日凌晨秘密将四人处死并焚尸。
当日，得到汇报的张学良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日本间谍四处打探失踪的中村震太郎失踪，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里，川岛芳子利用美色和鸦片，从关玉衡的部下李德宝那里打探到了中村的消息，并找回了他遗失的手表。
虽未拿到关键性人证物证，土肥原贤二还是借助媒体大肆宣扬“日本农学家”中村震太郎被张学良处死一事，引发时局震动。
当时，中国第四大城市沈阳有70万人口，其中却有20万是日本“移民”③，一时间反华声浪高涨。
8月，张学良派人前去和日方谈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争取中村事件和平解决，不让日方借机扩大事端。
但如何才能让蓄意生事、妄图侵略的日本人安稳下来呢？
如果打算以妥协退让求得和平局面，那么又为何在关外部署近20万东北军？
9月18日这天，东北的军政大员对于即将到来的重大变故均毫无知觉：张学良和万福麟都在北平，荣臻正忙着给他父亲做寿，张作相为父亲奔丧回了锦州④。沈阳城内的东北地区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
晚上，张学良正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日本关东军则紧锣密鼓地布置和实施他们的阴谋计划：
22时30分，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发出一声巨响，南满铁路一段路轨被炸毁，20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来的列车安然无事地通过爆炸点驶向沈阳。
这一幕由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他们布置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很快，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向北大营的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发动进攻。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他用电话给上级请求指示，却收到荣臻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19日晨5时30分，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一小时后，日军进入沈阳内城。
北大营尚且进行过战斗，东大营在日军发起攻击时不战而退。8时，沈阳的所有军政金融机构被日军占领，军警全部被缴械。
日军在沈阳兵工厂就缴获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和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以及东北军积攒的300余架飞机，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沈阳的陷落并非兵力不足（日军进攻部队不及北大营守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不及，乃全因不抵抗命令所致。
仅一周时间，包括营口、长春、吉林在内的的三十多座城市就落入日军之手，而参战的日军部队正规军和辅助部队加起来，总共只有2.7万余人。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究竟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多少还存在一些争议。
几十年后，耄耋之年的张学良曾向记者承认，命令是由自己下达的，不过，参考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让张一人背锅是不对的。
尤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9月28日起草的《告全国学生书》：
……夫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托，秉唯一之权能，以定唯一之大计耳。
意思大约是，抵抗就会亡国，不抵抗才是国家大计。
蒋介石在日记里痛心疾首，但若要说他一心想抗日，可除了求助形同虚设的国联⑤外别无行动。难道说他表面上观望，暗地里希望东北军能抵抗一下？
其实，完全可以这样讲：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但不抵抗政策是由蒋介石定的。
11月底，在蒋介石把“攘外应先安内”的“应”改为“必”⑥的同时，南京政府还搞出来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锦州中立案”⑦。提案曝光后，举国哗然，迫于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改变口径，要求东北军进行抵抗。
张学良却铁了心要撤回关内，他的做法也不难理解——
国难当头，国民党又陷入内斗，各派打着“共纾国难”的旗号争权夺利，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持己见，互不相让。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却仍在背后操控，新上台的孙科政府就是个空壳子，任命的中常委蒋汪胡谁也不去就任，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和外交危机。
蒋介石曾在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孙科政府也在25日和30日两次电令张学良在锦州“积极抵抗”，可谁也没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东北军。
也有人说，是蒋介石让张学良一直后撤，给孙科政府施压，但缺乏证据。总之，东北军的确未放一枪就撤出了锦州。
1932年1月3日，日军进入锦州。2月5日，哈尔滨保卫战失败，哈尔滨陷落。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三千万中国同胞落入日本的铁蹄之下⑧。
如此屈辱地丢掉大片国土，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无法接受的，全国各地爆发抗日游行的同时，在东北地区，各路不同来历的爱国者自发组成各种抗日武装，对日作战。
而中村事件中的关玉衡，他的命运遭遇则是无数东北爱国军民的一个缩影。
1931年9月底，关玉衡从沈阳逃回北平，张学良不仅没有责怪他，还为他安排了职位和住处。
但他在东北的家人却惨遭打击：其父在得知关玉衡被日军通缉后急火攻心而逝，老家宁安陷落后，其四弟关瑞符被严刑拷打而死，二妹夫也惨死狱中。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不久双目失明。
悲愤填膺的关玉衡辗转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任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右路军指挥，曾率部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并参加了热河抗战。
1933年，蒋介石下令解散抗日义勇军，关玉衡只身回到北平，却被何应钦等人指责为“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气愤的关玉衡多次申述，反被军警扣押，其夫人因忧劳过度而病逝。
被解救出狱后，关玉衡依然坚持抗日，他把三个孩子送进慈幼院，临走前告诉他们：“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只是他没能亲手赶走日寇，关玉衡在国民党中不受重用⑨，直到解放后才终于回到阔别17年的东北老家。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虽然被国民政府抛弃，东北人民反抗的火焰却从未熄灭。
如今，我们之所以把九·一八事变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八年抗战”更正为“十四年抗战”，或许，就是因为这些不肯屈服于日寇的爱国者存在的缘故吧。
注
①民国时期对中国地图的想象多采用秋海棠叶的意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新地理》中有：“中华民国之地形，颇似秋海棠之叶。西方为锐角，似叶之尖。东方则斜平，且有凹处，似叶之本。南北两方或凹或凸，似叶之边。熟审秋海棠叶即知我国之地形矣”。后来外蒙、新疆部分地区等地的丧失，使“秋海棠叶”变为现在的“大公鸡”。
②郝永德在事件后被逮捕，但九·一八事变后绝处逢生，重获自由，在日本人手下大富大贵。抗战胜利后郝永德受到公审，被判处死刑，不料在宣判两天前病死狱中。
③在关东军的保护下，沈阳的日本人不称“侨民”而称“移民”，城市内商埠区地名一律命名为“町”，沈阳俨然成了一座日本城市。
④荣臻，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万福麟，时任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时任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⑤国际联盟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九·一八事件后，国联决议中日双方撤兵，被日本无视。
⑥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⑦11月25日，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
⑧1931年东北人口为2380万人，当时号称三千万。
⑨西安事变后，关玉衡积极组织抗日，但张学良遭到软禁，东北军不受待见，关玉衡又和共产党过于亲近，被解除横山县县长职务后，国民党不再为他安排工作，关玉衡只得在各地做临时性工作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