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傅佩荣)

    方东美先生(一八九九年~一九七七年)逝世至今,匆匆已经三十年。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明亲切,而他的学问更让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叹。作为念书人,能有像方先生这样的老师,是值得终身感恩与自我鞭策的。

    2007年4月20日至22日,我应北京大学之邀,为该校所主办的“企业家国学班”一百多位学员,主讲“儒商华夏论坛”。北京出版界的朋友特地安排大陆知识界最重视的《南方周末报》作专题采访。该周刊的记者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著作中一再提及一位老师,就是方东美先生,请问:方先生在哲学上有何创见,可以让你如此推崇?”

    这真是“大哉问”,我该怎么回答呢?如果只因为方先生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说他好,那么显然是私情胜过公谊,忘记了「学问是天下之公器」这句格言了。当时我说了一段学术理由,而记者也表示听来合理;但是我心中所记得的方先生实在丰富生动多了。近日受沪祥兄之托,说《传记文学》为纪念方老师逝世三十周年将出版专号,乃援笔写就较为完整的「方师印象」,聊表思念之情。

    一.得缘亲炙

    初次听到方东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二年级的一堂课上。我于民国五十七年以第一志愿考上辅仁大学哲学系。辅大哲学系以西方哲学见长,尤其是天主教系统的士林哲学。大二时,系主任钱志纯教授开了一门'笛卡儿哲学',就是在这门课上,钱教授郑重推荐方东美先生的一本书,名为《科学哲学与人生》,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教授介绍方先生时,说他是与胡适之、冯友兰同一辈的学者,这听在我们年轻学生的耳中,有些遥不可及的感觉。胡适之先生当时已经作古,冯友兰先生则远在大陆,以《中国哲学史》而为世所知,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这门必修课时,就是以冯先生的书为主要参考数据。因此,听到钱教授说方先生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顿时想到“今之古人”一词,虽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象会有亲炙的机会。

    民国六十一年毕业时,我以第一名考取辅大哲研所硕士班,同年考取的有杨世雄(现任教于政大)与黄藿(现任教于中央大学),但是我放弃不念,选择去念台大哲研所硕士班,为此钱教授对我颇不谅解,因为他当时担任辅大哲研所所长。由于这个选择,我赶上了方东美先生在台大最后一年的课,课名是「中国大乘佛学」。

    方先生的课排在星期五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开学第一周上课时,文学院十七教室连外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许多社会人士慕名而来。只见方先生手拎一个大型公文包,由学生开道挤进教室,站上讲坛之后,神闲气定地说:“有人说要换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讲述哲学的课堂上,开始时人很多,然后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讲者一人在独白。”

    方先生说对了一半,三周之后教室人人有座位了。我是哲学系毕业的,听方先生的课依然吃力,因为在辅大没有念过佛学,只有在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先生上课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就是:“天马行空”与“画龙点睛”。你若是偶然经过他的教室,在外面聆听十分钟,你会以为他在介绍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你隔了一小时再度经过他的教室,所听到的可能是儒家与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听完三小时的课,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与大乘佛学有关,因为人类探求智慧的心路历程与心得结晶,经由对照比较之后,就像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将散发既独特又一致的光彩。

    方先生做学问,不是像蚂蚁一般储存积粮,而是像蜜蜂一般采花酿蜜。他不是埋首书堆的老夫子,而是向往“老鹫抟云的意境”可以在学问天地中悠游自得,又能提出一系列创见以启迪后学。

    方先生于民国六十二年自台大退休。辅大哲学系的系主任张振东教授是方先生早期在台大的学生,他亲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讲座聘书,邀请先生到辅大授课。当时从台北到辅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须搭出租车,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学生陪同搭车。在这样的机缘下,台大哲研所的学长游祥洲带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访,算是正式引见,比一般在课堂上听课的师生关系要深了一层。游祥洲事先告诉我说:“我们观察了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做人处事都还认真负责,所以要带你去见方老师。”他没有解释“我们”是哪些人,后来我也变成他口中的“我们”之一,亦即佩服方先生的学问并且愿意“有事弟子服其劳”的一群先后期同学。

    方先生去辅大教书,自然是由辅大毕业的学生陪同而去最为合适。这真是因缘巧合。我自六十二年暑假之后,就于每周四早上陪同方老师来回辅大,并且负责上课录音,以便将来整理出版。直到六十五年暑假我去服兵役,这项工作才转手他人,而方先生于六十五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课了。这段亲炙方先生的机缘,成为我治学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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