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中国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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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开新书,余秋雨《中国文脉》

阅读收获:一口气读完了40页的《中国文脉》一文,很久没有这么酣畅淋漓地读一篇文章了。余秋雨先生堪称当代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他对文化的热爱与研究,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他总是能透过纷繁的表面抓到文化的本质,并且敢于发表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发现、去诠释文化的内涵。他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他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仅从这一点上来说, 余秋雨先生就是“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还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构成了。它以“形式领先”的方式开始于商代,比《诗经》早却又有所交错,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个横贯几千年的文化形成将要在那里启航,而直到今天那个老码头还是平静的寂然无声。

《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诗经》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说的最出色的是爱情,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还是舞蹈,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月,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背靠着一大批神话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诗经》,中国文化隆重上路。

先秦诸子出场,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巨人们一起组成了一个“轴心时代”,标志着人类智能的大爆发。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吹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他的文风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老子另辟蹊径,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老子的表达有一种骨子里的高度。

孟子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忘,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

庄子的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逍遥游》《秋水》《人间世》《齐物论》……,这些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

屈原是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学冠军,他以《离骚》和其他作品,为中国文脉输入了强健的诗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在主脉的地位,出现了行吟在江风草泽边那个衣饰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贵,离群而悯人。

秦始皇有意做了两件对不起文化的事,却又无意做了两件对得起文化的事,而且那是真正的大事。他统一中国,当然不是为了文学,却为文学灌注了一种天下一统的宏伟气概。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统一了文字,使中国文脉可以顺畅地流泻于九州大地。统一中国和统一文字,为中国文脉提供了不可比拟的空间力量和技术力量,秦代匆匆,无心文事,却为中华文明的格局进行了重大奠基。

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说,它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更惊人的是,它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

由汉至唐,世情纷乱,而文脉健旺。魏晋文脉,大致分为三段论。第一个在战火硝烟中接续文脉的是曹操。“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曹操的文句所写是宇宙人生,像他那么干净朴素凝练的笔墨又有几个?第二段真正得脉者只有阮籍嵇康两人,这是一个后英雄时代的文脉旋涡。第三段的主角陶渊明。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自秦汉至魏晋时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马迁、曹操、陶渊明。陶渊明为中国文脉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

文脉一路下来,变化那么大,但基本上就在一个近似的文明之内转悠。或者说就在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河之间轮换。例如《诗经》和诸子是黄河流域,屈原是长江流域,司马迁是黄河流域,陶渊明是长江流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会聚,从此中国文化不再只是流转于黄河长江之间了。经由从大兴安岭出发的浩荡胡风,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连恒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涛也隐约可见,显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强盛。中国文脉被北方蛮族大幅提振,并注定要为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开辟一个值得永远仰望的制高点。

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简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大唐既是中国文化的平台,又是中国文化的熔炉,既是一种集合,又是一种冶炼。唐代就是一个文学自立的时代,并因自立而自觉。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请看从发軔,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强烈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唐诗具有全民性,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他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

唐代的文章首推韩愈、柳宗元。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

南唐后主李煜,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它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

宋代是中国文脉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正气所在,具有长久的感染力。一个历时300余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脉,必然是一种多音部的交响。文脉的首席让给了苏东坡。苏东坡的黄州突围是文化本体的突围,在他被贬谪的黄州,在无人理会的彻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于渔夫樵农的时刻,中国文脉聚集到了那里。苏东坡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很精通。他更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文脉留下了一个快乐而可爱的人格形象。宋代出了一个那么有体温、有表情的苏东坡,他不仅可爱,而且可亲,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长、老友,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珍罕的奇迹。

辛弃疾和陆游除了英雄主义气概之外,还表现出了一种品德高尚、怀才不遇、热爱生活的完整生命,在孟子之后,他们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创建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则把东方女性在晚风细雨中的高雅憔悴写到了极致,而且已成为中国文脉中一种特殊格调,无人能敌,因她,中国文学有了一种贵族女性的气息。李清照的气息,又具有让中国女性文学扬眉吐气的厚度。它既是中国文脉中一种特殊格调,又没有离开基本格调,它离屈原并不太远。

中国文脉在元代却突然超常发达,那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一个重大缺漏,在这个不到百年的短暂朝代获得了完满弥补,这个被弥补的重大缺漏就是戏剧。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理创作的元杂剧,正如后来王国维先生所说,中国可以立即在戏剧上与其他文明并肩而毫无愧色。此时的中国文脉在《窦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风尘》,在《西厢记》,在《赵氏孤儿》,在《汉宫秋》……

明清两代540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如果要能找到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两个,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文脉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的直线,而是由一组组抛物线组成,要想继续往前,必须大力改革,重整重组,从另一条抛物线的起点开始。明清两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两个光点:一是小说,二是戏剧。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的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于是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也许辽阔的荒凉正是为它开辟的仰望空间。

明清两代在文脉旁侧稍可一提的是晚清小品,在刻板中追求个性舒展,在道统下寻找性灵自由虽是小东西,却开发了中国散文的韵致和情趣。

与明代相比,清代倒有两位不错的诗人,一是前期的纳兰性德,以真切性灵写出很多佳句,让人想到即使李煜处于胜利时代,也还会是一个伤感诗人;二是后期的龚自珍让人惊讶,在一个朝野破败的时代站出来的一位思想家居然还能写出这么多诗歌精品。

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是鲁迅。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 投情偏仄,影响了整体平正。在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做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

中国文脉在今天,只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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