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黑暗：地球要流浪，我们没空谈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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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严锋老师对刘慈欣有过一个评价：“在读过刘慈欣几乎所有的作品以后，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的确，在同类写作者还大多停留在人和机器人谈恋爱的时候，大刘率先突破，以地球做飞船，带领全人类出走找寻精神家园。

借着“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营销概念，电影《流浪地球》可谓口碑炸裂，一经上映就收获了票房的巨大成功，不少人一刷再刷。

因为这部电影，这两天豆瓣上还打起了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口水战，给电影打1分的网友被群起而攻之；微信朋友圈也不乏小伙伴在除夕夜的零点蹲守在电影院门口等待电影上映；早上写稿前跟小飞讨论观影体验，刷过两遍的小飞表示看完电影本想打4分，但是鉴于很多人没看电影就直接打了1分的恶劣行为，最后还是怒打了5分……

由此可见，这部电影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它承担了国人无数的期待，从各个意义层面上来说它都是成功的。

电影《流浪地球》并没有呈现小说的全貌，只选取了逃逸时代的一个片段，讲述人类在带地球逃逸过程中希望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提高速度，然而靠近木星后却面临了被“潮汐力”撕碎的厄运，电影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可以看成一个地球科幻灾难片。太阳要爆炸，地球该流浪到何处？在这条流浪的道路上不出意外应该还可以有更多的续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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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写《流浪地球》的文章很多，今天只想从一个女性读者最直观的观感谈起，谈一谈大刘科幻里的爱情观。我想在这方面，刘慈欣无疑是悲观的、黑暗的:在后太阳时代，我们没空谈论爱情。

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故事基本没有女主与男主的爱情叙述，电影只出现了两个符号化的女性角色，更多的是责任与民族大义的阐述。

小说里关于男女爱情倒是有不少刷新三观的阐述，比如男主的爸爸回家说他爱上了男主的班主任，要离开这个家和班主任在一起生活。妈妈说，“那你去吧”，爸爸又说，“过段时间我厌倦了，就回来”。妈妈说，“你愿意当然行”。两个月后，爸爸回来了，妈妈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甚至已经忘记了这俩月爸爸去哪里了。在生存面前，婚姻与爱情变得无足轻重。

刘慈欣在小说里对此有过一个解释，说后太阳时代的人们在看四个世纪以前的电影和小说时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前太阳时代的人怎么会在不关生死的事情上倾注那么多的感情。当看到男女主人公为爱情而痛苦或哭泣时，他们的惊奇是难以言表的。在这个时代，死亡的威胁和逃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除了当前太阳的状态和地球的位置，没有什么能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打动他们了。这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关注，渐渐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对于爱情这类东西，他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 

作为一个女性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心有余悸，早先，对于中国科幻的观感大抵相似，以刘慈欣、王晋康等为代表的男性科幻作家写爱情、写女人都很扁平化，曾经我私以为这是男性作者的写作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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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完《流浪地球》，我却发现并非这么简单，刘慈欣并不是简单地弱化、边缘化爱情，而是把爱情在内的传统价值观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在叛乱时期，男主“我”与妻子加代子站队站到了不同阵营，在收容所“我”得知加代子在澳洲战役中阵亡，我和收容站里所有的人一样整天喝得烂醉，对外面的战事全然不知，也不感兴趣。只是寥寥几句就勾画出了一个丈夫冷漠的全貌。

在这方面大刘是冷酷的。他的笔下不仅爱情被解构，宗教也荡然无存，地球上所有的宗教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学生在搬入地下之后，学校的教育学校教育都集中在理工科上，艺术和哲学之类的教育已压缩到最少，人类没有这份闲心了。”

只有满足生存的人才有资格去思考哲学、宗教与爱。这一思想脉络一直贯穿在大刘的作品里，在短篇小说《命运》里讲述了人类被恐龙统治，沦为菜人与观赏人的人类惨遭蹂躏，小说主人公来到这个奇异空间充满了疑问，他问同类，“你们知道我们的来历吗？” 船长摇摇头，他不感兴趣，好奇心只属于巅峰物种，他们没有任何好奇心，就像在我们的世界里蚂蚁和蜜蜂没有好奇心一样。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才有资格思考，刘慈欣信奉的是进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

也许很多会为大刘点赞，说这就是人性的本质，说这就是硬核科幻本有的品格，就如同黑暗森林的规则一样。可是我恰恰觉得这是中国科幻可怕的地方，大刘解构了爱情与宗教，那么什么才是人类寄托情感的最后一隅呢，是生存的本能吗？他用一种更具集体主义的情感统领，比如说家园情怀。这种更容易让中国读者买单的中国式科幻情怀，在感动之余我也不免陷入了反思。

小说里有一句贯穿始末的名言，爸爸说 “你听着亲爱的，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在前太阳时代，做一个高贵的人必须拥有金钱、权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拥有希望，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长，我们都要拥有它！明天把这话告诉孩子。”

希望，对地球家园的希望，对生存的希望，在恶劣境遇中相信明天会到来的希望，这振奋人心的希望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没有爱 ，这股希望在我看来的是狂热的、没有根基的。

刘慈欣生于1963年，整个儿童时代都生活在文革期间，加之他的父亲又是军人，家庭与社会环境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养成，作品中透露的人性本恶的悲观主义让人心有余悸。在当下的社会，我可能会更容易被《阿凡达》式的科幻吸引。因为，没有真善美，只有生存本能的世界是畸形的、黑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