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二战中犹太人遭受迫害的集中营电影，是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在这一类型中，有大量经典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师》、《索尔之子》、《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每一部都用非常独到的角度呈现一段残酷的历史。
在宏大沉重的主题下，这些电影也都是不同时代中成功的商业片。类型电影本身，就是电影工业化的产物，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对于这一类型来说，选取特别的切入角度尤为重要。
近期上映的影片《波斯语课》，在集中营电影类型下，提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切入角度，如果说电影诞生于一个创意点的话，这部电影的故事基底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位身处集中营的犹太人，为了生存谎称自己是波斯人，为德国军官教授波斯语，于是，他需要凭空创造一门语言，而他创造语言的方式，是以一个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作为词根……
纳粹官僚的平庸之恶
片中对纳粹军官们的塑造，与以往电影作品中都存在区隔，带有一种现代社会学的反思精神，片中的纳粹军人并非绝对冷酷的形象，或者说，很多场景都并不像直观印象中残酷战争中的军营，观众从中感受到的，并非战争气息，而更像是一种官僚机构的内部气氛。
片中的主角之一，德军上尉科赫，很像一个官场中虽然职位不低，但处于边缘部门的中层领导形象。他与波斯人的每次见面，都以非常礼貌自持的形象出现，与其说是被塑造的“人化”，不如说是“正常”，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官员形象。
他学习波斯语，是因为想去德黑兰找自己的弟弟，在德黑兰开一家餐馆，他以一种“解甲归田”的心态看待战争。在片中除了组织过一次郊游，负责供应德国风味的郊游饮食外，几乎没有其他用武之地。他反复纠结于自己的判断有没有错，也像一个不受重用的小官员一般，因没有得到官场中的足够重视而表现得敏感多疑。
不止科赫，出现在影片中的所有德军群体，都在集体构建一个平凡而真实的官场。低层向高层打小报告、为了升迁调动之事暗中使坏，官员之间互相捏着一些小把柄，以便在必要时刻作为交换条件，官场中的隐秘恋情、桃色绯闻、一点儿也不少。
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作者提出了大屠杀是对现代性的验证的观点。作者认为，纳粹是一种现代官僚体系，官僚制不仅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每个人在官僚体系的庞大机器里都只是一个零件，在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丧失了对整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片中的德军即使在战争中也各有各的生活，关心中午吃什么、谈恋爱、郊游、传播同事的八卦，但这一个个单个的正常人，却构成了整体的道德冷漠，形成残酷的战争机器。
科赫的形象，几乎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具象化体现。非恶之人可以作恶吗？这是一个令汉娜·阿伦特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1961年，她为《纽约客》报道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在亲身接触后，她发现阿道夫完全没有想象中冷酷杀人魔的样子，而只是一个温和的官僚形象，用她的原话说，这个人“正常得令人害怕”。甚至阿道夫的心理动机，也只是通过勤勉工作，在纳粹官场上爬升得快一点。通过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心理剖析，汉娜写出了一篇论文——《平庸之恶》，她在文中说：“他本性非恶，只是凉薄而愚蠢，是个“随波逐流者”。
电影中，波斯人控诉科赫是杀人犯，科赫义正言辞地反驳“我没杀过人”，波斯人说，“但你让杀人犯们吃饱喝足”。科赫的心理和《平庸之恶》中的分析如出一辙，从他讲述加入纳粹党的经历开始，就始终以一个“随波逐流者”的身份呈现，除了波斯人说面包和树是同一个单词，他因感觉被骗而暴打了波斯人一顿之外，没有做更多恶；除了在逃离集中营时顺手带出了波斯人之外，他也没有做更多善。作为纳粹本身即一种恶，但他的恶并非罪大恶极的恶，而是一种冷漠的平庸之恶。
科赫的扮演者德国演员拉斯·艾丁格还曾出演过德剧《巴比伦柏林》，讲述魏玛共和国时期各方势力角逐的故事；士兵Max的扮演者约纳斯·奈伊出演过《德国八三年》系列，故事设定在美苏冷战、柏林墙倒塌之前，一位东德边检士兵被派去西德做间谍的故事。两部都是高质量的德剧代表作，推荐一看。
只属于两个人的语言
《波斯语课》的原著是德国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撰写的故事《发明一种语言》，电影改名为《波斯语课》，隐含了一种教与学的人物关系。既然是“课”，就必然有老师有学生，自然形成一种教授和接纳的关系，也因此，电影中波斯人和军官科赫的形象同等重要，甚至科赫的形象还更加丰满。除去他们外在的迫害者和被害人的标签，这两人其实共享着“孤独”的身份。
波斯人身处集中营，在犹太被迫害群体中，谎称自己是波斯人，以波斯人的身份获得求生的机会，他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幸运者，也是一个群体中的孤独者。科赫是德军中的军官，却始终将自己认定为“厨师”而非军人，他最终的愿望也是脱离军队去德黑兰开餐馆，他亦是德军群体中的孤独者。
通过创造和学习一门语言，两人之间开始产生联系，而这种联系让他们分享了彼此的孤独。他们从始至终都并未，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但他们之间在逐渐深化一种彼此理解。
当波斯人被科赫暴打后，病痛中胡乱呻吟着一种无人听懂的语言，士兵叫来科赫，他听懂了波斯人的话，他在说“妈妈，我想回家”。这一刻，一种全世界只有两个人明白的语言诞生了，与其说波斯人发明了一种语言，不如说他建立了和全世界唯一一个人交流的渠道。
科赫问波斯人“我爱你”的波斯语说法，波斯人问科赫，“你有爱的人吗”？这一幕中科赫的神情令人记忆深刻，他带着羞涩和憧憬说“现在还没有，以后说不定呢”。这时他们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教学关系，而是延伸向对一个人的好奇与关心。实际上，对于科赫的身份交代都是通过他与波斯人在教学间的对话完成的，超脱出庞大的纳粹官僚体系，呈现出一个人的自我身份。
他们开始以假波斯语对话，能够用于交流，宣告着一门语言的正式成立，虽然这门语言的使用者仅有两个人。军营中流传着波斯人是科赫男宠的传闻，但影片中两人始终保持着克制的距离感，唯一亲近的改变是科赫让波斯人不再称自己为军官，而是叫自己的名字克劳斯。他用假波斯语做了一首诗，激动而期待地念给波斯人听，谁还能说这是一门不存在的、虚假的语言呢？它可以表达情感、描述梦想、并且能被另一个人领会，它已经真实无疑地存在，并且是以一种残酷反讽的姿态存在，用战争中受害者的名字，堆砌起一个关于和平幸福的私人梦想。
共有一门只有彼此才听得懂的语言，但两人的关系却并未因此变得亲近，这正是整部电影保持的基调，一种稳定的压抑和沉重贯穿始终。这甚至是我在电影院的观影经历中，全场最安静的一次观影，观众始终被这种克制的沉重气氛挟持，没有情绪爆炸的时刻，也没有紧绷放松的气口。
晦涩的情感元素
片中有一点是始终令观众存疑的，就是科赫口中，在德黑兰的弟弟。科赫对弟弟的描述晦涩不清，大体能判断出因为科赫加入纳粹，弟弟与他决裂，只身前往德黑兰。但通过上校之口，我们得知科赫的档案关系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弟弟。
而科赫本人在军营中表现出的边缘化和被其他军官的轻视感，也似乎并非单纯因为他的职位身份。在上校向他询问波斯人是他男宠的传闻、临近结尾的饭桌上，军官调侃着对他说“看来你真的决心跟你的波斯人了断了”，都隐约露出某种不可说的端倪。
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一些镜头中，科赫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而他本人已经表露过并无喜欢的人，种种迹象引得观众不由地猜测，科赫可能是一位同性恋者，而他口中在德黑兰的弟弟，实际应该是他的同性恋人。
我无意将影片引向同性情节的分析，而是想表达，这正是这一时代商业类型片的重要元素。即使作为二战题材的类型片，也未能摆脱对这一商业元素的使用，而引发观众的怀疑和猜测，正是商业元素的目的。
如同《送你一朵小红花》里，岳云鹏饰演的角色钱包里，夹着一张与同性恋人的合照，这一细节对剧情全无影响，却作为重要的商业元素存在。难以解释原因，但隐晦的GLBT线索，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常用的商业元素。
影片最后，波斯人凭记忆念出一个个犹太受害者的名字，那一幕分外令人动容，但我也是在此时才意识到，我似乎并不清楚波斯人的名字，反而，他发明的单词我已经记住了好几个。名字是被迫害者曾活着的证明，是战争血淋淋的注脚，而假波斯语则是个体生命力战胜残酷战争的可流传的证明。
在这个时代，二战题材的类型片也具有了时代的特征，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战争中的个体回归人性的塑造、消解战争题材的沉重性、加入悬疑、喜剧等商业元素，甚至对情感进行晦涩、多义性的修饰……但不变的永远是反战的主题。
无论在任何时代，永远地反对战争，给每个生命以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