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蘅馆词选》初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梁启超长女梁令娴师从麦孟华学词时所辑录之作，“艺蘅馆”即梁令娴书房名。彼时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正值中国由封建王朝向近代社会转型之时，以梁启超为首的新思想人士仍在全力以赴拯救中国社会，而《艺蘅馆词选》编者正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之长女梁令娴，这使得《艺蘅馆词选》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及思想特点。
此前学界对于《艺蘅馆词选》已做了关于其编选意图、选词思想以及女性参与词籍校编等角度的研究，认为这是一部通代词选，并融合了浙西派与常州派的词学观念，注重词的“清空”与“寄托”，更具有开启民智的编选意图，而以梁令娴为代表的女性则扩大了词籍校勘队伍。
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探究《艺蘅馆词选》独特的时代性、词选中所独具的维新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一、《艺蘅馆词选》的成书特点
1.“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
词这一文体在经历了形成、发展、鼎盛、衰微的阶段，在清代迎来了一场复兴。不仅词的创作量空前增长，关于词的创作理论也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清词中兴”的繁盛景象。经由朱彝尊、张惠言等人的努力，词在清代渐渐形成了“雅正为宗”、“以词为史”等观念，并且地位与诗、骚等同，成为可以经世致用的正统文学。
而《艺蘅馆词选》成书彼时，正值清末民初，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与压迫，清政府的软弱更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推行的“戊戌变法”，也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势力的阻挠下失败。这场由维新派主导的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然则“戊戌变法”虽然失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这一思潮却为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的力量，“救亡图存”精神的影响进一步得到了扩大，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受常州派及其父影响，梁令娴所编《艺蘅馆词选》将社会现状与词的选录相结合，可将其视为维新思想在词学上的体现。
2.新会梁氏家学渊源
广东新会梁氏家族于中国近代史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领导变法运动，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出“诗界革命”等新兴思想，在中国社会掀起政治、思想、文化的变革。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而与其弟梁启勋合著的《稼轩词疏证》及梁启勋所著的《中国韵文概论》等著作，都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梁启超的九名子女更是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为近现代中国各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思顺（1893—1966），字令娴，生于广东新会，梁启超长女，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曾师从康有为弟子麦孟华学词，在其指导下编有《艺蘅馆词选》五卷。作为梁启超长女、麦孟华学生，梁令娴自幼便接受了优良的教育。由于父亲梁启超与老师麦孟华皆为康有为的学生，而康有为推崇常州派，与晚清词人王鹏运、朱祖谋等人交好，因此梁令娴受父亲与老师的影响，接受了常州词派周济等人“比兴”、“寄托”的词学观念。书后所附录的李清照《词论》、杨缵《作词五要》、张炎《词源》、陆辅之《词说》、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况周颐《玉梅词话》等前人词学著作，亦可见梁令娴所受影响之来源。
3. 女性署名词选校编
而除去家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外，《艺蘅馆词选》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部词选的主编者是一名女性，且年仅十六岁，这在以男性校编词选为主的词学史中，不可不说是一个亮点。女性参与书籍校编早已有之，如宋时女词人李清照就曾参与丈夫赵明诚《金石录》的编纂：“明诚后屏居乡里十年，衣食有余。……日事铅椠，易安与共校勘，作《金石录》，考证精凿，多足正史书之失。”晚清民国之际亦有女性参与校编词选的例子，如吴昌绶女儿蕊圆十几岁时就参与到父亲的词籍校刻事业中，“云清旧居，积卷累至数尺之高。”
而真正以女性署名的词选，则当属梁令娴所编的《艺蘅馆词选》。梁令娴在自序中说道：
令娴校课之暇，每嗜音乐，喜吟咏，间伊优学为依声。家大人谓是性情所寄，弗之禁也。既而麦蜕弇世丈东游，主吾家者数月，旦夕奉手从受业。……令娴家中颇有藏书，比年以来，尽读所有词家专集若选本，手钞资讽颂，殆二千首，乞丈更为甄别去取，得如干首。
可知她曾出于兴趣在闲暇之时自学词，后受业于麦孟华，学习时手钞之作集为此词选。梁令娴最初所选定的词作有两千多首，但经麦孟华之手甄别筛选后剩得六百余首，才编得此选。
虽然《艺蘅馆词选》编者署名为梁令娴，但受其师影响较大，不可算是一部真正由女性独立校编的词选。但其书编者单署梁令娴之名，亦可说是女性校编词学史的一大进步体现。在女性参与词学研究及书籍校编的历史上，梁令娴的《艺蘅馆词选》开创了重要先河。
二、《艺蘅馆词选》的时代意义
1. 收录感咏国事之词作
清末民初正值国难当头，梁令娴虽为闺秀女子，却也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她于《艺蘅馆词选》中也多选录主题饱含家国情怀之词作，其胸怀志向可见一斑。而这也体现出其深受常州派词学观念的影响，“晚清数十年间，‘世变日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纠结。此时的词人，不仅不能闭目塞耳，无视当前的社会现实，而且还须运用词作为武器来反映社会现实了。所以常州派的主张便成为晚清词坛上最有权威的理论。”
如她在郑文焯小传后写道：“令娴案：叔问舍人，今代词家第一，全集琳琅不可悉收，专取其感咏戊戌、庚子国事者录之。”一方面可见梁令娴对郑文焯的评价之高，认为其是“今代词家第一”，另一方面，专收录其对于近年来国家所发生之戊戌、庚子等大事的有感之作。如《兰陵王》（江上逢北使寄书和清真）一词中：“应识长安旧客，归鸿尽，回首暮云，一纸京书泪盈尺。”充满去国怀乡之思。《莺啼序》（秋感和梦窗丰乐楼韵）一词中写道：“长安似弈，局外樵柯，睡境正深美。”亦叹当今局势交错，如棋局博弈。而《浪淘沙》（别枕雨声残）一词中所写：“不信浮云能蔽日，试望长安。”又表现出了郑文焯对于社会形势的乐观态度。而1981年版刘逸生点校本则出于某种考虑，将丁卷中蒋春霖的两首对太平天国革命发泄仇怨之作删去。
除了收录近代词人表达家国情怀主题的词作外，《艺蘅馆词选》对于前朝词人词作的收录也多见此类主题词作。如王沂孙《高阳台》（浅萼梅残）一词案语：“麦丈云：此言半壁江山，犹可整顿也。眷怀君国，盼望中兴，何减少陵。”此为南宋词人感慨南宋国运之作，麦孟华将其比如杜甫感怀家国之作，亦含有结合时政之意。又如周密《大圣乐》（娇绿迷云）一词案语道：“麦丈云：此刺群小竞进，慨天下之将亡也。忧时念乱，往复低回。”张炎《高阳台》（接叶巢莺）之案语道：“麦丈云：亡国之音哀以思。”
此外，《艺蘅馆词选》中所收录词作最多的词人为辛弃疾，共收录辛词27首，由于梁启超最爱稼轩词，梁令娴此倾向或多或少受其父影响，且此部分多见梁启超所作评论。稼轩词中亦不乏感怀国运之作，如所收录的《念奴娇》（书东流邨璧），梁启超认为此词为“南渡之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之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等，也表达出愿为国报效的雄心壮志，只是可惜白发已生。梁启超认为此词“无限感慨，哀同甫亦自哀也。”
由其所选词作的主题来看，多为感怀时世、关乎国运之词，甚至在选录郑文焯之词时直言“专取其感咏戊戌、庚子国事者录之”，可见梁令娴选词时的鲜明倾向。将选词倾向与社会时事相结合，以词的形式感慨民族危机，使得词能够真正“经世致用，”是《艺蘅馆词选》对于彼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意义。
2. 对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响应
作为维新派的领袖，梁启超有着鲜明的革命思想，如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写道：“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他有着一系列的“新民”思想与举措，而在这些举措中，他深刻意识到了文学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文学革命，其中“诗界革命”思想在其女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中得到了充分的响应。
梁启超“诗界革命”之语，首见其于1899年发表的《夏威夷游记》一文中，后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
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条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盖自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有士大夫主持之，虽或衰靡，而俚俗犹不至太甚。……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
他的“诗界革命”主张中，较为重要的一点便是恢复中国传统的诗乐合流，将音乐与词章相结合，使诗词去俚俗化，进而由此改造国民性。
梁令娴在《艺蘅馆词选》中，便很好地响应了父亲的这一“诗界革命”主张。她在自序中写道：
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诗与乐离，盖数百年矣。近今西风沾被，乐之一科，渐复占教育界一重要之位置，而国乐独立之一问题，士夫间莫或厝意。后有作者，就词曲而改良之，斯其选也。
认为文学应能与音乐结合，但是文学与音乐相分离已经有数百年了，近代受西方影响，音乐又逐渐被教育界所重视。但属于中国本民族的音乐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在编选的过程中，梁令娴便以“能入乐”为准，选录那些根据词曲而作的词作。
同时，在词选后所附录的诸多词学著作中，亦可见对文学音乐性的重视。如其所收录的张炎《词源》下卷便强调了词与音乐之密切关联：“词以谐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
《艺蘅馆词选》中对文学与音乐关系的重视，正响应了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思想，以恢复中国传统的具有音乐性的文学来达到“新民”的目的，极具时代性与思想性。
3.辑录维新派词学文献
梁令娴在编选《艺蘅馆词选》时，收录了其父梁启超的两首词作：“令娴案：家大人于十五年前，好填词，然不自以为工。随手弃去。令娴从诸父执处裒集，得数十阕。今兹选词，乞麦丈为摘录二首。”梁令娴将梁启超不在意而舍弃的词作裒集整理，并辑录二首，为梁启超保留了来源可信的词作遗存。此外，《艺蘅馆词选》注重辑录梁启超所作词评，在案语中以“家大人云”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为研究梁启超的词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据《词话丛编》“饮冰室评词”一节：“以上梁启超评词及附录麦孟华评词，均见梁令娴艺蘅馆词选。甲卷唐五代词无梁启超评，故略。”可见《词话丛编》中的“饮冰室评词”均由《艺蘅馆词选》中所辑录出，共27则，其中对北宋词的评语有15则，南宋词评有10则，国朝即清朝词评有2则，对辛弃疾词所作评语最多，共有8则，其次是对周邦彦词所作评语，共有5则。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并无单独的词话作品，因而梁令娴所收录的27则其父所作词评成为梁启超仅存的词话作品。梁启超这些词评中，更有提及其师康有为、其友陈千秋等人的词评，为全面了解近代革命领袖康有为师生等人的词学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结 语
词在经历了“清词中兴”后，已成为可以经世致用的正统文学，而清末民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则激发了进步人士及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意志。在此历史背景下，梁启超长女梁令娴于1908年成书的《艺蘅馆词选》则将社会现状与词的选录相结合，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而新会梁氏深厚的家学底蕴也为梁令娴词选的辑录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在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同学麦孟华的指导下，年仅十六的梁令娴汲取前人词选的长处，完成了词学史上少有的女性独立署名的词选，为近代词学开创了重要的先河。
其选词主题多关乎国运，如近代词人郑文焯“专取其感咏戊戌、庚子国事者”之作，以及南宋词人吟咏家国之词，体现了“以词为史”的观念，使词能够“经世致用”。同时，在词选中，梁令娴很好地响应了父亲的“诗界革命”主张，认为文学与音乐结合是能够开启民智的“新民”手段，并在其自序中阐释了自己对于“文学入乐”的理解，认为词的长短句形式最便于与音乐相结合，由是选录此集。同时，梁令娴在词选中所收录的梁启超2首词作及27则词评语录，为了解维新派领袖的词学观提供了依据，有利于完善对近代词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综上，梁令娴所主编的《艺蘅馆词选》作为一部女性编者独立署名的通代词选，在承继常州词派及梁氏家学的基础上，响应并发展了其父的“新民”思想，并留存了维新派重要人物的词学思想，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