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宋词的朋友，一定对晏殊、晏几道这对父子不陌生。被后世尊为“大晏”的晏殊以风格含蓄婉丽的小令著称于世，是北宋专攻令词并以此名世的第一人，号称“北宋倚声家初祖”（《蒿庵论词》清·冯煦）。而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是在《人间词话》中，将晏殊所作《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千古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视为世人治学治世所必经的第一层境界。
大晏牛叉如此，那么他的第七子、被后人称为“小晏”的晏几道又成就如何？
明清以来的著名词评人如周济、夏敬观、陈世宜等均毫不客气的做出定论——跟做儿子的相比，当爹的“啥也不是”：
“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声执·宋词举·论北宋六家》）
要论天赋，父子二人都可谓是文华天授，均7岁能诗、14岁便中了进士，很难分出高下。但要是非得在文学成就的高下之分上找个理由，我想大概是因为人生际遇上的天差地别。
晏殊的一生堪称是古之士大夫成功的典范——他在真宗、仁宗两朝都担任过宰相，而且在任职期间对外无大战，内部也比较平靖，再加上赵恒和赵祯御下宽厚，所以晏殊算是名副其实的太平宰相。长期闲适富贵的生活深深影响了晏殊的词风，无论是写文人的无病呻吟、男情女爱还是离愁别绪，其情感基调都是舒缓的而非激烈的，充满着高高在上的大气包容的气质，即便是前句还在为情绪所困，但转眼间便能轻而易举的自我解脱。
可是晏几道就惨了。他有着不亚其父（可能还胜之一筹半筹）的才华，但却完全没有当官的智慧和待人处事的手段，很快就搞得家道中落。话说晏殊当宰相时可没少替子孙操心，像个八爪章鱼一般给晏家编织出一个庞大的、搬出来能吓死人的关系网——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韩维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欧阳修都曾受过他举荐重用之恩，富弼、杨察更是成了晏家的女婿。试想哪怕晏几道在仕途和生活上能有普通人的本事，起码保证一辈子的平安富贵是不难的。
可晏几道却是出了名的不谙人情世故，根本无法在晏殊身后维持门户，还将晏家昔日的关系网搞得支离破碎。在他最落魄时，曾携诗词文章求助于父亲昔日的幕宾韩维，却收获了后者这样的冷眼：
“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穗，不胜门下老吏之望。”（《邵氏闻见录·卷十九》）
韩维昔日与晏殊交情极佳，在其去世时还曾撰文痛悼，而且素有“风节素高，奸邪畏之”（《宋史全文·卷十三下·宋哲宗三》）的风评，并非忘恩负义之人。所以他对晏几道的拒绝和厌弃，原因很可能出在了后者身上。
于是老晏家的诗词风格就从大晏富贵逼人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变成了小晏凄凄惨惨切切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所谓悲愤出诗人果然不假，小晏没有大晏当官的本事，日子过得潦倒困窘，这才将自己的文学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恰如李杜、苏辛。
从晏殊父子有着天壤之别的人生经历中，我们会发现在北宋哪怕是投胎到了宰相之家，似乎也没法安稳的当个富二代，相反倒是虎父生犬子、富贵不过三代的倒是比比皆是。
01
在北宋之前，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样的。
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到近在眼前的隋唐五代，尽管官制有过世卿世禄制、军功授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不同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除非改朝换代，帝位传承就是皇室的一家一姓之事，与其他人无关。但为此皇权也不能不付出代价，那就是他刨出的“萝卜坑”（即官位）中最光鲜肥美的，绝大部分都得由位高权重的勋贵豪族所独家垄断，并且还得父子相承，类似于世袭。所以才在汉时出现了汝南袁氏的四世三公、弘农杨氏的四世太尉，所以顶级士族联盟“七宗五姓”才会在终唐一朝289年间涌现出近80个宰相。
不过皇帝显然不会喜欢这种情况，一直采取各种手段试图瓦解豪族手中的权势，以达到“朕躬独断”的目的。所以在汉时的刘家皇帝试图通过外戚和宦官来搞对抗，结果弄得“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读通鉴论·卷八·桓帝》）；西晋时的司马家皇帝异想天开的大搞分封，结果自家亲戚不争气弄出个八王之乱，最终凄凄惨惨的亡国南渡；隋唐时搞不清是姓杨还是姓李的皇帝又发明了科举制，一度让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欣喜若狂，以为找到了对抗士族门阀的不二良方：
“（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事实证明李大帝高兴得太早了。在贞观年间除了马周、戴胄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例外，绝大多数的朝廷重臣都是世家子弟或是其代言人。哪怕到了中晚唐时期通过科举晋身朝堂中枢已经成为主流，但在这些人的背后若隐若现的，仍然是士族的影子。
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并非哪位雄主明君，而是一个在正史中上不得台面的小人物——黄巢。正是他采用肉体消灭这一最为简单粗暴的手段，彻底断绝了在华夏传承了数千年的贵族传统，同时也给他最讨厌也最梦寐以求的皇帝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麻烦。
所以在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才能顺利的将科举确立为唯一的取才之法，甚至如果脑袋上不顶着个进士的头衔，甭管家世如何显赫、祖宗怎样牛叉都不能当宰相。这是在北宋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同时也让士大夫集体懵逼。
这个大宋朝的官，到底该咋当？
不是说已经当了上千年官的士人们，突然间就丧失了他们生存于世的唯一技能，而是说他们当官的初衷或者动力，起码有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了。
在帝制时代，所谓“家国天下”的顺序对于士人而言是万万变不得的——先顾小家，再管皇帝的那个“大家”，如果还有闲工夫，再操心一下在此之外的那些破事。这就是历朝历代士人当官的准则。可是到了北宋，哪怕当老子的能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位置，只要儿子考不中个进士，那也仅是如同烟花般的一时璀璨罢了，根本无法惠及家族子孙。事实上就算儿子能考上进士，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就像晏几道也是14岁中进士，可是他本身并不具备成为高官的素质，或者说就是因为皇帝不想用他，那么老晏家照样得玩完。
02
孟子曾经曰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对于古代人（包括现在的某些人）来说，生儿子当然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可对于士大夫而言，光生下儿子还不行，还得子承父业、广大门楣自己的人生才算圆满。否则就算生下再多的儿子，可要是保不住富贵权势的话，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在没法让皇帝改主意的前提下，北宋那些功成名就、比如当上了宰相的士大夫们要想保持家门不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千方百计的让儿子考上进士。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脑海里就会冒出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作弊！事实上在北宋科举中作弊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像在唐朝风行一时的让官宦子弟顺利过关的公荐、公卷等弊政早就被明令取消，考试制度日趋完善严密。比如考官就安排了一大堆，还经常让冤家对头互相监督、鼓励揭发，而且通常在考前一个月就把考官关起来，严防考题泄露和拉关系、走后门。同时还是实行了回避制度，即考官家的亲戚、门生要么干脆别来考试，要么就在别院就试（即别头试）。
在考试期间，也有糊名法、眷录法等防作弊措施，而且一旦官宦子弟在考试中作弊，他们的老子也得跟着倒霉。所以起码在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还是相对公平的，但到了朝不保夕的南宋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作弊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出在大文豪苏轼的身上——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苏仙儿知礼部贡举，结果他在被关起来之前就拟定了考题《扬雄优于刘向论》并准备交给应考的门生、“苏门六学士”之一的李廌。结果弄巧成拙，李廌因外出没拿到考题，最终惨遭落榜，而考题却被章惇的两个儿子章援、章持所得，结果这俩前宰相公子一个考了个头名（殿试第五），另一个考中第10名。
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宰相家公子只能老老实实的去参加考试，然后接受铩羽而归的命运——在《宋史》有载的168个宰相子孙中，考中进士的只有区区30人而已，仅占18%。要知道北宋的赵家皇帝也并非一味的“隔路”，这些高官子弟大多有个官身，可以参加“锁厅试”。相对于像福建、江西等地成千上万人争夺一个进京参加礼部试的资格，他们在锁厅试所要面临的竞争对手只有数十人甚至几个人而已，难度可谓是天差地别。
同时在父祖的庇佑下，他们能够享受到那个时代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甚至可以比别人更早获知考官的人选、文风和喜好等高价值信息，从而提前做好准备。但就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均都具备的巨大优势下，区区18%的取中率就低得有点过于可怜了，这在说明了北宋科举的公平性的同时，也证明了进士实在是太难考了。
尤其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是，宰相家子孙中进士还经常出现“一锅出”的现象。
比如曾在宋仁宗赵祯一朝担任过中书门下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即排位第三的宰相）的梁适。说起来老梁也是挺尴尬的，他爹梁颢是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乙酉科状元，哥哥梁固是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己酉科状元，而在他的8个儿子中，也有梁彦昌、梁彦回、梁彦开、梁彦明、梁彦昇5人高中进士，于是才有了“满堂笏，梁半朝”的美名——话说像这种一家子能同时蹲在朝堂上的开会的盛况在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但基本都是凭借裙带关系得来，而梁家人却是靠自己的本事爬上来的，这就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但为啥说梁适会尴尬呢？因为他跟他的另外3个熊儿子一样，都没能考中进士，只能凭借荫补得官。不过鉴于老梁家强大到变态的基因，没人敢于质疑梁适的智商和能力，所以他才在唯有进士才能做宰相的北宋，成了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
比东平梁氏更变态的，是灵寿韩氏。
灵寿韩氏的开山老怪韩亿在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进士及第，累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太子少傅。老韩的8个儿子中，次子韩综、三子韩绛、四子韩绎、六子韩缜也都考中了进士，孙辈中的韩宗彦（韩纲之子）、韩宗道（韩综之子）、韩宗师（韩绛之子）以及韩宗恕、韩宗武（均为韩缜之子），还有再后一代的韩瑨、韩璜也都曾在东华门外唱过名——韩亿祖孙四代共涌现了进士12人，这在北宋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而且韩亿（副相）、韩绛（宰相）、韩维（副相）、韩缜（宰相）父子4人同列宰辅之列，不仅是在北宋，在历朝历代都是极其少见的。
不过要说起北宋宰相中的学霸，那是谁都没法跟章惇媲美。他的父祖都是进士，族父章得象更是在仁宗朝当过宰相，所以家学渊源的章惇在23岁就进京应试并轻而易举的进士及第。不过当年的丁酉科状元章衡是章惇的族侄，心高气傲的后者不甘屈居小辈之下，竟愤然放弃进士的资格，打算重考！
话说考中进士的难度可比今天的高考要高上千倍百倍，范进中举都能兴奋得发疯（考举人的乡试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中考吧），更何况中进士？多少人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的目标，章惇却像丢掉一个垃圾一般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更让人无语的是，3年之后章惇卷土重来，又位列开封发解试头名并高中己亥科礼部试一甲第5名……
章惇性格孤傲强硬，堪称是北宋宰相中的钢铁直男+头铁战士，所以当他的儿子恐怕压力不小。这也使得章家出不了衙内，他的4个活到成年的儿子不管自愿还是被迫统统都得头悬梁、锥刺股，最终都考上了进士——虽然章援、章持有作弊之嫌，但谁让苏轼跟章惇关系好得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
除此之外，像李迪、吕夷简、蔡京以及我们前边提到过的晏殊都有不止一个子孙考中过进士，韩琦的长子韩忠彦更是子承父业当上了宰相，也算是一段佳话。
03
然而以上“虎父无犬子”的例子，起码对于大多数北宋的宰相而言，仅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特例。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等来的结果只能是“老子英雄儿hún蛋”。
宋太宗赵炅一朝的名相吕蒙正，一生中另一个辉煌的顶点就是在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摘取了丁丑科状元的桂冠。然鹅老吕一口气生下的11个儿子中，就一个吕居简考中了进士，剩下的都是熊孩子，只能眼巴巴的盼着老爹给他们赚回几个荫补的名额。
可怜的吕蒙正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哪怕曾经三次拜相，最后也只给儿子赚回了6个。剩下的4个傻儿子只好回老家当个土财主，家道中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老吕家里整出那么多傻儿子莫非是隔壁老王的杰作？否则智商怎么会跟他们的天才老爹差那么大？
当然这是我在瞎扯，当爹的拿状元跟当儿子的中进士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比如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壬寅科的王曾和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甲子科的宋痒，不仅像吕蒙正一样都是状元兼宰相，而且还是极其罕见的“三元及第”——即在发解试、礼部试和殿试都拿到了头名，如此霸气翻天的血统也是没谁了吧？
可根据富弼所撰的《王文正公行状》王曾有4个儿子，而《宋史》中也说宋痒至少有两个儿子，然而这6个超级学霸之后都没有过考中进士的记录。
要知道在北宋，中进士的荣耀就算比登堂拜相差点，也差不到哪儿去。所以只要是宰相家的子孙，只要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在青史中都少不了一笔。然而从开国的宋太祖赵匡胤到亡国的宋钦宗赵桓，在北宋167年间一共有75人担任过宰相（不计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其子孙在《宋史》中有过考中进士记录的，也就仅仅30人而已。或许统计有遗漏误差，但也不会差得太多。
因此可以说，北宋大部分宰相家的儿子都很难承继父业，这也意味着今日所谓的高门可能在一两代内就将垮塌。而要延缓或改变这一趋势，荫补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指望。
荫补，又叫恩荫，其实并非是北宋才有的新鲜玩意。早在两汉时就有“任子制”，就是高级官僚可以保荐自家子弟获得官身，最多可以保荐3人，像是苏武、霍光等名臣就是通过任子制踏上仕途的。到唐朝有了“门荫”，但数量很少，并不作为常例。唯独到了北宋，荫补才开始泛滥成灾，居然成了科举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入仕途径，以至于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直指其“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
“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史》）
就拿北宋的宰相来说，都可能通过以下机会拿到荫补名额——首先是承天节的封赏，即皇帝每年过生日时宰相可以拿到两个荫补的名额。不过这两个名额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其中一个可用于子孙和族亲、姻亲，另一个则必须用在非亲戚关系的门生、幕僚或私人医生；其次是南郊大礼的封赏，即每三年逢郊祀时宰相同样可以拿到两个名额，使用限制同承天节一样。不过北宋宰相通常任期都很短，能干满3年宰相的人数并不多，所以很多人都捞不着这个机会；此外就是等到宰相致仕、退休时能拿到3个名额；最后等到生命垂危之际，宰相也不能想蹬腿就蹬腿，为啥？赶紧给皇帝上遗表报丧啊！这样就能拿到最少5个荫补的名额——宰相的孝子贤孙们还眼巴巴的等待着这个可能是人生中的最后一笔福利呢。
而最后这8个荫补名额，在授予人员的身份上并没有限制规定。尤其是遗表荫补，反正人都死了，皇帝通常不会吝啬于向宰相家剩下的那帮废材们展现自己的仁慈和大度，所以除了5个固定的荫补名额外，动辄还有其他的惊喜。
比如宋真宗赵恒的宰相李沆生子5人，但活到成年的就一个。所以为了补偿，在李沆死后赵恒不但荫补其唯一的儿子李宗简为大理评事，还给了他女婿苏昂的侄子朱涛一个同进士出身的身份；王旦死后，赵恒更是遍赏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达数十人之多，等到他们守孝期满，还体贴的分别加官一级；王钦若死后，宋仁宗赵祯也不计前嫌的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为官。
所以在北宋只要能在宰相的位置上熬个一年半载，而且儿子没生出个两打、三打，哪怕满家都是熊孩子，也能统统都给他们弄个官身。像吕蒙正那样三度拜相也没给10个傻儿子的仕途打通关，其实原因很特殊。其一就是莱州吕氏是个庞大的官宦家族，光在北宋官至宰相的就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3人。所以他必须得照顾宗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要是独吞了所有的好处会对子孙不利；其二就是北宋荫补的大部分福利都是宋真宗赵恒“发明”的，老吕没赶上趟。
04
北宋的荫补官们，被授予的官职中最常见的就是太常寺太祝、国子博士和大理评事。
太常寺太祝是礼官，主要职责是在皇帝大祭时当个摆设——站在太庙门口“迎神”。问题是大祭每3年才轮到一回，平时更是能闲出屁来；国子博士就是在国子监当老师，根据所授科目的不同品级从正五品上到从九品下不等。但荫补来的国子博士谁能指望他的水平能有多高？能教出多好的学生？所以大多都位列八、九品，在国子监挂个名，上不上班基本都没人管；大理评事是司法官，负责审判断案，看上去挺重要，其实在北宋就是个寄禄官——即有官名有待遇，一点不耽误领工资，但就是没有实际的差事，也轮不到他们去判案。
所以说对于荫补官而言，就是给个官身以保尊荣、发份俸禄足以糊口，至于其他的还要个啥自行车？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终生只能在低品官阶上厮混，极少有混上七品官、捞个继续荫补下一代的机会。所以富贵止于二代或三代，就成了大多数北宋宰相家族注定的命运。
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的例外。比如吕夷简之子吕公绰以荫补得官，最终干到了枢密直学士、知秦州；梁适的孙子梁子美同是荫补出身，累官至中书侍郎、知大名府、宁远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安定郡公，死后追赠少保，还成了《水浒传》中梁中书的原型；曾公亮之子曾孝宽曾官加资政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要不是少个进士头衔，肯定能赶在韩琦、韩忠彦之前成为北宋的第一对父子宰相。
可这样的荫补官毕竟是少数，难道其他的宰相就眼睁睁的坐视家门不保？非也，其实他们也没少从其他方向上做出过努力。
比如跟皇家联姻。在这方面最成功的非向敏中莫属。
在宋仁宗赵祯一朝的一大堆宰相中，向敏中算不上如何出色，子孙也大多不是废材就是庸人，但架不住生出来个好曾孙女——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向氏嫁给时为颍王的赵顼，成为有实无名的太子妃；次年老公公、宋英宗赵曙就驾崩，于是向氏晋身皇后；又过了19年，老公、宋神宗赵顼再驾崩，于是向氏又荣升太后；再过15年，她名义上的儿子、宋哲宗赵煦再再驾崩，向氏临朝称制期间力主赵煦之弟、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即位，而且毫不恋栈权威，立刻还政于后者。
可想而知，赵佶对向太后是如何的心怀感激，于是向家人开始鸡犬升天——向敏中追赠燕王，向太后的爷爷向传亮追赠周王，老爹向经封定国军留后，追赠侍中、吴王，兄弟向宗回封太子少保、奉朝请，加爵汉东郡王，赠检校少师，向宗良封宁海军节度使，加爵永嘉郡王，赠少保。
其次就是韩琦。不过老韩是反其道而行之，没嫁闺女给皇帝，倒是让第五子韩嘉彦尚了赵顼的女儿唐国公主。
然后韩嘉彦与唐国公主生子韩诚，韩诚又娶妻吴氏——这个吴氏又是后来宋高宗赵构的宪圣慈烈吴皇后的妹妹。再后来韩诚与吴氏又生子韩侂胄……你当这就完了？当时的皇帝、宋宁宗赵扩可是吴皇后一手捧上帝位的，恩情不亚向太后之于赵佶；而赵扩的皇后，又是韩琦长子韩忠彦的五世孙，按辈分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
正是有了这么一张无论规模还是势力都能吓死人的关系网，韩侂胄才能以荫补之身独掌南宋军国重事（但仍不能担任事实上的宰相），才能策动出开禧北伐。
一门三宰相，而且还横跨南北两宋——如果这是当初韩琦的谋划，那么这位赵顼眼中的“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真称得上是老谋深算了。
当然两宋的士大夫是既高冷又自矜的，要是跟皇家结了亲往往会被瞧不起，等于是自绝于士林的行径。所以即便是韩琦，也是从儿子中挑了个最没出息的韩嘉彦去尚公主，有本事的儿子如韩忠彦还得老老实实去考进士。而且有向太后、吴皇后那样际遇的毕竟是少数，跟皇帝结亲并不一定就能给家族带来足够的好处，所以北宋的宰相们还得想别的辙。
比如招个好女婿。
在两宋因为进士的地位极高、前途极好，所以京师汴梁向来有“榜下捉婿”的传统——即每逢进士开科放榜，就有豪门富户召集大批人手在皇榜下守株待兔，一看到有人中了就上前询问是否已经娶妻，一旦答案为否就立马抓回家当女婿。要是有人不干呢？这种情况倒是很少有，毕竟一车车丰厚的嫁妆砸下去，没几个能扛得住的。
想当年贵为宰相的向敏中和张齐贤，为了一个寡妇10万贯的嫁妆还曾争破头去求娶呢，何况区区进士？
但事实上在榜下捉婿的，其实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豪门。那些真正有前途的才子，往往在放榜前就奔真正的贵人，比如宰相盯上了。
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壬寅科开考前，一个名叫王曾的青州人来到京师应试。这个年方25岁的士子才华出众、素有文名，还在乡中的发解试中考中头名，所以就受到了宰相李沆的关注。
王曾果然不负众望，又在礼部试和殿试中实现了“连中三元”的史诗级成就，于是李沆再不犹豫，马上把女儿嫁给了王曾。而且在这个女儿不幸早逝后，李沆立即追加投资，又把另一个女儿再嫁给王曾。
既是状元，又有个宰相老丈人保驾护航，王曾的仕途自然顺风顺水，仅用了14年就当上了副相，再过6年又登台拜相，时年仅45岁。
王曾当然要对此做出回报，李沆的子孙中虽然没出过什么人才，但保住富贵却不是什么难事。
而像李沆这样逮住一个好女婿就盯死不放的，在北宋并非孤例。像是名相富弼就非常看好冯京（冯京确实有才，是两宋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而且比李沆的投资风格更激进——因为冯京早娶，所以老富一直等到他死了老婆后，便马上把长女嫁过去当继室。等到长女早逝，也像李沆那样又嫁过去了个女儿。
但这种儿子不行女婿顶的办法，其实弊端还是不少的。
比如自家闺女总不能嫁个大叔或是老头子，宰相的体面毕竟还是要的，所以只能挑些小年轻。既然是小年轻，就意味着只能是潜力股，而潜力股就意味着风险。所以有不少宰相倒是挑了个进士女婿，结果却弄回来个混不出头的没出息货，你说闹心不闹心？更闹心的是挑花了眼、选中的“英才”连个进士都考不上，结果还得浪费自家的荫补名额，这种糗事、笑话也不少见。
更惨的挑了个好女婿，结果却跟老丈人不对路，结果闹得翁婿反目、女儿遭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在拜相之前老王跟吴充关系莫逆，便将长女嫁给了后者的长子吴安持。结果因对变法的立场不同，老王跟老吴翻脸，却令长女在夫家难过，最终早早郁郁而终，成为王安石一生的遗憾。
晏殊挑女婿的本事比晏几道做官的能耐也好不到哪儿去——老晏把女儿嫁给了富弼，看上去是门好亲事，可谁知女婿跟老丈人犯冲，动不动就在朝堂上玩大义灭亲，结果跟晏家反目。后来富弼位高权重，小舅子晏几道却落魄不堪，不能不说是因此而放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