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9年，卫青和霍去病度幕壮举的20年后，漠北草原的深处阿尔泰山脉的中段，汉军的后起之秀、将门之子李陵以五千吴楚步兵与匈奴单于的数万骑兵主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殊死战斗，这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两千年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幕。这场力量悬殊但是惊心动魄的死斗以及李陵个人和家族命运的起伏成为千百年来热议的话题。精锐步兵在游牧民族的主场对决骑兵兵团，虽全军覆没但是创敌过万，足以成为古代战术研究的经典战例，大热的纪录片《古兵器大揭秘》正是以李陵这场死斗为战例凸显汉弩的战术价值。李陵与汉武帝之间关系的骤变成为评价汉武帝政治和人格的一个难点，汉武帝从赏识提拔李陵到夷灭李氏三族，明代文征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中描述宋高宗与岳飞关系演变的“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的词句，将其中的“飞”改为“陵”，用来描述汉武帝与李陵关系的剧变同样恰当。李陵的投降又和同为将门之子的苏武的不屈形成对比，李陵的投降更牵连同情他的太史公司马迁遭受腐刑，这使得后世对于李陵投降和汉武帝对于李氏家族的夷灭众说纷纭。
今天的我们很难仅凭史料上事件的记载完全把握历史人物的精神状态，唯一肯定的是李陵和其麾下的将兵以决死的气概战斗至最后一刻。然而，当李陵的精锐步兵出塞时，他们是抱着建功立业的雄心而不是视死如归的悲情北上的，殊死战斗是他们面对绝对劣势时不得已的选择。李陵和他的精锐步兵为何要深入漠北草原，而他们又是如何陷入绝境的呢？一切要从卫青和霍去病的度幕成功后说起。
1. 臣服匈奴：汉武帝从雄才大略陷入穷兵黩武
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完成了度幕的军事壮举，重创匈奴主力。按照汉武帝君臣在马邑之围时的设想，卫霍度幕远征实现了李牧诱敌近塞的战略目标，重创了匈奴的军事人力，接下来应该乘着匈奴元气大伤、无力南下的有利形势休养生息和加强防务，一旦匈奴恢复元气再度南下就整军出塞再大创之。然而，一旦匈奴的重压被卸下后，汉武帝的雄心也随之扩张。如果说，汉武帝不惜代价地以卫霍度幕远征是为了避免秦朝蒙恬重兵屯边的局面重演，那么在度幕成功后的12年内相继消灭南越、东越和朝鲜就可以看出汉武帝毫无与民休息的意图，汉武帝与秦始皇的相似之处开始显露。汉武帝的对匈战略从发动度幕时的有限攻势战略开始升级为臣服匈奴的全面攻势战略，这是先秦至汉初的战略家们从未设想过的战略目标。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乘着平定两越的兵威以十八万骑兵陪同自己进行了一次环游边境的武装示威，目的是希望元气大伤的匈奴认清形势而主动臣服于自己，从而使汉朝成为汉人所认知的天下中无可争议的主人（附录1）。然而，匈奴被汉武帝的要求所激怒，但是并没有不顾一切南侵汉境，相反理智地收缩自己的防线，将左翼大幅收缩从而远离汉朝战备充实的边境而将重心向西北倾斜，一方面河西走廊是汉朝新占的匈奴旧土，力量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失去了漠南和中原财物支持的匈奴更加依赖西域各国的物力和丝绸之路的税收（附录2）。
汉武帝在度幕成功后联络乌孙、沟通西域和充实河西等一系列举措都有着包围匈奴并迫使其臣服的战略意图。匈奴在重心西移、休养生息的同时对于汉武帝的臣服要求却以扣留使者展示强硬态度。西汉末的文学家扬雄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承认，作为汉朝的对手匈奴与两越、朝鲜和西域等不在同一个级别上，“真中国之坚敌也”（附录3）。既然武力威吓和封锁压缩都不能迫使匈奴臣服，那么继度幕之后再度大举对匈奴用兵就成为自然的政策选择。如果说度幕成功之前的汉武帝还没有充分展露出雄才大略的本色的话，那么在完成了度幕这前所未有的军事壮举后汉武帝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够超越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皇帝。成为包括匈奴在内的“大天下”的至尊而不是自己曾祖刘邦自诩的“海内产业”的主人才是此时汉武帝的宏愿。
2. 匈奴西移：守势战略优势凸显
在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看来，只要复制自己自马邑之围到度幕成功的经验，匈奴的臣服不在话下，在20多年前汉朝与匈奴实力旗鼓相当甚至匈奴处于战略攻势的时候，自己都能够实现度幕的成功，而如今匈奴实力处于下风且处于守势正是臣服匈奴、彻底消除草原隐患的良机。此时的汉武帝已经不是马邑之围时面对太后、外戚（武安侯田蚡）、宿将（韩安国）和强藩（淮南王刘安）而无法完全施展抱负的青涩皇帝，而是执政近40年、可以大行其志的老练君主。汉武帝曾经对于大将军卫青说过一段阐明其国策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这段话也常被后世引用来为汉武帝的扩张政策辩解。回顾汉武帝此时将近40年的执政生涯，在度幕之前汉武帝以“四夷侵陵中国”为理由反击匈奴的南侵颇能成立，然而在匈奴西移后汉朝并没有被“侵陵”的威胁，相反汉武帝的扩张政策的重心越来越向“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倾斜。汉武帝平定两越、朝鲜，以及经略西域和西南夷固然都有确认汉朝统治边界的外部考虑，但是借着扩张战争而消除内部隐患的安内动机也十分强烈。如果说在吕后和文景时代，汉朝推行和亲政策赎买匈奴的主要动力在于担忧内部的变乱，担忧匈奴作为外部扰动力量与关东诸侯联合向关中发难，那么此时汉武帝再度大举对匈奴用兵反倒具有了安定内部、将内部积蓄起来无处宣泄的力量导向匈奴的深意。个人野心与安内政策的交会促使了汉武帝在时隔度幕十余年后再度大举进攻匈奴。
在汉武帝心目中，夺取河套基地和提拔卫霍是自己之前对匈战争谋划中的得意之笔。充实河套而建立朔方郡的决策一度被认为是走秦朝的老路，而在对匈战争主将上汉武帝既没有任用功臣子弟也没有选拔军旅宿将而是用人唯亲地破格提拔了出身外戚的卫青和霍去病，若非卫青和霍去病取得了不世的战功，汉武帝简直会成为用人唯亲而败坏国家大计的反面典型。然而，朔方郡却成为了汉军对匈战争的优良前沿基地，从这里卫青大破右贤王部而霍去病攫取了河西走廊，汉武帝的用人唯亲成就了卫霍的传奇。因此，在汉武帝看来，迫使匈奴臣服的法宝仍不出建设前沿基地和选拔优秀将才两途。
随着匈奴重心的西移，汉朝与匈奴的边界也大幅西移，在汉匈对峙中传统的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郡至辽西郡（辽宁义县西）的东段边界线因为匈奴王庭和左翼的西移而淡出汉匈博弈的视野，而北地郡（甘肃庆阳市环县东南）至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的西段边界线则由于汉朝收复河套地区而成为内地，因此新的汉匈边界线东起云中郡沿着黄河的“几”字左边南下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郡（甘肃敦煌市西）（图1）。
图1 西汉与匈奴边界线形势
这条新的汉匈边界线依托着汉朝十多年前从匈奴手中夺取的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这里远离汉朝经济中心且又是开发不久的地区，这意味着汉武帝对于匈奴大举用兵的后勤负担并不因为匈奴实力衰弱而较之马邑之围后的汉匈大战减轻。《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反映农业社会一地综合经济实力最直观的指标-各郡人口数，虽然这份人口统计资料反映的是西汉中后期具体哪段时期无从得知，但是从汉朝边地各郡的人口数对比中大致可以看出边地各郡本身的开发程度（表1）。
表1 《汉书.地理志》中的部分边地各郡人口数（万人）
人口数 人口数 人口数
武威7.6朔方13.7雁门29.3
张掖8.9五原23.1代27.7
酒泉7.7云中17.3上谷11.8
敦煌3.8定襄16.3渔阳26.4
从表1中可以看到，边地各郡的人口数无法与内地人口大郡超百万的规模相比，但是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即使在北部边郡中也是人口稀少的地区，而朔方郡（河套）的人口数也只是边郡中的中游水平，此时的河西走廊并没有日后西晋大乱时内地流民的大量迁入，在度幕成功后汉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曾招诱同为游牧民族的乌孙迁入放牧，只是乌孙无意东迁才使得汉朝接收了这块领土。以此时农业开发程度很低且距离关中和关东遥远的河西走廊作为对匈战争的基地将会极大地消耗汉朝的国力。
河西走廊对于战争后勤的巨大消耗在汉武帝选拔外戚李广利来复制卫青的第一次尝试中就显露出凶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以索求良马被拒为由派李广利率军远征西域的大宛（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优良马种固然为汉军骑兵建设所需，但是也有以相对弱小的大宛让身为外戚的李广利变身第二个卫青的苦心。然而，汉武帝再造卫青的愿望抵不过河西走廊后勤艰难的现实，李广利不得不以武力强行夺取西域绿洲各城的粮食，昔日有进无退的勇猛汉军还是被自己的肠胃困得进退不得。求第二卫青不得的汉武帝在盛怒之下封锁玉门关，令李广利军不得自行撤退，然而还是不得不于来年以巨大兵力和后勤支援李广利，史称“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馀校尉。”。小敌大宛居然逼迫汉武帝以狮子博兔的态势全力以赴，或许可以归咎于李广利的将才远逊于卫青，然而在个人品德能力之外后勤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李广利最终攻克大宛，虽然没有卫青初阵就直捣龙城那般华丽，却依然保住了汉军主将的地位，因为在此时汉武帝的眼中卫霍时代留下的宿将公孙敖、路博德等都缺乏昔日卫霍那样的光彩，而他们的谨慎持重在汉武帝眼中越来越像马邑之围中的韩安国，汉武帝在诏书中甚至用“老将生奸诈”来发泄自己对于宿将路博德的不满。
经验丰富的汉武帝并没有忽视以河西和河套出击匈奴的后勤困难，相反汉武帝试图在草原建设城池和防御堡垒，以作为汉朝远征大军辎重部队的庇护所和休养地。“上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障、列亭”，城池和堡垒一向是农耕民族蚕食草原的有利武器，然而匈奴的反击是迅速的，当年秋天马肥之时匈奴就大举出击“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汉军的后勤艰难无法通过在草原深处设立城池和堡垒来缓和，相反只能延续骑兵大兵团突前而步兵护卫辎重在后的传统方法。
汉武帝只想着自己再现昔日的成功，却忽视了匈奴国策和战略在度幕之后的演变。匈奴的西移从表面上看与卫霍度幕前匈奴的北撤并不不同，都因躲避汉军兵锋而起，但是两者却存在战略上的本质差异：北撤是以退为进，等到汉军度幕疲惫后主动出击以赢得胜利，而西移则是以退为退，远离汉朝经济和军事中心而休养生息、恢复人力。因此，即使天才的霍去病没有在度幕两年后就去世，重心西移且刻意避战的匈奴很可能不会给这位名将封阿尔泰山的机会。彻底采取守势战略的匈奴由此在与汉朝的博弈中重拾了游牧民族的传统战略优势，即充分利用草原的广阔和游牧民的机动规避和疲惫深入草原的汉军，等待时机有利时再围歼之。匈奴西移后战线的收缩更有利于这项战略优势的发挥，度幕前的匈奴牧场横跨漠北、漠南和漠西，单于、左贤王和右贤王三个集团无法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即使是在度幕决战中依然是单于和左贤王各自独力死战。匈奴西移后国土收缩至漠西草原，自然是国力萎缩的结果，然而凡事都有两面，国土收缩的同时匈奴各部兵力的集结变得便利，匈奴左中右三部的兵力终于可以在漠西草原这个相对不那么辽阔的战场上互相呼应和支援，深入漠西草原的汉军不再像深入漠南草原的汉军一样只和匈奴一部交战而是很可能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遭遇匈奴全部主力的包围。当汉武帝以臣服匈奴而目标的全面攻势战略遭遇匈奴以保全自己为目标的全面守势战略时，超乎汉武帝想象的军事灾难成为其穷兵黩武政策的最好注脚。
3. 李陵浴血：汉朝过度扩张战略的牺牲品
军事灾难在李广利出征大宛不久就露出了苗头，宿将赵破奴以二万骑兵深入漠西草原策应图谋兵变的匈奴高级将领，匈奴挫败内变后先以左贤王部迎战汉军失利，然而得胜的汉军却在撤回途中遭遇匈奴单于集结起来的八万骑兵大军围猎，赵破奴被俘而汉军大部投降。
或许汉武帝认为赵破奴的失败是因为孤军深入，并没有意识到匈奴此时在军事上具有的内线优势，他相信如果汉军多路并进，那么赵破奴军覆灭的悲剧不会重演。赵破奴被俘后两年的公元前99年，汉武帝发三路大军北伐匈奴，大宛征伐的胜利者贰师将军李广利以三万骑兵出酒泉，卫青时代的宿将公孙敖出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宿将路博德出居延塞（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李陵和他的五千精锐步兵正是在这次大规模战役中登场。在汉武帝的眼中，英锐敢战的李陵俨然有成为霍去病第二的潜质：霍去病“年十八为侍中”，李陵“少为侍中建章监”，都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青年才俊；霍去病初阵“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李陵的初阵“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都是敢于深入的猛将；霍去病麾下的将兵“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李陵麾下的步兵“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都统领着汉朝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当然，霍去病与李陵的这些相似性并非全然天生，很大程度上也是汉武帝努力将李陵培养为霍去病第二的结果。既然李广利勉强有点卫青的影子，那么这次三路出击的大阵仗自然是培养李陵成为霍去病第二的舞台。
《汉书》详细记载了李陵这次以步兵深入沙漠的缘起：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庶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
可见李陵的步兵一开始领受的战役任务是护送李广利部的辎重，绝无以步兵在草原深处对抗骑兵大兵团的实验意图。然而，英锐敢战的李陵却提出了以步兵自成一军呼应李广利部、分散匈奴兵力的战役构想，这就激发起汉武帝希望李陵再现霍去病功业的渴望，这渴望竟使得汉武帝从不相信李陵步兵深入的可行性到到怀疑李陵丧失锐气而不敢以步兵深入草原。李陵就这样在汉武帝热切地期待下以机动性较弱的步兵进入到漠西草原深处，却遭到了匈奴单于主力的围攻，而在边战边撤的死斗中李陵的精锐步兵最终遭遇了与赵破奴的骑兵兵团一样全军覆没的命运。
同情李陵命运的论者常常切齿于宿将路博德不肯积极救援李陵，然而自马邑之围以来的历次出塞作战中在广阔的草原腹地相距甚远的各路汉军从来就没有实现互相配合的可能，独立作战是汉军出塞远征的基本前提。贬低李陵将才的论者则指出李陵的自大和轻敌，然而即使李陵安分地接受护送李广利部辎重的任务，也不能完全避免辎重部队被匈奴大军围攻的命运。李陵全军覆没的悲剧并不是特例，在他之前有赵破奴，在他之后有李广利，这恰恰揭示了汉武帝对匈奴全面攻势战略的根本缺陷和匈奴西移后对汉朝全面守势战略的内在优势。表2罗列了汉武帝再度对匈奴用兵以来汉军出塞的战役经过：
表2 汉武帝再度对匈奴用兵以来主要战役的经过
时间汉军主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公元前103年浞野侯赵破奴·单于……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匈奴兵八万骑围之……军遂没于匈奴
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汉兵物故什六七
公元前97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匈奴闻之，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兵十万待水南，与贰师接战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馀日。
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逢左贤王、左大将将二万骑，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左大将，虏死伤甚众。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遂降。
公元前103年至公元前90年，汉武帝对匈奴的征伐胜少败多，最简单的解释是李广利的将才和品德远逊于卫青。然而，仔细审视表2中罗列的主要战役经过，汉军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往往能够击败匈奴军队的一部或者捕捉不到匈奴主力，不难发现匈奴远不如卫霍度幕前那么咄咄逼人且汉军的战斗力也并没有明显的衰退，然而一旦汉军遭遇匈奴单于集结的匈奴三部大军往往惨败，虽然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投降有汉朝巫蛊之祸的激发，但是陷入匈奴单于主力包围彻底断绝了李广利以军功赎罪的念头。
然而此时的汉武帝却不能正视这种缺陷，相反李陵投降的传言令汉武帝对李陵成为霍去病第二的期望坠入冰点，触发了汉武帝诛灭三族的严酷报复。汉武帝不能看到的是，自己设定的臣服匈奴的战略目标已经使得汉匈战争从自卫反击滑向穷兵黩武，他寄希望于李广利和李陵成为新的卫霍，却没有看清在汉朝过度扩张的战略与匈奴坚定守势的战略博弈中地理、后勤、民生等因素都朝着有利于匈奴守势战略的方向演进，以至于李广利和李陵无法以个人能力去克服战略的根本缺陷，他们都成为汉武帝穷兵黩武政策和全面攻势战略的祭品，相继陷入了投降匈奴的悲惨境地。
同样是降将，李陵的命运却被李广利幸运得多，李广利在投降的第二年就因为匈奴内部政治斗争而丧命，相比之下李陵却在匈奴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人生。李陵没有成为霍去病第二固然令人叹息，然而倘若李陵真的成为比肩李广利的汉军主将，在吞噬一切的巫蛊之祸中能否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家族是大大存疑的。李陵成为霍去病第二的雄心在公元前99年被熄灭，公元前97年他在汉朝的家族被夷灭，然而历史并没有对陇西李氏这个命运多舛的将门家族彻底绝情，李陵的子孙在昔日敌国匈奴繁衍留存。
李陵后代的去向成为古代史家争论和现代考古研究的议题。《宋书.索虏传》认为“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即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是李陵在匈奴留存的后裔，然而这一说法并没有被同为南朝史书的《南齐书.魏虏传》采信，记载北魏历史的官修史书《魏书》则宣扬拓跋鲜卑乃是黄帝后裔，不过现代考古学也倾向于拓跋鲜卑与匈奴之间并无人种的密切关联。《新唐书.回鹘传》则记载“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汉降将李陵为右贤王，卫律为丁零王。……人皆长大，赤发、析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认为今天的我国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是李陵的后裔。
无论是悲剧的文化符号，还是可以攀附的英雄祖先，李陵终究没有被人们遗忘，在草原天之骄子们以李陵子孙为荣、吟唱着勇士的传奇，在中原文人墨客们以李陵命运为殇、感慨着世事的无常。
附录1
资治通鉴.汉纪十二
元封元年辛未，公元前110年 冬，十月，下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乃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以见武节，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今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迁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詟，终不敢出。
附录2
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
单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附录3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六
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县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