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启示录——《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

    学了历史专业之后，总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学历史有什么用？初学时不懂，就专门记下宋神宗给《资治通鉴》的批语——“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以此为这个问题的回答。但他们若要与我仔细探讨，我一定说不出来“鉴往事治道”在何处。究其原因，该是我从未认真读过一本历史教材之外的历史书，也就很难有更深刻的个人体悟。在老师的推荐下，从今年的三月份起，我用了三个月的零碎时间，拜读完茅海建先生花费两年时间完成的600页“砖头”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这本书正文共八章。以时间为轴依次介绍了清军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剿”“抚”“剿”的回旋、广州的“战局”、东南壁垒的倾塌、“抚”议再起、平等与不平等、历史的诉说八部分内容。放下书，久久难以平息心情。自认为读完之后有些许收获，却又无法精确说来，只能随心写一些文字，记为我之“启示录”。

    “近代史学界，看档案看得最多的人是谁？如果要投票的话，估计半数以上的学者会投给茅海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几乎就是茅海建第二个家，只要他没出国，也没有课，要想找他，直接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他肯定在那儿。如果人家大年三十不放假，他可能也会去。即使在家过年，他的大半时间也是在啃那些从馆里复制来的档案。”上述引用的是我刚开始读这本书，查询作者茅海建先生时在豆瓣上找到的一篇评论的一段话。这篇短评题目称茅海建先生为“学界苦行僧”，我对苦行僧没什么特殊的认知，只单觉得，有大毅力之人才当得起此评价。当我真正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随着一点点的阅读，我意识到，这个评述一针见血，茅先生就是这样的大毅力之人。600页的文章，120整页的蝇头小楷注释，占了全文五分之一的比重，并且基本上做到了句句有材料考证，这是何等的不易！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史学论文与专著面世，新潮理论轮番更迭，相关结论随之更妆换颜，而其茁长的根基，却是经不起考证的史实，经不起更为细致的推敲。一场场热闹的推导、演绎、归纳，实为海市蜃楼，别人看着兴奋甚至颇为入戏，茅海建先生却心感悲凉。他反复强调，现今史学之重，乃为"史料重建"。

    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对这种治史思想感受颇深，从这种思想出发，我们不仅能够在论述中有丰富的论据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也常常会有别于他人的新颖角度。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先生在第五章中讲述浙东的反抗时，提到他在研究鸦片战争史苦于清方所有的史料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上层活动（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史之“通病”），难以找到有关他们身边发生的下层活动的记述，即使找到了，也常常只是略带一笔，过于简略，所以有一日他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找到两件讲述一位名叫鄂云的小官员故事的奏折，使他异常兴奋。他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抄录这两份共达4000余字的文件。毫无疑问，这正是他“史料重建”的思想的身体力行，这为他的著述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对于这本书来说，尽是用史料来说明的历史细节，对于习惯从历史著作的阅读中获取如听书般畅快感的读者而言，是繁琐沉闷的。显然，这些人的说法毫无根据。我们作为以历史学为专业的学生，要谨记史料乃史学之公器，不先学会考据史料就去泛泛而谈是绝对行不通的，正如空中楼阁一样没有根基。而要考据、寻找史料总避免不了推开一切喧嚣去坐冷板凳，去如饥似渴地啃档案史料之事。他踏实、求真的治史态度，他独特的治史角度，值得我们学习。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

所谓以史为鉴，正是教会现在的人们如何面对错误。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它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要提供的就是这种力量。基于此，先生以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去研究鸦片战争，完成了这部著作，试图回答这一时期的决策者以及与英方交手的12位大臣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如何犯错的。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本书的第二章中讲述的，因坚决主战而被人们大肆推崇褒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犯下的他人生中最大的错误。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州沿海的战舰已达四艘，而林则徐在奏折上却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他竟然将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判断为一次大规模的鸦片武装走私。并上奏宽慰道光帝。而这份奏折离开广州后不到10天，英国远征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战争已经到来，而前方的主帅没有发出战争的警报！老师常说，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林则徐作为个人，无法背离他所处的时代。处在“天朝”背景下，他分析情报时使用的思维方法与价值观促使他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违背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义律等人的玩法抗拒，其国王“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一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他为人称道的禁烟措施，致使1840年春鸦片价格暴跌，而新的季风季节将至，他便将来华舰队的增多归结于英人不甘鸦片利益的损失而进行的武装走私。虽然判断失误，却仍符合他的的思想逻辑。但是后来的人们，很少看到这一错误或者看到了不愿追究。有些甚至认为广州战事的失败是由于林则徐的去职。各地战事受挫，是因为当地没有林则徐。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林则徐的这些错误，在我之前乃至大学课本中从未提及，先生“不留情面”地指出了，这正是基于他的治史思想而来的真知灼见。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一直备受我们推崇的林则徐不一定了解世界局势、洞悉“夷情”，主战派实力未必强劲，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整个近代史。历史研究就是像先生这样，从迷雾中剥离真相，批判地认识错误，放下道德的指控，对于这个例子来说，不要把主战理解为爱国，妥协即是叛国。 “知往”才能更好“鉴来”，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诚哉斯言，但我们应该如何“知往”呢？如何能够正确批判我们的历史呢？这就需要我们像先生一样，谦虚、严谨的进行“史料重建”工作，在大量材料中找出有着坚实论据的结论。

    先生在自序中开篇即言，“我不像许多人那般幸运，他们在经历苦难完成一部著作后，可以长舒一口气。自1992年年初起，我推开一切，整整两年，尝到了著书人都经受过的酸苦辣（没有甜），终于完工时，望着案上厚厚一摞文稿，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初次看到这段话时，我觉得茅海建先生真是个莫名其妙的人，一部花费两年时间完成的著作难道没有不会令自己有丝毫的成就感吗？他怎么就说自己没有甜呢？随着我的阅读，我的感受一点点转变，当我读完整本书之后，我终于完全理解了先生说自己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的意思，那是何等的悲痛与哀苦！虽然我们总是说研究历史要严谨，要客观，可历史学家毕竟是活生生的人，是真切的属于自己民族的，总是会有些难以抑制的情绪。先生也是如此，本书第五章中提到：远在曹娥江以西东关镇扎营的奕经，闻前往军报，惊魂动魄，亟思逃跑。幕僚竭力劝阻，方坚持一天。3月16日晚，其本人率部连夜西奔，渡过钱塘江，一直退到杭州。而他后来向道光帝陈述的理由是，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尖山一代的防务！先生在这段史料的下面写到“对于如此败仗，对于如此败将，我真不知该作何评论！”这句“不知作何评论”让我想到鲁迅先生曾写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两者所怒，不仅是对奕经或是孔乙己，更是对一个民族的思索，这是一个历史学家流露出的最真实的情感。作者在文章中更直言他常常自问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理智。为什么他总是问？是因为一旦思索起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便油然而生，也就很难以继续动笔。但也正是这种深植于作者心中的民族情感，使他不能回避这件给中国近代留下巨大的疮疤的大事件，并四季如一日安坐于档案馆，爬梳史料，思索礼制、兵制、吏治与国运的关系，由此生发出的种种联想不可遏制，连绵而至，便成就了如今的著作。在我想来，历史学家的这种情感恰恰是最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一个民族思考自身的象征。

  “历史不能重演，历史学家并不因此停止假设、推论等工作。历史学的许多意义就在于此。”是我在这本著作中很喜欢的句子。36字简朴，却字字真情，想必也是作者数十年来一直秉承着一颗赤子之心，在百年近代史如烟史料中不断求索的“执念”。也是我三个月来找寻到的最宝贵答案，我觉得我大致已经理解了历史学家应该如何为之，“郁一腔之气，皓首穷经，书一家之言，成民族之痛，以资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