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万历十五年》中的申时行。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殿试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随即被命为大学士，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文渊阁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期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3年的夏天，申时行任内阁首辅。
在政治上，申时行是中庸派。他希望上下一条心，而且他又是一个信奉道德治国的人。在他认为，国家的行政不可能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法度再严峻，也不可能处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但是道德就不一样了，有了道德，人们的心中就有了尺度，有了尺度就能够解决国家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对社会发展埋下了多大的隐患，但当时这就是一个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
在文中黄仁宇先生将申时行塑造成一个和事佬的形象，成了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的金牌调解员。因为他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是文官。有了张居正强硬的大刀阔斧改革，死后又遭清算的前车之鉴，他明白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他认为张居正犯了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他知道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造成了文官之间的不和谐。
在文官集团中除了由于这种观念不同导致的不和谐，还有文官集团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张居正如此令人痛恨的原因就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1587年，又值京察之年。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全部京官都将被考核。各地巡抚由于带有都察院御史的头衔,所以也同于京官在考核之列。与他前任1581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随即消息传来,政府让大小官员各安其位,于是众心欣慰。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概言之,即已经由协调进而为亲密。很多事情,如果不是申时行采用恰当的方式调停,很可能造成皇帝与百官间的冲突。因为这些地方文官们有他们坚定强硬的看法,要是他们一定要以道德的名义在御前诤谏,言语冲突之余,万历一动反感,很可能导致一意孤行。
尽管如此，但在后来的立太子事件中，他在皇帝和文官集团的拉锯战中仍然被遭到了首鼠两端的弹劾。疲惫不堪的申时行上书十一次请辞，带着满满的无奈卸任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