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在停靠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甲板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
随后，位于中国和其他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陆续向当地政府投降。
在日军投降之后，除了一些罪行深重的战犯外，大部分日本士兵陆续被遣返回国，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日本军人留在了当地。
他们留下来的理由众多，有些不接受战败的事实，有些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而他们当中有的人弃恶从善，也有人继续为祸人间。
这些没有回国的日本士兵被称为残留日本兵，他们有的参加了当地的军队，有的作为间谍隐藏在人群中，也有的躲进深山老林继续负隅顽抗。
然而有也有一名特殊的残留日本兵，直到1993年回国之前，他都老老实实地生活在中国的普通农民家中。
石田东四郎的故事，是一个跨越了种族与仇恨，彰显出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感人故事。
落魄街头
石田东四郎1912年生于日本秋田县增田町，家中排行第六。在妹妹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单纯善良，勤奋好学的兄长，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东京农业大学进行学习。
当时的日本被军国主义统治，石田年仅17岁便被征召入伍，但他并没有离开日本，而是一直在家乡秋田县当兵直到七年后退役。
但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37年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本已退役的石田被再次征召，前往中国河南省担任“宣抚官”。
当时的他没有想到，他这一走便是五十多年。
宣抚官的工作类似于特务，他们随军队行动，在军队攻占某地后便通过散发传单，发放新年贺卡等行为进行思想宣传以消除当地人的抗战意识。宣抚官并不配备武器，他们当时被日本军方称为“没有武器的战士”。因此石田虽然助纣为虐，却没有犯下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
来到中国后，石田经常给家中寄信表达思乡之情，但到了1945年3月以后便断绝了书信往来。1965年，石田被认定为战死，祭日被定在日本投降的8月15日。因为日本人笃信佛教，他被授予戒名“勇道居士”，并将其刻在家人为其树立的墓碑上。
但石田并没有战死，他在战争中失去了记忆。
1945年3月，国民政府军与日军爆发了豫西鄂北会战。在这场战斗中，随军行动的石田被子弹击中左耳后侧，失去了听觉与记忆。
失忆后，石田丧失了语言能力，他从战场里爬出，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这场战斗后的几个月日军便宣布投降，由于离开了部队，没人知道他的存在。石田最后成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流落街头，靠捡食剩菜剩饭度日。
孙邦俊家住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太山庙乡，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1946年的秋天，他来到邻村赶集，看到街上有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聋哑乞丐，模样十分凄惨。
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此人是战斗中被打傻的日本鬼子。此时距离日军投降仅过去一年，战争造成的苦难和创伤依旧残留在这片土地上，因此大多数人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在大家看来，这个落魄的鬼子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但孙邦俊却心中不忍。他无法将往日的仇恨与一个聋哑的乞丐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眼中，这只是一个凄惨落魄的可怜之人。中国农民的质朴和善良让他无法对这样的人置之不理，纠结一番之后，他还是将这个乞丐带回了家中。
此时的孙邦俊年逾50，但子女尚处幼年。面对丈夫带回一个负伤在身且衣着破烂的日本兵，起初妻子并不同意。面对妻子的反对，孙邦俊苦苦哀求：
“留下他吧。不然，他就要饿死了。”
善良的妻子最终也同意了，她也无法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死去。
从此以后，孙家人便开始了与一个聋哑日本人在一起的生活，但也并不是十分美好的生活。
等待着他们的，是重重的困难。
重重磨难
孙邦俊收留一个日本人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许多被战争夺取亲人的村民十分激动，他们聚集到了孙邦俊家门口，质问他为什么要照顾一个鬼子，更有人愤怒地砸门并扬言要将其杀死。
“坏的都是那些日本长官，他们这些小兵也是背井离乡来的，也很命苦的。”
面对群情激奋的乡亲，孙邦俊苦苦相劝，最终还是说服他们离开。
孙邦俊的坚持使村民渐渐也默许了这个日本人的存在，天长日久，淳朴的村民们也接纳了这个日本人，无论领取救济粮和还是划分自留地，他们都会为这个“老日”留一份。由于他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村民们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小野门郎”。
因为头部受伤，石田干不好农活，在地里除草会把苗一同除掉，上山割草喂羊也总是搞错。但孙家人并没有因此嫌弃他，依旧将他视作家人看待。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石田得了半身不遂，生活无法自理。孙邦俊夫妇日夜对其照料，同时不惜债台高筑也要四处借钱为他治病。
在孙家人的细心照料下，石田的偏瘫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但孙邦俊也因此欠下了巨款。
到了1950年代，因为石田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无法安排遣送，政府便破例为其上了户口。当时村长拿来一根树枝让石田写名字，他在地上胡乱划了一通，众人看那个字很像“李”字，便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李同”。
三年困难时期，吃饭成了大难题。即便如此孙家人也没有舍弃石田，仍旧把手中所剩不多的食物分给他吃。但吃的并不是经常会有，有一次石田饿得受不了，跑到了孙家已经嫁到邻村的长女孙福芝家中，同样没米下锅的孙福芝只得将粘布鞋用的浆糊热一热给他喝了。
那时节，石田一边靠着孙邦俊的亲戚朋友的相助，一边挖野菜摘野果，总算是活了下来。
但苦难仍旧没有结束。
60年代后期，动乱到来。因为家中收养了日本人，孙家以“里通外国”的罪名遭到了批判。孙邦俊的儿子孙保杰本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召师专，却因为家庭关系被取消了资格。
更因为这个原因，到了适婚年龄后，孙保杰迟迟找不到对象，最终还是姑娘王成香不顾劝阻以身相许，这才让他得以成家。
1962年，孙邦俊患上了不治之症，临终前他嘱咐儿子一定要照顾好日本叔叔，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帮助他寻找家人。
多年来的相处让孙保杰也与石田产生了感情，照顾他自然不在话下，但要帮他寻找家人又谈何容易？
柳暗花明
1972年，事情迎来了转机。
这一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孙保杰将家中的事情交给妻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为石田寻亲的事情上。
他多次给当地政府和红十字会、华侨联合会等组织写信反映情况，前后寄出的信件有一百多封。
1989年，孙保杰带着石田来到方城县，在那里见到了日本人根本利子。孙家人对一个日本士兵的无私帮助让根本十分感动，在她的帮助下，这件事迅速传播到日本，被媒体广泛报道，同时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他是石田的昔日战友，时任日本《经济新闻速报》的副总编津田康道。津田觉得报道中的那个人很像当年失踪的战友石田，于是1992年他亲自赶赴南阳，与孙保杰和石田见面。
见面后津田认定他就是自己的战友石田东四郎，但奇怪的是喊他的名字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
认定这是自己旧友的津田回国找到了石田东四郎的弟弟石田小十郎，但对方坚信自己的兄长已经战死，并不相信报道中的那个男子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1993年的春节，在根本利子、津田康道等多人的努力下，石田东四郎的血液样本被送到日本秋田大学，经过DNA鉴定，确认了孙家收留的日本士兵就是石田小十郎的哥哥石田东四郎。
得知这一消息后，孙保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1993年5月7日，一封来自日本的信来到了孙保杰的家中。
尊敬的孙保杰先生……您的家族三代人，即使自身蒙难，仍然坚持贯彻人道主义四十年，对石田东四郎进行了无私的帮助，对此不胜感激之至。幸遇您的家族，家兄才能有此九死一生，如若不然，恐怕此刻他早已不在人间。我谨代表石田家族，对您和您的家族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年6月8日，滞留在中国长达47年石田东四郎带着欢喜与不舍离开了这片曾遭受到他的伤害，又给予了他救赎的土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
石田回国接受治疗后，失忆失语等情况有所好转。同时日本民间成立了“石田东四郎救援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募捐，并将募得资金赠与河南省用于建设。石田的家乡增田町还数次派遣代表团赶赴南阳，并在1994年10月出资600万日元，在南召县建立了一个种植草药、柿子和苹果的“中日友好太增植物园”。
1998年开始，南阳市也派遣了数批研修生赴日学习，其中孙保杰的儿子孙禄峰在首批赴日的六人之中，并在日本与一名巴西留学生相识，最终喜结连理。
1997年，孙保杰辞世。2006年，石田东四郎因肺炎在秋田县横手市内医院去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