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琵琶:稳居弹拨乐器首座,何以兴盛千百年而不衰?

今天,来说一说琵琶。

犹记得,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开篇,长安街头,楼台一阁,红妆女子倚窗而坐,横抱四弦曲项琵琶,素手拨弦,余音绕梁,久而不绝。

镜头一转,酒楼一角,众人正听着小曲,琵琶、阮、竖琴,一曲暂歇,声尤不绝。

在热烈而奔放的盛唐,文娱产业如日中天,而在音乐圈子里,琵琶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它凭其细腻入耳的音色以及张力极大的音阶,成为古代中国乐曲演奏的重头戏。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更是将这件拨弦乐器捧上神坛,千百年来,无不让人心驰神往。

而同样是这首《琵琶行》,似乎也揭示了琵琶的兴衰历程。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彼时唐朝自创建已近200年,经历了贞观之治、武后以周代唐、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已从盛世转向衰败。

浔阳江头的琵琶女,也从“本属教坊第一部”沦为“门前冷落鞍马稀”,琵琶饭的命运仿佛也紧紧伴随着大唐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千百年来,琵琶作为传统乐器,遇到过以古琴为代表的正统雅乐的排挤,也淘汰掉了自己家族中生命力不强的细种,但都无法阻挡它从边疆走入正统,牢牢扎根于大汉民族的音乐血统中,枝繁叶茂、声声不息。

秦琵琶陶塑

秦汉:本土“琵琶”,最早记载为“批把”

关于琵琶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秦时,魏晋作家傅玄在他《琵琶赋·序》中记述了有关琵琶产生的传闻:

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乐。

同时期的杜挚则认为,琵琶的产生是在始皇修长城时期:

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

即是说,最早在秦时,就有类似琵琶的乐器出现,当时流传着一种圆形的、带有长柄的乐器,称为“弦鼗”,因为弹奏时主要用两种方法:向前弹出去叫“批”,向后挑起来叫“把”,所以人们就叫它“批把”。

东汉末年应劭编写的《风俗通义》中有所记载:

批把,谨按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汉武帝时期,江都王的女儿刘细君,也就是乌孙公主联姻出行前,想带走一件乐器聊以慰藉,长路漫漫,马儿作伴,为适应马上奏乐,又参考了弦鼗和琴瑟等乐器制成了后世所谓的“秦汉子”,“秦琵琶”。

至此,具有后世琵琶雏形的本土“琵琶”在历史中首次亮相。

乐伎陶俑

魏晋:改制琵琶,文化交流下的融合

魏晋时期,人们以“琴瑟”等字为基础,改“批把”为“琵琶”。在那个纷乱杂陈、群魔乱舞的年代,文化艺术得到了快速发展。

此时秦琵琶已制作考究,取丹泽北部之嘉桐,于每年春日裁三尺五寸,张柞蚕丝四弦,加以刻饰流离,阮咸仍嫌其发音纤柔,无法诉尽生平志,经其对音箱和弦柱改良后流传至今,被后世称为阮。

自西汉张骞奉使西域后,“丝绸之路”就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动脉。随着西北边境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徙,一阵胡乐呼啸而来,西域乐人不仅带来了箜篌和四弦琵琶,也带来了曲项琵琶,当时称作 "胡琵琶"。

我国最早出现曲项琵琶的记载是在天山北麓发现的公元3世纪龟兹古都克孜尔地区的古壁画。壁画中既有圆腹直项的秦琵琶,也有曲项四柱琵琶,给我们呈现出一幅秦琵琶与曲项琵琶同台竞技的场景。

南朝王僧虔在《技录》记载:

魏文德皇后雅善琵琶。明帝尝引后衣乞为音乐,时杨阜在侧,问帝曰:‘太后,陛下嫡母,君礼岂在邪?’帝愧然缩手,后乃出。倾之,帝谓阜曰:‘吾知卿敬节,然诚因吾心虑不平,今从卿言,不得茫茫湘水,见伊人焉?’此言后之音律高妙。

可知在魏晋时期,“琵琶”便正式进入宫廷。

上有所好,下必兴焉。“胡琵琶”成为了当时最主要的乐器之一。

而在此期间,曲项琵琶就开始吸收秦琵琶的优点,向多柱方向演化。

最后,经过几代音乐人的努力,终于各取所长,相互结合,借鉴曲项琵琶的梨型大腹共鸣箱的琴身,增加柱位,创造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融汇而成的曲项多柱琵琶,从此,琵琶站稳乐器界的C位。

隋唐时期更是随着“龟兹乐”的传播而广泛流传,龟兹乐就是以曲项琵琶作为主要乐器的。这些外来音乐为中国乐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极大地影响,隋唐燕乐形成了中国音乐发展的高峰。

隋唐:发展成熟,制作演奏均至巅峰

至唐,琵琶已发展成熟,直趋高峰。

琵琶在唐朝受欢迎的程度,从它受众的阶层分布之广就可见一斑。

上至宫廷。宫中但凡有舞乐演奏,总是离不开琵琶的身影,《韩熙载夜宴图》图中能窥一二。此外,为了更好地促进音乐发展,玄宗更是增设了梨园、教坊等宫廷音乐机构,以便于自己管辖。

下至寻常百姓家。王建在《凉州行》里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可见在百姓阶层中,胡乐已经蔚然成风。而琵琶作为胡乐器的代表,早已深入群众。

远至边塞军营。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还有岑参的“中军置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都可算是佐证。

唐朝 琵琶的形制演变

而当时乐器众多,琵琶由胡入汉,为何能达到如此兴盛的地步,究其原因,无外有三:

第一,有大量优质的琵琶独奏曲。

一个乐器想要真正深得人心,其价值还要体现在独奏上。

隋唐时期,琵琶的独奏曲目繁多,得利于琵琶极开阔的音色特性,其曲目纷繁变化且有文武之别。

文曲重在抒情,或哀怨、或委婉、或缠绵;而武曲则重在写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提到了两首唐朝时早已广泛流传的名曲《霓裳羽衣曲》和《六幺》。

第二,名家问世,风格流派百花齐放。

唐代涌出了大量的琵琶演奏者和乐曲,如唐代世居长安的曹保,其子曹善才,其孙曹纲,都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为世人所推崇,诗人对其高超技艺亦多有诗作赞颂,曹纲的演奏,右手刚劲有力,"拨若风雨",另与之齐名的裴兴奴则左手按弦微妙,"善于拢捻",故当时乐坛有"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誉。来自西域疏勒的"五弦"名手裴神符是唐太宗最看重为宫廷乐师之一,他首创了琵琶手指弹法;康昆仑号称琵琶第一手,段善本则是有名的佛殿乐师,后与康昆仑琵琶比赛后,进入宫廷成为皇家乐师。

有了大师,自然就渐成风格流派,随之从学者众,桃李满天下,不久便百花齐放。

琵琶原有南北两派之分,但是后来,北派琵琶日渐萧条,而南派琵琶则大踏步向前发展。自南派中,又延伸而出浦东、平湖、汪派、崇明四大流派。各流派之间在演奏技巧、音乐表现力和擅长曲目上都有差别,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三,乐器形制愈加考究,可供鉴赏收藏。

除了演奏所用,供收藏鉴赏也足以印证琵琶的兴盛。玄宗自己便私藏一把玉琵琶,除了当时数一数二的绝顶大师之外,轻易不肯示人。杨贵妃同样也有自己的珍藏绝版,后人称之为玉环琵琶。

从一件器具,变成一件艺术品。

宋元:形制丰富,琵琶成为伴奏乐器

宋、元时期,随着城市文化的繁荣,说唱音乐在民间流行,器乐独立性逐步增强,音域极宽的琵琶成为了首选,走向民间,成为了说唱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

同时,各种形制的琵琶和作为专有名词的“琵琶”的界定也变得更加明确。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各类形制不一的琵琶作了明确的描述。《元史卷七十一·礼乐志第二十三》载:

琵琶,制以木,曲首,长颈,四轮,颈有品,阔面,四弦,面饰杂花。

明清:趋于稳定,琵琶发展第二高峰

到了明清,琵琶则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器乐合奏,在北方以弦索十三套为代表,在南方以江南丝竹、弹词为魁首,琵琶在民族器乐中异彩纷呈,迎来艺术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峰。

此时,琵琶的形制已经稳定并与现代的形制很相近了。在演奏方式上,指弹则完全取代拨弹,宋元时期由拨弹到指弹的过渡过程宣告结束。

回顾琵琶整个发展演变历程,不难发现,作为文化艺术的载体之一,琵琶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所以回过头来看,琵琶为何能在唐朝达到发展巅峰,原因便也显而易见了。

唐是个空前的时代,兴则兴矣,衰则衰矣,一方面,开元盛世自由奔放的国风为琵琶的发展铺好了温床,另一方面,多元化的文化冲击又赋予了琵琶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唐朝国都长安是西北少数民族杂处之地,唐皇李氏一族更有胡人血统,所以勾勒出唐朝的气质开阖大气、海纳百川。民族大融合下的文化汇入给琵琶的兴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与君主的喜好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玄宗一朝,极大地推动了以琵琶为首的胡乐,就连庙堂之中的太常雅音,也开始并入胡声。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而在唐朝之后,宋明两代,琵琶虽屡见不鲜,但因为理学影响,儒学开始日渐复兴,国风日渐保守、含蓄,再无唐朝自由奔放之风,琵琶作为胡乐代表,便开始遭到了全方位的排挤。

可即便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日渐灿烂辉煌今天,在几千年历史长卷上,琵琶依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画上了浓墨重彩 、璀璨光芒的一笔。

琵琶乐曲雅俗兼具,不仅可以满足文人士大夫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又可以满足广大劳动群众对“粗犷质朴之美”的追求,即能反应人们的追求,又能发挥音乐的情感同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是可以起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的教化效果的好音乐。

今天我们再谈及琵琶,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琵琶行》,另有一首《琵琶赋》,其描绘堪称精妙:

素手纷其若飘兮,逸响薄于高粱;

弱腕忽以竞聘兮,象惊电之绝光;

飞纤指以促柱兮,创发越以哀伤;

时旌搦以劫寒兮,声檄耀以激扬;

启飞龙之秘引兮,逞奇妙于清商;

哀声内结,沉气外撤,

舒诞沉浮,徊翔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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