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教导团进驻广州
（1）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清晨，天气格外阴暗，连绵的小雨把整个广州西郊笼罩在一片大雾茫茫之中。在西关火车站附近的铁路两旁，已经聚集了很多部队，他们的灰布军装在大雾缭绕中并不显眼，只有当大批人流在涌动时才能感觉到这里有很多人。
最近几天，这里陆续从韶关拉来很多当兵的，他们大都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的人。张发奎大军进广州的消息不胫而走，给许多散兵游勇、溃兵逃兵在精神上打了一针。他们都怀着到广州去享清福的心理，从粤北山区陆陆续续聚集韶关，然后乘火车直达广州。
今天是“双十”节，为了纪念这个辛亥革命首义的日子，张发奎授意黄琪翔在西郊进行一次庄严的入城式，以打着“北伐凯旋”归来还得继承先总理的遗志为由，实则是向李济深示威。就这样，许智锐的第二十六师靠前，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第二，先后进了城。
第四军教导团也被列入进城的行列，他们扛着枪，整齐地走在队列里。这些枪有的是汉阳造，有的是从奉军那儿缴获的日本造三八大盖。为了树立军威，他们把刺刀也上在了枪管上。
自从叶剑英随黄琪翔先到广州后，教导团团长由杨澍松担任。杨澍松曾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他所带的这个教导团，其实都是他曾经在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学生。
教导团奉命开进广州，战士们兴致勃勃地走着。一路上，有的连队还自发地唱起了歌：
走！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稳着脚步，
要高举少年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小伙子们个个精神抖擞，他们身穿褪得发白的灰军装，脚穿黑布袜和麻线草鞋，在清晨的雾霭中显得格外精神。但是，当他们刚进城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2）
教导团刚走到城门前，马上就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他们只好站着不动。这时，他们发现城墙上已经架起了很多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有的人神经马上绷紧了，他们下意识地拉起了枪栓。这时，城门里跑出一队人马来，为首的是一个军官，他头戴大沿帽，身穿灰布军装，脚蹬黑色长筒皮靴，骑着一头红棕色大马。其余的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但都端着枪做出随时可以扫射的姿势。
军官跑到教导团面前马上喊道：“教导团的全体官兵听着，就在原地待命，都不要动！”
原来他是第四军的军法处长，领着一队人马来缴教导团的枪。
军法处长打开一张纸条，大声念道：“有人密告你们教导团要在今天举行暴动，以配合贺、叶叛军夺取广州。为了维护后方安全，以防万一，我奉张总指挥命令，特意来收教导团的枪支。”
此话一出，立刻引来一片哗然。
“谁说的，这简直就是污蔑！”
“我们教导团已经在九江被缴过一次枪了，不能再受这种气！”
“弟兄们，跟我来，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有一批人已经往左边去占领高地。可是左边有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这些人下意识地把枪对准了他们。有的人不甘心，又往右跑，可是右边依然是密密麻麻的枪口正对着他们。
正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军法处长朝天开了一枪，然后大喊：“教导团所有人员必须自动交出武器。不然，就地正法！”
“交出武器，能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有人大声问道。
“只要交出武器，就保障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这是张总指挥的命令！”军法处长表态说。
这时，一营营长叶镛看见中共地下党团党委书记唐维在向他示意，意思是只得交枪，不能硬来。他马上会意，第一个把自己手里的枪交了出去。看见营长交了枪，那些当兵的也陆陆续续把枪交了。
团长杨澍松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等他明白过来，也主动把枪交了出来。但军法处长却对他说：“杨团长，你就不交枪了，张总指挥命令你离开教导团到黄埔军校任职，这里交由副团长负责。”原来张发奎为了控制黄埔军校，调杨澍松到黄埔军校去兼任教育长。
教导团交完了枪，被重新列队。这时，军法处长叫道：“立正，稍息，教导团听着，由团长带队，齐步走！目标，花县新街。”原来他们把缴了械的教导团安排在距广州市区较远的花县新街镇。
“枪都没有了，我们还驻什么防？”一个声音冒了出来。
“张总指挥怎么这么不信任我们，又把枪给我们下了！”又一个不满的声音。
“我们哪儿都不去了，还是回家去吧！”许多人都发起了牢骚。
“立正，向右转！”团长杨澍松大声叫着口令，然后开始训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张总指挥要我们交枪，自有他的道理。只要大家守规矩，不要参与暴动之事，枪是会还给你们的。现在齐步走，目标，花县新街！”
呜——呜——，火车站的兵运火车发出了长长的鸣叫。又有一列兵车开进站来。火车刚一停下，整个车站又开始沸腾起来。
（3）
在广东境内有一条河，长长的，属于中国七大河流之一，它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的马雄山，然后流经贵州、广西，最后进入广东。这条河有许多名字，在发源地叫南盘江，顺流而下分别叫红水河、黔江、浔江，进入广东后称西江，在广州附近与北江、东江汇合，然后流入大海，称珠江。
珠江旧时称粤江，广州人干脆就叫它“河”。珠江流经广州时穿城而过，把广州分成了南北两半，因此广州人习惯上把珠江以北叫“河北”，以南叫“河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人口大多居住在“河北”，而河南却没有多少人。从“河北”到“河南”是没有桥梁的，如果一定要过“河”，只有通过来往的船只。所以在珠江上，除了官家的大船，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乌篷船。
这些乌篷船的主人已经靠撑船来维生，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珠江上，或打渔，或摆渡，于是当地人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疍家”。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太阳正在下沉，把整个西天映成了血红的颜色。在广州西郊的珠江上，有一只乌篷船正在慢慢地游动，船头上站着一个老汉，他拿着渔网不时地向江面上眺望，好像在决定手里这张网究竟在什么地方撒，心里一直犹豫不决。船尾也有一个人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从那眉清目秀和两鬓黑发可以看出，这是个女人。她拿着长长的竹竿，一边撑船一边在左顾右盼，像是在确定什么地方可以顺水，什么地方可以躲过漩涡。
其实这不是一条打鱼的船，因为船舱里没有一尾鱼，只有四个人，他们都是工人模样的打扮，好像正在讨论什么问题。哦，这艘船原来是摆渡客人的？好像也不像，摆渡客人，船头上那个老汉拿着渔网干什么呢？原来这是一艘不寻常的船，船舱里坐着的四个人也不是什么乘客，他们是中共广东省广州市委的领导们，为了保守秘密，才选择这种方式来这里开碰头会。
自李济深发动“四•一五”大屠杀以后，中共在广州市内的活动马上就陷入了低潮，许多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但更多的是在逃亡中以求“自保”。先活下来才是大前提，然后才能有机会去和敌人斗，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中共广东省委，以前叫中共广东区委，一直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在负责。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陈延年已经离开了广东，却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了。
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会议，但是此人后来意志不坚定，脱离了共产党。“一大”后，在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把原来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了中共广东支部。在中共“二大”后，又根据中央局的指示，把这个支部扩大成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由谭平山任书记。这就是“广东区委”的由来。
以前，广东区委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广州，后来又改称“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其范围扩大到了香港。那时，冯菊坡、谭平山先后任这个“地委”的负责人。后来，又先后派周恩来、陈延年等到广东工作，地委也改组扩大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整个广东，还包括广西、云南、闽南等地。那时又被称为“中共两广区委”了。
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两广区委”的办事机构设在广州的文明路。周恩来担任了委员长，之后陈延年接任，改称书记。这个时候，是广州大革命运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中共在广州的组织力量最旺盛的时期。
这个时候，穆青一直是组织部长，张太雷、任卓宣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冯菊坡、刘尔崧、黄平先后出任过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阮啸仙、彭湃、罗绮园先后就任过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张伯简、熊雄先后赴任过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广东区已经有党员八千零七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身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的李济深，已经与桂系李宗仁连在了一起，被蒋介石作为最可靠的同盟者通知到上海去开会。其实是一次与共产党“决裂”的密谋，随李济深一同去的还有右派分子古应芬。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宝山路缴工人纠察队的枪，继而又大开杀戒，使宝山路血流成河。两天后，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始了“效仿”。他和古应芬、钱大钧等组成五人委员会，在四月十五日凌晨，宣布广州城“戒严”，以钱大钧为司令，派出军队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广东办事处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还有苏联顾问的住宅，并强行解除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同时还查封地方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革命团体两百多个，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五千多人，其中被杀害的不下于两千人，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邓培、肖楚女、熊雄、李启汉等，都被残酷杀害。
当时，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并兼教务主任。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为共产党人说公道话，但是没人听他的，还威胁他。周树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广州的国民党嫉恶如仇，在众目睽睽之下，毅然辞职，离开了中山大学，离开了广州。
“四•一五”大屠杀后，广州的工人运动马上陷入低潮。此时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接着。为了把遭受摧残的“中共广东区委”重新建立起来，中央决定更名为“中共广东省委”。
（4）
在这艘疍家小船上的那四个人，并不是乘客，他们是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为恢复各级党组织，继续蓬勃地开展工人运动，他们正在开会。
这四个人分别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陈郁，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广州市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市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文雍，广州市委委员、手枪队队长沈青。船尾那个拿着竹竿的女人也不是撑船的船妹子，她是与周文雍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陈铁军。
今年八月以来，陈铁军就奉命与周文雍假扮夫妻，在广州西关一带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现在她拿着竹篙撑船，是为了给领导们放哨。一旦遇到有危险迹象，他就会马上发出早已约定好的暗语。
针对目前的形势，中共广州市委正在确定斗争的方向。陈郁刚从香港到来，他带来了中共广东省委给广州市委的指示信。信中说，南昌暴动的革命军在潮汕已经失利，但并不能说明对敌人的斗争就可以放弃了，或者说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完全失败了，而是要继续战斗才有出路。所以，省委要求市委一定要抓住张发奎南下广东的机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瓦解他们，使他们失去战斗力，然后瞅准时机组织暴动。
自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大屠杀后，周文雍就一直在广州从事秘密活动，现在他把半年中在广州秘密建立的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事，向市委做了汇报，同时还写了一份汇报材料，要陈郁转交给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目前，中共广东省委的书记是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兼任，他还在香港，为南昌暴动南下失利做一些善后工作。
周文雍说：“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了许多工会，并组织了秘密工人纠察队，沈青同志是这个队的队长。可惜，就是枪太少了！”
陈郁马上问：“你们有多少枪？”
沈青回答：“一百多人只有十几支！”
“的确是少了些，看来要举行武装暴动，非有军队参加不可!”吴毅说，“可是我们的军队却在海陆丰，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陈郁说：“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上级会考虑的。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先要把工人发动起来，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重新挂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牌子，这样就可以吸引那些流落在广州的香港工人也来参加，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发动武装暴动！”
“我看行！”吴毅说，“张发奎回广州后，马上贴出了《凯旋宣言》，虽免不了有‘反共’言辞，但里面却有‘扶助农工’四个字。我们就借助他这四个字，先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牌子挂起来再说！”
这时，远处有一艘巡逻艇慢慢地开了过来，船尾的陈铁军开始唱起了歌。顿时里面四位领导马上会意，周文雍把小方桌上早已摆好的骨牌推了推，说道：“洗牌！”于是大家都伸出双手，“噼里啪啦”洗起牌来。
巡逻艇越来越近了，陈铁军终于看见了上面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好像还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们在指指点点，仿佛是在估测这片水域有多宽。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黄琪翔军部的一个参谋，他奉了张发奎的命令，坐上巡逻艇专门来巡视，看看第四军的防区该在什么地方才算尽头。
（5）
自从与李济深在韶关第一次“交手”后，张发奎和黄琪翔就积极地运兵。他们准备把所辖的军队全部从粤北山区运进广州，然后占领广州的各个要冲。
霎时间，一座兵力空虚的广州城马上就成了张发奎控制的天下。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军部设在长堤的肇庆会馆。
广州的“长堤”是位于珠江北岸的一道堤坝，呈东西走向，长约两公里左右，也就是四里路光景。它西起沙面，东至大沙头，可分为“西堤”、“南堤”与“东堤”三段。
清朝末年以来，这里的河道就开始有泥沙大量淤积，最终形成了一个顺河而下的长条形河滩，于是就有人在这里开发，修建了一条长长的堤坝，把河滩围起来，然后在上面进行商业经营。逐渐的，这里的名气就越来越大，后来发展成了全国闻名的广州“长堤”，与上海的“外滩”齐名。
肇庆会馆，就处在“长堤”最繁华的西堤。
在肇庆会馆里，第四军军部作战科长正忙着。张发奎要通过他，向各师下达驻防的指定地点。在一幅广州市市区地图上，珠江以北的地区，也就是“河北”，几乎所有要害地方都贴上了红色小旗，这是第四军的驻防态势图。那上面也有蓝色的小旗，这是李济深的部队，但数量相当少。
张发奎和谢婴白站在地图前。张发奎心花怒放，谢婴白为他点上了一支烟，然后说：“教导团被调到花县新街驻防。”
“你给我建议缴他们的械，没因此发生后果吧？”张发奎问。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以前闹事的那几个这次显得规矩多了。”谢婴白马上说。
“我们是不是多虑了？”张发奎看着谢婴白问。
“应该不是，教导团是我亲自带过的。你不给他们点下马威，那里面的共产党就会跳出来作乱呢。”谢婴白说。
“共产党？共产党可是个好东西呢！”张发奎说。
“莫非总指挥同情共产党？”谢婴白疑惑地问。
“什么同情？我只是想利用他们赶走李济深罢了。”张发奎向谢婴白透露了他的秘密，“卧子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工人出场的时候了，不制造点事端，省政府就不会听我们的。”谢婴白阴冷地说。
“对对，扶助农工，剪除共党！”说完，张发奎哈哈大笑。
（6）
张发奎进入广州后，第一步就是向李济深“试探”。他把第十一军的许志锐二十六师并入第四军后，看见军长朱晖日成了光杆司令，就在想办法给他补缺。怎么办呢？他找来黄琪翔，要他以加强广州地方的“治安”为名，强行撤换原来的公安局长邓彦华，把朱晖日推了上去。
接着，张发奎又“重拳出击”。占领广州后，他首先感觉到东边最薄弱，因为李济深的部队全在东边，一旦缓过劲来，进攻广州可怎么办？所以他觉得，必须先去占领惠州这个要冲。
他必须派一支奇军飞速赶到惠州，把这个军事重镇先抓在手里。这样，广州才算无后顾之忧。但是这个地方一直被蒋介石的势力所掌控，也就是说，镇守惠州的警备司令是程潜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胡谦。
张发奎把占领惠州近郊的任务交给了李汉魂。这位第二十五师师长，被周士第带走了二千五百人后，一直萎靡不振。他和张发奎一样，在精神上受到了重大打击，如今只能把一些零散的部队凑起来撑住七十三团这个空架子，但所需兵员却还要很多，所以一直在等机会补充，现在接到命令要他到惠州去“驻防”，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当张发奎下发命令后，李汉魂带着第二十五师星夜就出发了，在参谋长张云逸的精心筹划下，两天内就到达惠州。他们谎称是李主席派他们来“驻防”，让守备司令胡谦行个方便，给他们腾出一个地方来驻兵。
接着，黄琪翔又遵照张发奎的意图，将其他各师团分别调往广州附近的肇庆、都城、江门一带去驻防。
一切办理妥当之后，张发奎要黄琪翔去向李济深伸手，要李济深解决第四军的军费问题。
军费问题是政府来筹措，但是广东省政府只能给原来的第四军提供，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第四军，这就搞混了，所以需要取消一个另命“番号”。事情报到李济深那里，马上就引来了争议。
李济深想，你们擅自做主撤掉公安局长邓彦华都不让我知道，现在要钱了来找我了，凭什么？你们还配是第四军吗？干脆把它撤销算了，所以迟迟不给办理。
在李济深的第八路军中，已经有了一个第四军，他们由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和薛岳新编第二师组成，而张发奎的第四军现在也是三个师，它们是缪培南的第十二师，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和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如果都并入广东省政府提供军费保障就出现了两个“第四军”，这的确是个问题。怎么办呢？只有取消一个，或者让其中一个变更番号。但大家都不愿意放弃“第四军”这个牌子。特别是张发奎方面，他们认为，第四军这个“铁军”称号，是他们在北伐的疆场上用鲜血换来的，该取消的应该是他们那个处于后方过太平日子的第四军。所以，就是“死”也要争！
最后怎么办呢？李济深以改编番号须报请南京特别委员会审批，所以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张发奎第四军的军费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7）
却说叶剑英把教导团交给杨澍松后，就同黄琪翔的军部一起来到了广州。在广州，他通过秘密渠道见到了中共南方局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黄锦辉。
这是一个操一口广西口音的人，原来他出生于广西桂林。他是黄埔军校的一期生，参加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担任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军人》杂志的编辑。在两次东征陈炯明的战场上，他曾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秘书和宣传队总队长。
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黄锦辉秘密转移到了香港，在那里从事了好几个月的地下工作。现在他刚从香港回到广州，主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军事工作，任中共广州市委军委书记。
叶剑英秘密加入共产党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少数的几个人中，就包括有黄锦辉。叶剑英此次到广州来找党组织，主要就是和黄锦辉取得联系。
在西关一家并不起眼的粥铺里，一身西装革履的叶剑英终于和戴着礼帽与眼镜、穿着灰布长衫的黄锦辉接上了头。为了麻痹有人盯梢，黄锦辉粘上了假胡子，这与他二十四岁的年龄极不相称。
黄锦辉用暗语对叶剑英说：“最近你家里出了点事儿，你母亲害了一场大病，要我专程来通知你，让你凑点儿钱。”
叶剑英会意，马上问道：“得的什么病，要多少钱？”
“病倒是老病根儿了，但这回病得可不轻，能凑多少钱就凑多少吧，反正越多越好！”黄锦辉从容地说。
叶剑英从包里掏出一叠钞票来，递给了黄锦辉。这钞票里面夹着他已经写好的教导团随军南下和张发奎军中的情况，并谈了自己对广州举行“暴动”的设想。
黄锦辉也把一封“家信”交与了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把信揣进怀里，然后端起老板刚出锅的粥，就喝起来。黄锦辉却没喝粥，而是把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说道：“老板，多少钱一碗？”然后，也喝起来。
喝了一会儿粥，黄锦辉看看左右没人，于是悄悄说道：“信中详情一览尽知，对你们大当家的不要抱什么幻想，他可能会翻脸不认人。小心，不能露出一丝破绽！”
“好的，知道了！”叶剑英谨慎地说。
看看差不多了，黄锦辉就把下次联络的时间与地点说了出来，然后扬长而去。
晚上，叶剑英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把信拆开，才看见中央目前的部署。信中说：
自“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目前的任务就是举行武装暴动。中央已于九月明确指示要在广州举行暴动，但由于潮汕兵败只有推迟；广东党组织的任务是利用李济深和张发奎的矛盾，积极做暴动准备；要纠正消极等待叶、贺军配合暴动的思想；省委正在着手组织总同盟罢工，扩大工人赤卫队，发动市郊农民暴动；分化敌军使之一部分能站到工农方面来。
所以，黄锦辉交给叶剑英的任务是：
一、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中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
二、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掌握好这支暴动的基本武装；
三、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
（8）
在肇庆会馆门前，荷枪实弹的卫兵密密麻麻地站着，不远处还有几个用沙袋垒起来的机枪阵地，路口还拉起了临时用的那种滚筒式铁丝网。门前两根柱子上分别挂着两个牌子，右边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左边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
其实，这里只是个门面，真正的中枢决策地点不在这里，而在东山黄琪翔别墅，那里经常是张发奎、谢婴白和黄琪翔商议大事的地方。这里只有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坐镇，一旦张发奎有什么命令需要下达，都要经过这里，然后再传送到各师。
自从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已走了一半多的人，三个军在短期内是很难补充的。即使现在回到广州，可能还是一样，所以他要借助“北伐归来”的这个名气，在广州招兵买马。
几次“重拳”出击后，张发奎已经把广州城牢牢地抓在了手中。这时他想，该缓口气了，于是就用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声言他要离开军队，不带兵了。同时还呼吁，要改组政府。他认为，现在他得给李济深一个这样的感觉，他要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让李济深感觉他真要离开军队似的，然后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再突然给他一击。
打定主意后，张发奎把黄琪翔找来，对他说，以后许多具体问题，由黄琪翔去找李济深解决，他就不出面了。为了不让李济深察觉到他的真实用意，在公众场合下，他也很少出面了，好像已经没有了他这么个人似的。
张发奎撤换公安局长邓彦华，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和李济深商议，等李济深知道，他们已经做成了事实，这让李济深很恼火。但是，他还得装着不知道，像没事人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动声色。他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
在广东，李济深所倚重的，文有古应芬、戴季陶之流，武有钱大钧、胡谦及他手下的陈济棠、徐景唐之辈。可如今钱大钧在外带兵，正在清剿驻守三河坝的那股朱德的“叛军”，而陈济棠却陷在了普宁县境内，把叶挺残部追到了海陆丰。至于那个薛岳，原来也是在粤军的，后来投靠了蒋介石，再后来又从蒋介石那边“叛逃”过来，目前也在东江平叛。所以他只得把昔日的同僚、副手陈可钰请来出谋划策。
陈可钰是在武汉离开张发奎第四军的，开始是旧伤复发住院治疗，但却在疗伤过程中发现患有肠结核症，这才从武汉转到上海医治，后又从上海转到日本，通过剖腹手术才将病患切除。等他回国后南中国的形势已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使他简直跟不上了，而且还得继续疗养，于是就住进了广州二沙岛的颐养院。如今病体还没彻底康复，李济深就把他请来，对付曾经是他们手下的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陈可钰也表示愿意帮他，自从去了韶关一趟后，他就随叫随到，表现出十二万分的热情。这也许是由于身体不行失去了权势后每个人的共同心理，或者此人本来就人品不错，全靠信誉过日子，所以目前李济深把苦衷告诉他，使他觉得应该尽一份力。
此时李济深陷入困境，身边的陈可钰还是能体会的，但他也相当为难。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多么希望张发奎的军队能在老军长李济深的麾下重振声威，但张发奎是在武汉政府的马槽上吃草的烈马，只对他的汪主席言听计从，其他人一概不听不服，又怎么能说服他呢？
陈可钰比李济深大三岁，以一个长兄的身份自居。出于一片赤诚，他曾打算亲自去会一会张发奎，想通过大家曾在第四军这个谁也拿不走的事实做感情勾兑，去说服张发奎统一在李济深麾下。他想，即使不成，也可缓解一下他们的矛盾，这样就可推迟广州陷入内乱的日程。
于是，他对李济深说：“任潮兄不必忧虑，张发奎这人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他吃软不吃硬。既然他没有给你打招呼就把公安局长给换了，换就换了吧。我想，为了我们曾都在第四军共过事，千万不能同室操戈。至于他撤换邓彦华，那就不要去追究了。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发生，我亲自去说服张发奎，向他进言，粤军要精诚团结，不能为一些小事伤了和气。然后再探听一下他下一步的打算，你看行吗？”
李济深眼睛一亮，但很快就黯淡下来。他轻轻地摆了摆头说：“化干戈为玉帛，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景瑗兄啊，张发奎已经不是以前的张发奎了，他是汪精卫的红人呀，可能不会听我们的！”
“我的老军长呀，事在人为嘛！张发奎的根还是在我们粤军里吧，作为我俩曾经是他的上司，我还是愿意去会一下这个十二师师长。”陈可钰诚恳地说。
“那就再劳你费心一下！”李济深不抱希望地说。他已经“劳驾”陈可钰到韶关右一次了，可收效甚微，所以现在他准备加一个“再”，希望侥幸能有一点效果。
（10）
东山的别墅很多，都是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强迫清政府搞所谓的“门户开放”后才有的，主要是美国的传教士修的。三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自美国传教士在这里修起了第一座教堂第一栋别墅后，这里开始有了人气，并渐渐繁华起来。从此，“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的说法就逐渐在广州流传。
西关在广州城的西门以外，东山则在东门以东，两者与城内都不搭界，而且遥遥相对，这反而成了广州的一大特色，有喧宾夺主的意味。“西关”是小商业小作坊的繁荣区，出生富商之家的小姐，“东山”则是权贵显宦的聚居地，出入的多为官家子弟。
在东山黄琪翔的别墅里，陈可钰终于见到了张发奎。俩人见面时甚是亲热，互相慨叹北伐往事。张发奎对陈可钰在刚攻下武汉时就得病离队多少有些遗憾，而陈可钰对张发奎后来所立的战功却大加褒奖，嘴里不停地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张发奎却谦恭地笑着说：“哪里哪里，还是仰仗黄琪翔、朱晖日他们的帮衬，才有了今天。毕竟，大家都是曾经的袍泽，广东的哥佬嘛！”
张发奎之所以这样说，是在告诉陈可钰，广东人得帮广东人，你陈可钰也是广东人，可李济深却是广西人呢，他与南京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可是穿一条裤子呢。但陈可钰却没这么想，而是笑了笑说：“是的，是的，黄琪翔、朱晖日我是了解的，都是我们老四军的人，可那个叶剑英是怎么回事呢？想当初蒋总司令对他那么好，他却在关键时候首先反蒋，这种人可得注意哟，别关键时候撤你的台！”
陈可钰说的事，是指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叶剑英首先“反蒋”。
叶剑英曾经在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里做教授部副主任，那时教授部主任是王伯龄。但在会攻南昌的战役中，作为新编第二师师长的王伯龄居然临阵脱逃，关键时刻，叶剑英临危受命，被蒋介石任命为代理师长。但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叶剑英不因私情而失大义，居然辞职出走，并领衔签发了反蒋通电。张发奎知道这段历史，而且很佩服叶剑英的泾渭分明，所以此时他要为叶剑英说句公道：“说到反蒋？不光叶剑英，我也反过。那时的蒋介石，大家都在反。我看，有时候该反还得反！”
话说到这种地步，好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这个话还有一层意思，而今眼目下，反李济深也是应该的，该反就得反嘛！他张发奎为了自己站稳脚跟，什么先生啦，袍泽啦，他都不要了。弱肉强食，择优弃劣，这是生存的法则！
陈可钰见张发奎今天是这么个态度，知道为李济深作说客还不成熟，所以就只字不提李济深与他的不愉快事，而是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探听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笑了笑说：“向华把第二方面军带回来后，有什么打算呢？”
“什么第二方面军哟？叫共产党一闹，早就是个空壳子了。只有黄琪翔的第四军还算完整，这可是我们北伐后留下的老本钱哟！至于我个人嘛，已经心灰意懒了，回来就衣锦还乡吧，不想再干啦！”张发奎半真半假地说。
“怎么？你要退出军界？”陈可钰故作惊讶地说，但他心里却不信，“开什么玩笑，年纪轻轻的，正芝麻开花节节高呢！”
“我开什么玩笑咯！共产党把我害苦了，一个叶挺，一个贺龙，就把我搞成光杆司令了！”张发奎愤愤地说。
“你目下不是还有个第四军吗？只要跟老军长李任潮好好干，凑足原来的编额应该是不愁的！”陈可钰说。
“跟老军长干？这可能吗？”张发奎怅然说，“如今广州是政府腐败，兵无斗志。我们为了去要点军费，人家都不给，这怎么能活呢？”
“是吗？这怎么得了！”陈可钰顾做惊讶地说，然后又悄悄把声音放低了许多，“你名正言顺地表个态，我想老军长是不会亏待你的！”
张发奎突然来了精神：“怎么个不亏待？”
陈可钰悄悄说：“老军长已经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与武汉、南京有区别的临时军事委员会，他要吸收你为委员。”
“哦，原来如此！”张发奎感叹道，继而又敏感地问，“可有条件？”
“条件嘛，肯定是有的，就是你们必须服从委员会的调遣。然后，部队的番号也要改一改，在广州不能出现两个第四军，至少有一个要在前面加上“新编”二字。”陈可钰终于把要说的话全说了。
“没门儿!”张发奎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他们却在后方享清福，要改也得他们改，凭什么要我们改？请你转达我的意思，要服从委员会领导我没意见，但必须与南京特别委员会断绝一切来往，然后改组省政府，否则……”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但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对阅历丰富的陈可钰来说，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11）
果然第二天，张发奎就拟定了一个名单派人送给了李济深。这些名单是改组省政府后的人事安排。他要黄琪翔做军事厅长，汪精卫的骨干分子陈公博做民政厅长。至于已成事实的朱晖日当公安局长，他也写了上去，不过已经把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李济深看见这份名单，心里是又气又恼，于是也把一份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名单要陈可钰转交给张发奎，那份名单里只有黄琪翔的名字，至于张发奎却只字未提。他心说，你不是声言要退出军界吗？我就给你一个顺水人情，让你真正退出，看你还继续装得下去不？
张发奎看了这个名单后，的确“装”不下去了。名单上写着：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参谋长陈可钰，委员有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讨逆前敌总指挥钱大钧、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暂编第二师师长薛岳、暂编第三师师长黄镇球，此外就是黄绍竑手下的师长如黄旭初、吕焕炎等，就是没有他“张发奎”这三个字。
张发奎看了这个名单后，心里很恼火，他召来谢婴白、黄琪翔商议，准备给李济深一个“下马威”。
他看了看摆在桌上的广州市城防图，觉得不对劲，于是站起来走到贴墙的地图旁。这是一张二十万分之一的广东省军事态势图，在有军队的地方都标有各自的番号。在广州城的东边，他看见了惠州，这里是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胡谦的营盘。
他轻轻地笑了，把铅笔在“惠州”上画了一个圆圈，然后说：“命令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就说李主席要他到惠州城中去接防，同时逮捕贪污不法分子胡谦！”
“是，我马上去办！”黄琪翔答应着站了起来。
张发奎又冲着黄琪翔说：“目前城内兵力不足，该把叶剑英训练的那个教导团调进城里来了。”
谢婴白忙说：“里面的共党分子太多，怕对我们不利吧？！”
“教导团是个炸弹，这确实不假，但卧子兄想过没有，目前对付李济深，我们需要这样的炸弹，只是要严加防范，不要把自己炸着了！”张发奎意味深长地说。
“是！我马上去办，让杨澍松把教导团从花县带进广州，就住在距省政府不远的四标营。”黄琪翔回答说。
“要想防备教导团不炸着自己，还需动点脑筋，我看先这样吧……”谢婴白话没有说完，就把嘴凑到张发奎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张发奎马上笑了，然后说：“这样很好，很好，就请婴白兄辛苦一下咯！”
（12）
胡谦被抓的消息传到李济深耳中，使他感觉就像挨了一闷棒，简直分不清了东南西北。胡谦的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发奎什么人都不会认。他连胡谦都敢杀，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更其重要的，是惠州一旦掌握在张发奎的手中，他李济深在东边的军队可就麻烦了。这个打击，对李济深来说，简直是太大了！
关于胡谦，他和陈可钰同年，比李济深还大三岁。这个人，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李济深的部下。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孙中山帐下早期少有的军事人才。
以前的经历不说，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高级参谋，后来又随军政部长程潜出师西江，兼任第六军军部参谋，在最先讨伐陈炯明的叛乱中，他在增城打败了叛军，被升任为大元帅府命令所所长兼增城防守司令。在黄埔军校刚建立时，被蒋介石聘为第一任教育长。
胡谦参加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任蒋介石总指挥部的参谋长。经他出谋划策，东征军在惠州捣毁了陈炯明的老巢，使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之后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
蒋介石北上后，把钱大钧、胡谦等嫡系将领留在了广东，作为李济深镇守大后方的监军使用，而且胡谦还一直负责北伐军各军的军需，成了前期各军的军需处长。现在，又是由他为李济深的第八路军筹措所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张发奎命令李汉魂给枪杀了。
在维新路省政府办公大楼里，李济深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自他在车站迎接黄琪翔、叶剑英之后，心里就一直不舒服。凭他多年来的政治嗅觉，他统辖的广州从此就再无宁日。有什么办法呢？广州城内不是兵力空虚吗？如果黄绍竑、陈济棠、薛岳他们不是到潮汕去抄共产党的老窝，他张发奎的军队也别想进广州！
如今是谁有枪谁说了算，谁枪多谁说了更算的年月。他李济深虽然有几个师，但不在城内，而张发奎在城中就有三万之众呢，城里的那些警察，怎么能抵挡得了？所以当张发奎撤掉邓彦华换上朱晖日时，他只好装着不知道。可是，当李汉魂把胡谦杀掉后，他就已经沉不住气了，真想打张发奎一记耳光。可是，一想到张发奎也可能对他下毒手时，他就不寒而栗，心里老发怵。他在想，潮汕那边的战事还没有结束，他的军队就回不来，这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