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一切，是何等微不足道。但我去做这一切，却是何等重要。——伏尔泰
在学术界尤其是社科界，专著在考评体系中的分量比较轻，教材就更不用说了。论文才是所谓“王道”，因为它会带来项目、获奖、头衔和奖金。所以，认识我的人看到这本书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他怎么写这个？确实，这本书如同一棵小树，鲜为人知但其实已经培育多年。其土壤是我讲授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大学写作通识》。方法课我教了近十年，写作课已经完成三期教学（在中山大学652门公选课中排名第1）。十年犁地、几年灌园，结果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虽然已尽全力，但疏漏浅陋难免，恭请大家指正。
感谢求学过程中遇到的三位业师：彭华民教授、王卓祺教授和萧庆伦教授。特别的感谢送给李连江和苏阳两位教授。李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的方法课是我博士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后来，他的《不发表就出局》出版了，我意识到自己侥幸没出局就是因为李老师耳提面命的这些手艺。2009年9月，我路过香港去美国，新亚书院的一碗雪菜肉丝面下肚，我记住了李老师的建议：上一门写作课。到了加州，苏阳老师成了“午餐写作课”教练。每天中午我们会在西海岸阳光下边吃边聊。我嘴里嚼着“In and Out Burgers”，听苏老师品评论文、纵论学问。我的判断力在这种奢侈的“私教课”上不断被质疑，也在自我怀疑中成长。这篇后记没写成“苦大仇深体”也要感谢苏老师带我见的若干次世面。这本小书献给李老师和苏老师，他们的善意和智慧传递了最好的“师道”。
回来后，我的工作可以概括为：读论文、写论文、评论文。据说在大学里工作容易保持年轻，因为总是在跟年轻人接触。其实正好相反：我们碰到的学生永远都是二十来岁，而自己却一圈又一圈地变老。同学们永远带着相同的困惑来找我：老师能不能给我找个题目？去哪儿找文献？论文到底怎么写？一年又一年，我口干舌燥地跟这些懵懂的年轻人解释。除却具体的写作技法，学生们的提问、阅读、论证、组织、讲故事和共情能力则更让人担忧。十年下来，我已经有点厌倦这种“循循善诱”的工作，对改论文这种“洗臭袜子”的营生更是避之不及。有没有可以偷懒的办法呢？
写本书吧，有个声音说。
可是，写这种书有点不务正业。苏阳老师明确不赞成。朋友们听说我上《大学写作通识》课，不解者居多；当他们听说我要写本书，更是不断善意劝退。确实，写书不符合“填表时代”的通行指标：浪费时间、无益绩效，甚至可能名节俱毁。有朋友直言：资历这么浅却指手画脚，你知道会招多少骂吗？
资历确实太浅，我应该继续“君子务本”才是：论文、项目、奖项、头衔……我应该在这种竞赛中忙碌而快乐才是。可这种游戏不就是挖坑-填坑-挖坑-填坑的单曲循环烧脑模式吗？这下完了，触发了一个更严重的、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这辈子究竟要干什么？
中年危机终于来了！
是不是应该戴上印第安人的帽子围着篝火跳舞，顺便拿上一个超贵的单反去发朋友圈？还是品评美酒和咖啡？或者是周游天下、追寻诗和远方？要不咱拍拍纪录片、玩玩跨界？我很穷，又很宅，还没啥品味，都算了吧。
还是写书吧。我决心写本自己喜欢的书：
它最好不要像论文那样面目可憎、味同嚼蜡，而是能让读者一直翻页。
它最好不要浅尝辄止、欲言又止，而是要掏心掏肺、言无不尽。
它最好不要像“机器制作的乏味文章”那样冰冷刻板、故作老成，而是成为“你”和“我”的对话、对笑，甚至对饮。
它最好不要成为教人凑字数的操作指南，而是能传递写作底层的思维训练。
它最好不要给读者过高期望，而是告诉他们只看不写等于旱地学游泳。
总之，我希望这本书能有自己的声音。不过，谈何容易。
本人仅中人之资，不过笨人自有笨办法（the hard way）：买上一个书架的写作书，用上所有可利用的时间。这些年，春来秋往，周日周末，会议间隙，出差途中，我总会习惯性地打开某个文档。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不旅游、不发圈的呆子。我甘之如饴，珍惜每一个独处的机会，收集每一个可以写在书里的点子、例子和句子。兼任行政工作以来，进度受到影响，烦琐的管理消耗了我的耐心和时间。不过，我发现它也催生了两个相反的机制：其一，因为时间紧张，紧迫感陡然上升，时间浪费比以前少多了，代价当然是疲惫不堪；其二，与行政工作之烦琐相比，写作还算是愉快的事情。就这样，一点一滴，这个文档从零KB生长到690 KB。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感谢单位提供的优质小环境。我所在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较小学院。同事们个个身怀绝技，身处其中，催人奋发的良性压力从不缺少。感谢所有在成书过程中帮过我的人。彭长桂兄在书中留下了无数痕迹，特别是他提出了“外行不觉得深、内行不觉得浅”这么一条奇高无比的标准。我只好求助于从教授到中学生的审读者。彭长桂、牛美丽、宋小宁、丁辉、马高明、鲁宇、杨巨声、李逸成，她/他们通读了书稿，给我提了无数建议。巨声同学用力尤深，花了十天时间提了128条修改建议，加上其他评论共计万言，让我非常感动。我年方十几的外甥也被动员起来进行文字扫雷，他在看不懂的地方画上哭脸。在他们的加持下，如果要界定给读者的年龄谱，我可以自豪地写道：从十几到几十。 田雷、宋伟、张胜波、汪仕凯、梅赐琪、陈硕、汪卫华、宋义平、陈慧荣、范常喜、秦尧诸兄在写作中也给予鼓励和支持。感谢这些“友直、友谅、友多闻”的朋友！我也深切地明白，朋友的定义之一就是：愿意给你花时间的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隆进和顾族宸两位编辑宽容大度，烫平了出版环节的各种大小坎。因为对此书投入心力尤多，我表现的像一个痴狂偏执的产品经理。两位编辑在我无数的微信、电话狂轰滥炸之下，丝毫没有不耐烦。只要技术允许，他们对我的各种细节要求一律放行。若干年后，如果隆进或族宸像见城彻一样写本《编辑这种病》，我一定在“折磨”他们的作者名单上排前几位。我对上一本书“只管生、不管养”（《沙滩上的大厦：中国社会保险发展与治理的跟踪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所以出了两年都鲜为人知。这本写作书最终以我设想的方式面世，与两位编辑空前的宽容和支持密不可分。申请书号过程中，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位我不知其名、从未谋面的领导也居中过问多次，才使得本书能如此迅速地跟大家见面（后来才打听到他是赵运仕老师）。出版界通常所见的封闭、保守、拖延，在这里看不见，与他们的交往让我感受到一股新风：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后与几位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书的朋友聊，他们的感受跟我大抵相同）。
我还要感谢各位同学。牛冠朝、杨巨声、周辉、刘派诚、鲁宇、王惠、梁凤波、乔建伟、程建新、吴桃龙、何江、卜熙、龚雪、林卓智等对文字或漫画贡献了反馈和创意。胡鈜熙把我脑中的人物设定成功转化为呆萌的卷毛教授和帅气的拔毛哥。我在漫画中以他们的姓名缩写的方式表示感谢。尹梦雅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吴文君为电影线索提供了不少素材，在此一并谢过。
最后感谢家人。本人生活潦草，所以我做研究的时间就是她们做家务的时间。内人既替我挡掉了无数烦琐的家务事，又时时扮演挑剔的读者，常常提出让我难堪但极有用的建议。为了表达感谢，我把书中的“他”和“她”做了系统的替换，至少维持纸面的性别平衡。犬子为本书的每个版本都绘制了一幅画。我告诉他，这本书他上大学时说不定还会有读者。他笑我吹牛。于是，一个有录像、有证人的赌注就产生了。赌注很大。
我能不能赢，就要看读者是否青眼相加了。这本书在寻求出版过程，曾被认为不合传统教材之风格。我对这样的评价不以为忤，反而认为这是对本书的肯定。我就是为新一代读者而写：这是在丰裕社会长大的一代，是刷剧长大的一代，是习惯于听王菲版而非李谷一版《我和我的祖国》的一代。所以如内人所言，如果能选择，一定要选择跟时间站在一边。
写书如同养宠物。印刷术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当这只小宠物跳离作者掌心时，它会变出无数的分身。如果这只小东西能出现您的书架上，旁边挨着李连江教授的《不发表就出局》，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本书如同一棵小树，我邀请你一起来浇水施肥：有趣的点子、更好的例子、漫画创意、电影图书推荐、你针对习题写的习作及任何修改建议。如果点子被采纳，你的名字会出现在下一版的致谢名单中。如果你顺便发一张书架的照片，我就更受宠若惊了：[email protected]。
刘军强 2020年2月2日2时2分
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