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在咫尺 - 山西游学记（十 云冈石窟）

大同是中国九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的雕塑之都。由于地理位置居于晋、冀、蒙三省区交界的地方，成为了北方的门户所在，因此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历朝历代在大同都留下了不少的文物古迹。

清晨起来收拾好准备出发，感觉已经彻底适应了北方的寒冷，零下11度的清晨，却卸下厚重的大衣，改换了更轻薄的外套，其实相比南方的湿冷而言，我更愿意呆在北方的干冷中。

今天的目的地是大同最为著名的文物古迹云冈石窟。车窗外的大同刚刚苏醒，不远处可以看到大同的古城墙以及古塔，都在逐渐亮起的晨光中迎来新的一天，也是漫漫历史长河中如此平凡的一天。

云冈石窟是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起开凿的，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为止，前后历时60多年，整体石窟群可以分为早期石窟、中期石窟、以及晚期石窟，每个石窟都有编号，不过石窟真正的开凿顺序并不是按照现在的编号来排序的，而是开凿的时候，根据山体和岩石的适合开凿程度无序选择的，其中比较重要的石窟有四十多个，大小佛龛两百多个，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

进入云冈石窟的景区大门，首先来到的是昙曜广场，广场上矗立着高僧昙曜的塑像，早期石窟，就是由这位昙曜大和尚开凿的，也称作昙曜五窟，不过历史上并没有对昙曜样貌的记载或画像，所以目前广场上所矗立的昙曜雕塑，是著名雕塑大师、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凭借想象为了纪念昙曜而塑的。

经过昙曜广场，走过佛光大道以及灵岩寺，就到达了石窟群。

在来之前，虽然已经对云冈石窟做了一些功课，也看了不少网络上的照片，但当真正站在一座座石窟造像面前时，依然感到无比的震撼。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后，还有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相传北魏初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大同（古时称平城），为了能够让当地的汉人接受鲜卑族的管理，便对当地的佛教信仰加以推崇，大建寺庙，仅仅大同就有上千座寺院，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道武帝也成功地通过信仰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到了太武帝时期，却做出了灭佛的决定，而灭佛的原因，一说是因为太武帝西征时，在长安的一个寺院中发现了大量兵器、酒具、以及大量财物而勃然大怒，又听信当时一位笃信道教的随行大臣崔浩的趁机进言，而决定灭佛，一说是因为佛教的昌盛，且当时对出家僧人以及寺院是没有赋税的，所以大量不愿耕种讨生活的人都跑去建寺出家，而并非为了修行佛法普世渡人，导致当时的北魏国库每况愈下，才决定灭佛，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佛教在那个时代迎来了空前的灾难，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被拆毁，佛像、佛经都被焚烧，几乎所有僧尼都被逼还俗或遭屠杀，仅有极少的僧人侥幸逃脱。而到了文成帝继位后，想要恢复佛教，但苦于当时很难找到高僧大德，根据《魏书·释老志》中记载，文成帝有一天骑马出游，于荒山之中遇到一位僧人，他所骑的马主动去叼那僧人的衣角，文成帝觉得马愿意亲近的，一定是有修为的善人，而后便下马结识了这位僧人，并招他进宫，这位僧人就是在灭佛浩劫中幸免遇难的昙曜高僧，昙曜一心想要光复佛教，而文成帝也想通过佛教再创北魏政权在当地民众之中的信心，两人一拍即合，昙曜提出在五州山（也就是现在的云冈）建立佛教石窟的想法，文成帝欣然准许，并以皇家之力助他开凿，从此拉开了云冈石窟的序幕。

在建造的时候，昙曜既要让佛像能够传达佛教的文化，又要让文成帝满意，因此早期五个石窟中的佛像，都带有一些鲜卑族的体型特征，而且面容笑容也与那时的几位帝王有几分相像，这令文成帝非常的满意。而到了孝文帝时期，云冈石窟也进入了中期石窟的开凿阶段，当时北魏已非常稳定，也是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便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继而雕刻出的石窟造像更加精美，而且佛像的样貌和服饰也更加倾向于汉文化的特征。到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皇家组织开凿的大石窟大造像已全部完成，但云冈石窟依然没有停止开凿，只是开凿者转变成了中下层阶级的亲贵、官吏、以及佛教信众，因此晚期石窟中包含了各种中小型的石窟，大多以单窟的形式存在，从东往西布满整个崖面，在佛像和菩萨像的造型与面貌上，也逐渐倾向于消瘦、长颈、窄肩的形式。目前几乎所有的造像都有较为严重的风化现象，一些佛像甚至仅剩轮廓，也有一些因为位置的独特得以保留原来的面貌，但也都并不完整，以前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想去看看但不用急，等有时间再说，反正那地方又不会跑了，而这次对云冈石窟的经历告诉我，有些地方真的会“跑”，想看就要抓紧时间去了啊！

下午回到酒店，整理了一下这一天的思绪，晚上在路边找到一家叫“一早一碗”的小店，看招牌有豆腐脑，很多年都没吃到了，决定一试，没想到味道非常不错，很有小时候在北京常吃的那种味道，店里的煎饼味道也很地道。饭后沿街散步，夜晚的风也不是很冷，大同的街道干净整洁，城市噪音也不大，真是个不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