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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该怎么读，历史人物该怎么认知与评判。始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
尽管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但这“过去”对今人来说早已不可触摸，史书记载的只言片语不足够使人对真相一窥全貌，更何况写史之人还要经过自己主观的删选，将自己的主观见解加诸其上。读历史的人，也各自秉持不同的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看人、看事也会带难以逃脱的个人色彩。如此一来，阅读历史，常常会陷入一种误读。这个问题，在郭沫若先生《历史人物》一书中，异常突显。他凭借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审视古人，审查史料，对许多人、许多事，做出了不同以往的褒贬。
以《论曹植》篇为例。郭沫若对于曹植（192-232）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的“极豪华”的声名，提出了质疑。关于曹植的文学造诣，传说南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说过：“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即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既夸了曹植，也夸了自己。
钟嵘《诗品》把曹植列为上品，把曹丕列为中品，把两人的父亲曹操列为下品。郭沫若先生认为钟嵘主观偏见太大，且钟嵘所处齐、梁时代（南朝）的文风崇尚骈俪、藻饰，钟嵘自然不能免俗地把最高赞誉给了喜欢藻饰的曹植。同时举《诗品》把“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潜列为中品为证，钟嵘的诗歌批评理论不尽然能够让人信服。同样成书于南朝并略早于《诗品》的《文心雕龙》（刘勰著）也对曹植作品的评价高于魏文帝曹丕，但比前者更为客观地看待了曹植和曹丕的文学风格：“子健（曹植）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恒滤详而力缓，故不争于先鸣……遂令文帝（指魏文帝曹丕）以位减才，思王（指陈思王曹植）以势窘溢价……” 至于时隔久远的隋代王通《文中子》有伪托嫌疑，明代李梦阳《曹集旧序》、清代丁晏《曹集铨评》又一路沿袭和发挥了王通的观点，都不足论，且拿丁晏为例，丁晏歌颂曹植忠君的言论与清朝“超级奴化教育二百余年”荼毒下的学术界禁锢思维密不可分。
其次，郭沫若指出曹植性格方面的缺陷，恃才傲物，恃宠娇纵，办事能力一般，被曹操派遣去救助曹仁时（曹仁被关羽围困），竟喝得酩酊大醉，而误了事。为夺取帝位私通杨修，杨修时任曹操丞相府主薄。可见曹植并不是真正韬光养晦之人，实则心机深重。曹植还把文人相轻的做派发挥到极致，口无遮拦的批评同期的“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以孔璋（陈琳字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曹植的思想修为也不高明、不坚定，时而儒时而道，时而两边不着。
对于曹植的文学作品，郭沫若认为他文辞绮丽，悉数有一种未成品的面貌，即作品完成度不高，且模仿痕迹太重。《洛神赋》有模仿抄袭宋玉《神女赋》之嫌，《七启》模仿枚乘（西汉辞赋家）《七发》，《酒赋》模仿杨雄的《酒赋》，《魏德论》模仿司马相如《封禅文》，《骷髅说》完全是抄袭《庄子》而做了扩写。著名的《七步诗》多有民间附会的成分，因为此诗不见于曹植诗歌本集，又缺失中间的二三句，流传的版本也不一。如此一来，曹植在文学史上被赋予过高的地位就显得名不副实了。
对于曹丕，郭沫若先生则大为赞赏，也引用了曹丕的文章来证明后人对曹丕的误解。曹丕对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璨、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评价有别于曹植，《与吴季重书》中有曹丕对各位的评价：“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 ，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即徐幹）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德琏（即应玚）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孔璋（即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即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元瑜（即阮瑀）书记翩翩，至足乐也。仲宣（即王璨）独自擅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 曹丕的这番话与曹植置评孔璋的“狂言”比起来，气量和格局显然大多了。郭沫若更言曹丕在文艺上的贡献功不可没，他开创了文艺批评之先风，他的诗辞气质清新，是陶渊明一派田园诗人的先驱者。这一点钟嵘《诗品》中也早已指出：“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璩诗祖袭魏文（即魏文帝曹丕）。” 不像曹植《七步诗》那样人人耳熟能详，曹丕的诗默然璀璨着，如《燕歌行》二首。
读完《论曹植》篇，我被郭沫若先生的阅读量震惊了。他对曹植的认知不是单凭一时好恶，而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和分析史料基础之上，尽管不能完全脱离个人的主观想法，但是整个论证过程旁征博引，足以自圆其说，足以动摇一个人从前对曹植单一的固有印象。
无独有偶，在《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和《甲申三百年祭》篇章中，郭沫若都投注了匠人般的钻研与专注。《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篇梳理出中国音乐发展史（作者认为可分为四个时期：殷周古乐期、秦汉魏晋准古乐期、南北朝隋唐以降胡乐期，清末民国以降民乐期）、考证了古代音乐理论的沿革（“宫商角徵羽”五音与“三分损益法”十二音的融合演进）、论证了万宝常以敏锐的乐感把龟兹五旦十三调扩充为八十四调的过程，古代音乐知识比比皆是（我不能完全看懂），甚至制作出了万宝常的生卒履历表，极类似于现在流行的mind-mapping思维导图法。《甲申三百年祭》用详实的史料论证了何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能够推翻大明王朝的统治，又因何犯下了错误致使满人伺机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王朝。
我们现在学习历史，如果不下如此这般的苦功，应感赧颜抱惭。想要真正读懂历史、识别古人，首先需要静下心来搜集和阅读从古至今各个朝代的相关典籍，不能凭空臆想。其次，不能轻易疑古，不随便把今天的价值观念套在古人身上，要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所赋予的人物行为动机。真正以“无我”的姿态，去触摸、感知那些过往的灵魂。最后，还要保持独立思考，“尽信书不如无书”。
郭沫若拿着放大镜去研究历史人物，我们读郭先生的《历史人物》，也仿佛同时拿着放大镜在看他。这是一种奇特的镜像。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也已经成为了历史人物。但是他距离我们还不够久远，评价他恐怕比评价曹植要难。他个人经历的传奇性，涉猎学术和文学领域的多样性（他涉及到近代史、现当代文学、古文字学、翻译学），使得任何一个单一视角的审视都不能绘出全貌。
在文学成就上，与他并称为”现代文学六大家”中的另外五人，对他如此评价：
茅盾：“新诗第一人。”
周扬：“中国的歌德。”
闻一多：“郭沫若的诗才叫新诗，不光写作上，精神上更是二十世纪新的精神。”
老舍：“他是狮子，扑什么都尽全力，他做什么都做的很好。写作，作诗，学医，翻译西洋文学名著，考古……文字学上成就可说开辟新道路，甲骨文、金文，后来者比郭沫若多认识一个字都算专家。”
鲁迅几乎购买了郭沫若全部古文字著作，认为其在甲骨文、金文有伟大成就，值得大家师法。
舆论上，1980年后一度有人对他的私生活和数度的政治抉择有些非议。正如看待曹植、万宝常和李自成离不开当时的人与事之网，看待郭沫若的行为，也应该回溯到他置身的彼时。以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同理视角，去理解他的抉择和他的行为，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郭沫若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学史观也一定程度脱胎于他所处的时代，脱胎于他所笃信的理想。如果以21世纪多数人信奉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去框定他的抉择，以纯粹文艺美学去评价他的学术和文学成就，恐怕就无法还原历史真相了，也无法给出相对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