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六九
鲜为人知的清初四川三大博学名士
文 和运超
明末清初的四川战火硝烟弥漫，清军入川反复折腾二三十年，巴蜀之地的人口或流失或消亡，四川籍人才在从明初到明末大都离开家乡，如明初的蹇义来自巴县，是从洪武到永乐的重臣；中期有余子俊、杨廷和、席书、赵贞吉、杨慎等全是知名才俊；后期穆宗、神宗年间的陈以勤、陈于陛创造了父子皆为宰辅的佳话，还有熊文灿、吕大器等在明末局势下的辗转挽救。
清初的遂宁吕潜、新都费密、达县唐甄三人后来被称 “蜀中三杰”，身处明清交替，他们更显出无奈漂泊的际遇。只不过除了一般文人的诗文才华外，他们均各有其他特点，唐甄在思想哲学上独树一帜，吕潜在书画上称雄一时，而费密在史学、医学、教育等领域堪称广博精湛，只是由于当时名声传播还不广，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也所知不多。
一、叛逆者：达县唐甄
唐甄原名大陶，后来更名甄，四川达县（今达州市通川区蒲家镇）人，为明初太子朱标、燕王朱棣之师傅唐瑜的第十一代孙。
唐瑜的原籍是山西平阳，祖父唐胜宗是追随朱元璋的功臣，封延安侯。唐瑜为洪武十二年（1379）进士，入翰林院，两年后授东宫教谕，教太子朱标读书，四子燕王朱棣也一同受教。朱棣起兵打败侄儿建文以后，永乐三年（1405）封赏唐瑜为开国儒臣，命可择子孙出仕。永乐十二年（1414），唐瑜游学入蜀，在达县东邑河兰木沟相中一片适合安居之地（今宣汉县鲲池官池坝），自此为蜀中达县唐氏之祖（唐瑜本为唐胜宗之子唐祥泰长子，另有弟弟唐瓒、唐瑞，唐氏其他后人大多移居浙江金华府兰溪县）。唐瑜夫人熊氏为一品诰命夫人，生二子唐鲲、唐鲤。
唐甄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生平不少事迹颇为隐晦，以至于《四库总目》将”唐大陶”与唐甄误为二人。
唐甄八岁时，父亲唐阶泰考中进士，上任吴江县令，他跟随父亲到了江南。先后在江苏、江西、北京、南京等地待过。唐甄十四五岁就显露诗文才华，文集中《散病》、《独饮》、《春游》诸诗都是少年时期作品。
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到顺治十四年（1657），二十八岁的唐甄回四川阆中考中举人。第二年赴北京参加进士考试失利，跟着又参加吏部考试。直到康熙十年(1671)，已四十出头的唐甄出任山西省潞安府长子县知县。
当时的唐甄还很想在圣君在位之时一展胸中抱负，看见地方民不聊生，他发动百姓栽桑养蚕。“以身率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八十万本，民业利焉。”他看见当地官吏惯用酷刑欺压百姓，纷乱不断，便整顿吏治，废除酷刑。“夹棍非刑，废置不用。民化其德，狱讼衰息。”深得百姓好评。
正当唐甄大刀阔斧实施自己的理想与才干时，却忽然被免职（据说是当地逃犯的事情被牵连），一共只当了十个月县令。之后唐甄为谋生计而四处经商，最后赔本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勉强维持生活，前后二十多年。
唐甄晚年越发穷困潦倒，“萧然四壁，炊烟尝绝。日采废圃中枸杞叶为饭。衣服典，尽败絮蓝缕”，生活极度落魄的唐甄，反而坚持“陶陶焉振笔著书不辍”。哪怕是一个穷困书生，“岂可求诸外而忘其内，顾其小而遗其大哉!”
在明末清初那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历来都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有先锋色彩的大学问家，其实不少地方曾把唐甄列入第四位。只不过，唐甄流传著作远不如前三位，但思想力度却一点不逊色。如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见《潜书·室语》）还认为，“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他觉得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也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
在那个时候，敢把皇帝君主称作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还是杀害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语言如此血性直爽，唐甄的反思力度之大称得上绝无仅有。
唐甄在论著中有如此大胆的文风，过去有不少人都怀疑是否因为作者人生仕途太过失意，家庭经济非常败落，这才发泄情绪。事实上，唐甄在极度挫折艰苦的境遇下，以最大努力完成著述，他的品行节操已经证明其为人。他多次在文中表示不怕“触时忌”，也不管别人“诋湮”。现代有不少学者已经认同，《潜书》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与其他三大思想家是一致的。
另外，唐甄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原本也发扬了明代中后期强烈的叛逆色彩，他倾向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理念。但根本来说，唐甄最推崇孟子的思想，“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见《潜书·潜存》）他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
今天传世的《潜书》（1705）是唐甄唯一的著作，起初名叫 《衡书》，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后来逐渐增加到97篇，改名《潜书》，署名唐甄。在《潜存》篇中，唐甄概括了撰述此书“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该书刊刻时间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闻远发行。
顾炎武的著名弟子潘耒为该书写序，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所以，《潜书》实际是一本阐发作者一生方方面面，带有政论色彩的著作，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非常相似。
譬如论述教育思想，因为明清都推崇程朱理学和流行八股时文，唐甄尖锐批评宋明理学教育流弊，注重教授一些实用领域，有开创实学教育风气的作用。不过，其他如伦理道德，甚至家庭教育方面，由于明末以来的社会风气的奢靡享乐，唐甄希望进行纠正，有一些恢复禁欲主义、男尊女卑等倾向，刻意贬低文人情操的坚守，多少流露出悲观失望。
在商业经济方面，唐甄有过亲身经历，他深刻体会清军入主中原，为了显示尊崇理学思想，开始扼杀工商业资本。唐甄认为官府应允许自由经营，“自然之利”不该是皇帝私人的产业，而是天下共享。包括改革货币也是唐甄最有特点的想法之一，从元明以来，民间以白银作为货币，限制了财物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唐甄希望恢复推行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货币的流通作用。当然客观上讲，铜币因产量和钱币重量，历代混杂不一，往往搅乱市场，最终元明才习惯以银两计酬，民间也流行开来，其实明清的民间并没有失去铜币的使用空间。
在关注基层民生方面，由于唐甄落魄的经历，认识到普通老百姓的作用。“立国之道，唯在于富，富在编民，不在府库。”他主张的富民政策，让人眼前一亮。认为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灾祸。最核心的观点是，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可说是超越时代的认识。“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他提出官府官员的一切作为，都应该是从保障老百姓的物质利益出发，一切围绕富民：“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 确实是千古不易之经典论述。
唐甄是一个普通文人，但身处明末清初这一战事频繁的时期，对军事领域也有一定认识。对于战争的胜负，主张发挥人的力量，避免以谈论鬼神来代替谈论人事之兵，胜负取决于主观指挥正确与否，而主观能动性是建立在客观规律之上的。《潜书》将明末清初很有代表性的李自成、张献忠和吴三桂的故事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像分析吴三桂“身为王者，其军多宿将战卒，蓄积数十年，金钱之富，甲兵之多，等于京师”，为何一朝覆灭?“不好计策，不下谋士，恃其强围之势，适以这其灭亡也。”就是说吴三桂忽略了攻守之计。
总的来说，相较于同时代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家，唐甄的著作论述面非常广泛，思想认识出发点大家都有汲取经验，反思历史的共同初衷，但唐甄也有很多独到性，和其他三位一样，都应该值得后人珍视。
二、诗书画三绝：遂宁吕潜
吕潜一般被视为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家，和唐甄一样，出身名人之后。吕潜的父亲就是永历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吕大器，他们来自四川潼川州遂宁县北坝（今遂宁市船山区北固乡）。
前面提及，吕大器是明代末年最优秀的四川籍人物，能文能武。崇祯十年（1637），他就捐出家业招募乡勇抵挡张献忠的大西军，受崇祯帝表扬，提升兵部右侍郎，崇祯十五年（1642）升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本来吕大器并不想专门从事军职，当时闯军已开始横扫中原，他迫于无奈前往，虽以防守为主，所幸没有什么败绩，已经非常难得。就在吕大器前往河北这一年，儿子吕潜考中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授太常博士。这是明朝最后一次科举，同榜状元为江苏常州武进人杨廷鉴，清军进入北京时，杨廷鉴徒步逃回家乡，多次以疾病拒绝洪承畴、顺治的邀请，也以书画为乐，六十出头病故。
崇祯吊死煤山的时候，吕大器奔南京，力主延续社稷，他与钱谦益、雷縯祚（崇祯时曾为刑部主事，弹劾过不少人。福王朱由崧登位后，马士英非常忌惮，找事牵连雷縯祚下狱，逼其自尽）等都倾向潞王朱常淓继位，但马士英、刘泽清带兵拥福王朱由崧来南京，胁迫众人支持，一举解除了吕大器职务。
吕大器对时局忧心感慨，让吕潜侍奉家人女眷侨居浙江湖州府吴兴县，后迁住扬州府泰州海陵。朱由崧仅一年就被钱谦益等推出投降，由海盗郑家拥立的隆武朱聿键虽然为人颇为振作，但举动受人牵制，郑成功又以水军为主，不善于攻城略地，导致隆武也很快失败。
吕大器再奔端州（今广东肇庆市）与瞿式耜等扶持桂王朱由榔登位（1646），建元永历。元年正月，原督师王应熊（四川巴县人，今属于重庆市，穷苦人家出身，也很有才学，个性强悍。崇祯时为了保官位，与周延儒、温体仁为一伙。弘光时任兵部尚书兼总督川黔湖广军务，主要对付大西军）在贵州身故，吕大器护送父母到达贵州乌罗衙署附近水月庵（乌罗今属于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乌罗镇）。当时张献忠已死，大西军退到遵义，准备进入云南。
吕大器身在贵州了解到各方情报，向朱由榔上书建议整肃四川的明军残余迅速收复川黔，吕大器接替王应熊出任督师，得到四川境内李占春、杨展等明军将领拥戴，包括一代巾帼女将秦良玉所在忠州、石柱等土司军协助，拆穿假冒宗室藩王朱容藩，收复云阳，进驻都匀。当时大西军已借黔国公沐天波遭难的名义进入云南，而吕大器于永历四年（1650）病故，年六十五。
吕潜与父亲吕大器长期分隔两地，大西军后来以明军身份在川滇黔三省与清军对抗十五六年，康熙继位以后才基本恢复平静。吕大器在贵州身故时，吕潜侍奉母亲在江浙奔走。他刻意模仿唐代山水诗人王维的气质，不仅诗书画杰出，还颇有隐士风采，这与他是吕大器之子有关，无法接受清朝占据江山的事实，终身甘于平淡。
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冬，其母身故，吕潜才扶母柩回四川，同时顺便迁父柩返故乡遂宁，此时距离他当年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多年。自此吕潜就闲居家乡，坚持自己种地，将居所名“课耕楼”，闲暇时和一些友人诗文唱和，徜徉巴蜀山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诗文方面，吕潜交游甚广。像龚贤、费密、唐甄等是他最好的几个文友，酬唱甚多，传为盛事，毕竟他生平很长时间在各地游走。他的诗词虽然充满闲适和隐逸的情趣，但内在显然是很不平静的心境，不乏对明朝覆灭的惆怅、哀叹之情。
在书法方面，吕潜博采王羲之、颜真卿、欧阳询、赵孟頫历代名家之长，揉为一体，形成个人风格。专业人士普遍评价他用笔娴熟，不掺虚笔，以墨韵、意境、分行布白取胜，结字秀逸遒劲，别具特点。尤其有特色的是吕潜墨法以淡墨为多，易得流畅之势，易传使转之情，易臻淡雅之境，也是他的巧处。吕书多率意作，内容往往就是自己的诗词，也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
在绘画方面，吕潜以大量的山水画享誉江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享有 “天下二半”之誉（一半，指吕潜；另一半，指龚贤，“金陵八家”之首）。
龚贤也是吕潜的书画好友，祖籍昆山，后迁居南京，生于万历中，比吕潜稍微年长。两人不仅几乎齐名，甚至书画风格也非常近似。两人传世画作多数都不具年号，显然这是明末文人故意为之的遗民心理，导致很多作品无从考证创作年份。龚贤有纪年的最早作品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早于吕潜的作品十多年，，从画的创作年限及数量来看，吕潜应该学习龚贤比较明显。龚贤是一位傲气十足才情横溢的诗人兼画家，也只有具备如此性格，才可能使他在绘画上独树一帜，开金陵画派的先河。而吕潜在江南时，与龚贤的交情一直不错，两人在书画上互相切磋，形成非常接近的气质。
吕潜强调绘画的抒情性，写景与抒情相结合，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相得益彰。他虽然在生计困难之时有过贩卖字画的经历，但从内心志趣而言，又不肯轻易售卖比较满意的作品。关于吕潜的绘画，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称吕潜“用笔放纵而不越矩矱，神气清朗可赏。”现代著名书画大家黄宾虹对吕潜也有极高评价：“先生文章气节，彪炳宇宙，顾不独以诗画名，而得其寸缣零楮者，已不啻璜璧，毅崛先生其善藏之。”
三、博学鸿儒：新都费密
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县人（今属于成都市新都区）。他的父亲叫费经虞，也是一个学问深厚的经学家。费密的学问很大程度得自父亲在少年时打下坚实基础，胡适曾率先揭示费经虞、费密二人在明末清初破除宋代理学的巨大贡献，在1921年先后写了《记费密的学说——读费氏遗书》、《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两篇文章,对费密的思想、地位、作用评价很高。
新都费氏原本也算四川的一个书香世家，费密的祖父费嘉诰是明代万历年间贡生，据说做过大竹县训导（今属于达州市），父亲费经虞为崇祯时期举人，曾为云南昆明知县。其伯父也是蜀地的有名文人，一门四世有六位名人。后来新都东湖有“四费祠”（四费指四代人）专门纪念。
费密从六岁读书，就深得长辈的赞赏。二十岁时，张献忠的大西军进入成都。费密去昆明探望父亲，顺便避难，结果途中被盗匪掳劫，幸为父亲联络镇守嘉定（今属于乐山市）的明将杨展一起将费密营救，杨展欣赏费密的才学，留下任用。不久，杨展被投降大西军的属下所杀，费密也被俘。
大西军南下云南后，费密回到故乡新繁，祖传房屋已成灰烬，于是，他离开家乡到陕西汉中沔县定居，谢绝当地清军总兵官重金聘用，专心研究医学。
费密当时住在寺庙内，还学起了禅修。史料称“已乃究心《内经》、《伤寒论》、《金匮》诸书，为《长沙发挥》。后闻二程见人静坐，便以为善学；丙申（1656），与通醉（僧名）论禅，四入静明寺（明代西南著名禅宗寺庙，位于汉中府），杂僧徒静坐。坐六七日，心不能定；自厉曰：‘百日之坐尚不能定，况其大者乎？’誓不出门，半月余乃定。……一夕，闻城壕鸭声，与身隔一层，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鸭声与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叹曰：‘静坐，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自是益有志古学矣。” 经过一段时间修行，他发现静坐是佛、道的观念，对儒家而言，并不是个好办法。
数年后，费密携家到江苏扬州，视野大大拓展，海内名流钱谦益、屈大均、万斯同、朱彝尊、孔尚任等都与他交往密切。王章涛在《史话》一书中写到：“顺治十四年，三十三岁的费密侍奉父母离开沔县，南下扬州，投奔母亲的伯父杨云鹤，于次年结束流亡生涯，始居扬州，虽籍新繁，在以后四十多年的岁月里，潜心研究学术于斯地，子承孙传，世代繁衍，已是地道的扬州人。”费密离开陕西前往江南一是投奔亲戚，避免继续寄居寺庙；二是通过静坐修行，已经对儒释道三家学问有了新的认识，他要回归儒学。
从此，费密一直在江南生活，直到在此去世，再也没有返回巴蜀家乡。
不过，费密为了交流学识，还是去过其他地方。如康熙十二年（1673），他徒步千里到河南卫辉苏门山问学于儒学名士孙奇逢。那时孙奇逢已八十九岁高龄。孙奇逢是与黄宗羲等齐名的遗民学者（天启年间著名的左光斗、杨涟案牵连黄尊素，三十出头的孙奇逢与鹿正、鹿善继父子曾大力营救，黄尊素是黄宗羲父亲），坚决不接受清朝的邀请出仕。
费密在孙奇逢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等他返回扬州时，孙奇逢给他写了四个大字“吾道其南”，《新繁县志》中有记载：“服阕（1673），以父遗命，往事孙征君奇逢。一日，与论朱、陆异同，进言汉、唐诸儒有功后世，不可泯没。征君大以为然。又与考历代礼制之变。逾月，辞归；征君题‘吾道其南’四字为赠。”次年春，他又到浙江与重要思想家吕留良切磋学问。
费密一生崇尚汉儒正宗，力倡实学，反对宋明理学空虚疏狂的积习，对理学的“道统论”进行严厉的批判。儒家道统由唐代韩愈首创，宋代理学家延续这种说法，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描述：“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
费密指出道统根本不成立：“道统之说，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门人亦未言，百余岁后，孟轲荀卿诸儒亦未言也，汉儒……亦何尝有道统之说哉？魏晋而后，清谈言道，去实就虚，……流传至南宁，遂私立道统。自道统之说行，于是羲农以来尧舜禹汤文武，裁成天地，周万物而济天下之道，忽焉不属之君上而属之儒生，致使后之论道者，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世不以帝王系道统者，五六百年矣。”（见《弘道书》）
费密进一步指出，朱熹之所以要宣扬道统概念，目的是为了跟陆九渊进行门户之争：“南渡后，朱熹与陆九渊争胜门户，熹传洛学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轲，而程颢程颐接之，盖杨时事二程而友罗从彦、李侗，熹所从出也。”胡适就在他的文章中认为：费氏的伟大，在于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指出宋明儒学说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面，费氏也认为宋明儒理学虽然在思想上有富于创造的成份，有前人所不曾道过的内容，但他们将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说成是古经要义、孔孟真谛，却是要不得的。费氏一方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方面又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二百余年汉学风气之先，这成了清初实学转向汉学（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之源。
费密除了儒学功底深厚，诗文方面也很有建树。在清朝初年诗文名家辈出的时代，费密也享有一席之地，尤其四川籍诗人一般都以他为代表。时人评价：“以深厚为本，和平为调，以善寄托为妙，常戒雕巧快心之语”。不过可惜费密的诗现存仅55首。像《朝天峡》一诗深受康熙年间著名诗人王士祯的赞赏，称其中“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两句为“十字堪千古”。
在儒学诗文之外，费密的史学也有一定建树，所遗《荒书》1卷，是清代四川纪实史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两万字，采用编年体记述崇祯三年（1630年）到康熙三年（1664年），尤其重点记录张献忠大西军在川蜀的活动。内容大多系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叙事详明、文笔简洁流畅，不失大家风范。很多宝贵的原始资料，全赖此书保存下来。
另外费密对医学等也有专门研究，他的著作原本非常多，据说共三十多种近四百卷。后代学者称：“蜀中著述之富，自杨升庵后，未有如密者。”只可惜费密一生颠沛流离，大多在辗转迁徙中亡佚，流传至今的仅有《弘道书》3卷、《荒书》1卷和诗歌集《燕峰诗钞》1卷。
除费密本人是清初重要学者和文人外，他的两个儿子费锡琮、费锡璜都以诗文著名于世，锡琮有诗集《白鹤楼稿》，锡璜有《掣鲸堂诗集》和《贯道堂文集》。 尤其费密次子费锡璜豪放不羁，一生布衣，自伤怀才不遇，尝登之罘，投其诗于海中，痛哭而返。善长乐府诗，其诗古体直接汉魏，近体追踪盛唐，造诣不亚于费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