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再发明带给我们的启示――《吴军谷歌方法论》摘抄

      中国英文名叫CHINE，就是瓷器的意思。

      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发明瓷器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但现在却每年从欧洲、日本等国进口大量高档瓷器。那么这种逆转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古代，欧洲并不掌握制造瓷器的方法。为了研制瓷器，欧洲早期的工匠曾毫无方向盲目地尝试了100多年毫无进展。

      直到17世纪，痴迷瓷器的德国奥古斯都二世，命令炼金术士伯特格尔研制瓷器。

      伯特格尔有多年的炼金经验，有丰富的化学常识，并且掌握了一些化学实验的方法，他在国王的城堡里建立了实验室，用各种土和稀奇古怪的材料，包括大理石和骨粉，调制可以烧制瓷器的材料。

      终于通过大量实验，伯特格尔发现在麦森高岭土中按比例中添加长石，就能烧制出洁白的瓷器。从第一次试验到发明出第一片瓷器，他共花了四年。

      四年时间里，他做了3万次实验，他不仅记录了全部的实验过程和结果，而且把每一次实验之间的细小差异全都记录下来。并且记录下各种陶瓷的成分配比、工艺流程，以及所有的实验记录。

      通过这些数据今天我们可以仿制出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款瓷器，而且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就能获得叠加性进步。

      从此欧洲人掌握了瓷器烧制的原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有了定性定量的了解，就可以通过细微调节瓷土中元素的配比和调整烧制过程，来制造各种精致的、性质略有差别的瓷器，开发出很多新的品种。

      比如，塞夫勒的工匠们发明了一种给瓷器“镀金”的新技术——用大蒜汁和上24K纯金的粉末，给瓷器上色，镀金的边饰和内部精细的纹饰成了塞夫勒瓷器的特色，后来逐渐成了欧洲瓷器的标志。

      由于有了积累的进步，塞夫勒的工匠在瓷器创新上的步伐非常快，他们很快又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釉色——宝石蓝，并将玻璃液化后烧制在瓷器表面，这不仅在瓷器表面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的效果，也使得瓷器更加经久耐用。这就是所谓的西洋珐琅彩瓷器。

      英国瓷器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借助工业革命使用蒸汽机大量制造优质瓷器，在世界市场上后来居上了。他们为了加强竞争力，提高质量，发明了在瓷粉中加入牛骨粉烧制瓷器的工艺，这样烧制出来的瓷器更加洁白，更加结实，而且可以做得非常薄，非常轻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骨质瓷。

      对比中国和欧洲发明瓷器的过程，就会发现前者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所需要的诸多条件，比如高岭土、炉温、燃料、上釉技术，有一项不具备，就发明不出来。

      而后者发明瓷器的方法和中国人不同，他们是靠做大量试验试出来，这样他们对烧制优质瓷器的原理就搞得很清楚。

      在研制瓷器的过程中，他们保留了很详细的记录，这带来两个明显的好处，首先是可以复制出历史上任何一种瓷器，而不像中国很多技艺失传了。其次，这让后人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改进。

      而中国古代由于不重视量化度量，也没有实验记录，甚至一些工匠为了保密根本就不记录工艺细节，因此中国各种名瓷总是在发明，失传，再发明，再失传的怪圈中徘徊。

      导致今天我们虽然能够烧制出和当年汝窑瓷器外观类似的瓷器，但是成分是否相同，工艺是否相似，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没法获得重复性的成功做出跟古时质量一致的产品。

      从中国和欧洲在发明瓷器上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三点：

      1. 中国人在瓷器上的进步方式总的来讲是工匠式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总结经验，经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改进速度比较慢，而且很多时候还有退步。欧洲从伯特格尔发明瓷器以来，每一步改进都是有根据的，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这是科学式的进步方式，因此得以后来居上。

      2. 中国人在历史上不是很注重定量分析，这在中国的餐饮中体现得很明显，这样的结果导致中国的瓷器不同批次的水平相差很大。

      3. 保留做事的记录很重要，这不仅让我们能够找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重复成功，而且容易取得可叠加性的进步。

      通过研究分析欧洲人“再发明”瓷器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成功背后的方法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持续改进，就会取得可叠加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