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儒家文明
（一） 古代中国的市场经济
首先，明清在商业方面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如的总结：“第一是十五六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空前活跃，许多全国性和地域性的大型与中型企业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这属于经济史的范围，这里不能深论。”“第二是在这一时期中，大批的‘士’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弃儒入贾’的社会运动。”[1]关于第二个方面，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了“弃儒就商”的普遍潮流，这一运动的整体背景在于明代人口的激增，根据何炳棣的经典研究：“从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后中国人口始终是或多或少直线上升的。”[2]然而，尽管明代人口在快速增加，科举名额却未能有相应增长，因而，总额有限；这一矛盾导致士人阶层只能在科举之外的他处另觅出路，其中的一个自然选择便是商业。以“润笔”观念的演变为例，“明代不少士大夫（如在中央任清要之职的人）往往要靠润笔来贴补生活费用。”[3]质言之，润笔以往只是一种无偿劳动，至明代已与物质报酬建立直接的关系，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时常为商人等撰写商人墓表、传记等来贴补家计。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16世纪时，诗文书画都已取得了文化市场上商品的地位。”[4]即文人的书画业已与金钱建立关系，这是明代社会商业活跃的自然结果。总之，明代商业确实展现出了蓬勃的气象，这一历史过程值得学界的进一步深索。
其次，明清儒学的观念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伴随着商业的勃兴，儒学传统中的“富民论”思想也得到了新的扩展与深化。如所熟知，自先秦起，儒学中即有富民的基本思想；至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的全面发展，儒家学者们对富民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举例来说，顾炎武在《菰中随笔》引龚子刍之言曰：“无富民则何以成邑？宜予以休息，曲加保护，毋使奸人蚕食，使得以其余力赡贫民。此根本之计。”[9] 此处，顾炎武对财富所持有的自然是正面观点；王夫之亦有着相近的观念，在《黄书·大正》篇中他写道：“卒有旱涝，长吏请俞赈，卒不得报，稍需日月，道殣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扣而夕炊举，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ii] 作为明清儒学的重镇，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关于商业的积极观点无疑代表了儒家经济思想的较大转变；同时，他们的看法并非个例，同时代的学者们，如丘濬、黄绾、丁元荐、祁彪佳、唐甄等，皆抱有“藏富于民”等类似的基本理念，这即显著地体现了儒家学者们的普遍共识。关于明清阶段出现的这一深厚的时代精神，或许可以用黄宗羲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1] 总结而言，对于商业的推崇已成为明清儒学的主流思想，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重大跃进。
其三，商人自足的精神世界亦已逐渐确立。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对明清商人的影响亦不能做过高的估计；下面我们以著名的徽商为例，来探究若干明清商人的真实历史面貌。
首先，我们需要考察徽商的兴起根源。徽商的诞生源于制盐业，其时，明代政府规定，如果某人运送粮食至边关即能换为盐引，拥有盐引之后，即可以买盐，然后进行交易，从中谋利。1个盐引可以赚收9两白银。起初这些盐引因地利之故为晋商所垄断，其后，由于制度腐败，情形逐渐转变为：将粮食送至边关之人获得盐引之后，不需本人手握盐引去买盐，而是可以将盐引转手于二道贩子，于是，徽州商人借机购得了大量的盐引。至弘治二年（1489）年，明代政府又做出新的规定：不需以粮食换盐引，直接用现金即可买入；徽州商人因之前已积累一定财富，故而用现金买入大量盐引，从此财富大增。其后，至1617年左右，明朝政府再次作出了新的规定：1个旧盐引可以换9个新盐引；徽州商人手握的盐引借此又大增，徽商也因盐业应运而生。[13]徽商兴起后，又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典当业、茶业等领域。
然而，徽商借盐业兴起以后，所作所为令人深感失望。徽商由于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因而，对于建造各种牌坊深感兴趣。徽商共计建造了6000多座巨大的祠堂，而且这些祠堂皆非常奢侈，建筑风格也十分精致，加入了很多木雕等雅秀元素；其中胡忠县家族有一胡氏祠堂，在明朝嘉靖年间的一次维修之中即花费1300万两白银。祠堂之外，徽商亦热衷于建造园林，譬如，其中一个鲍氏家族即在徽州购地2000余亩地来兴建园林。与此同时，徽州人对戏剧亦兴趣浓厚。从上面的简单陈述中，我们不难失望地看出，徽州商人在赚得大量的财富之后，其行为基本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为主，并没有把金钱投资在最有生产价值的地方，因而，也注定了其未来的衰落之局。[14]
徽商的没落起于道光十二年（1832），其时，盐业的垄断经营权被完全废除，只要拥有现金，不需盐引，即可做盐业生意，徽商地位从此一落千丈，加之典当、茶业生意的全面没落，徽州商人转眼之间即告垮台。纵览徽商兴盛的几百年时间，其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资本转换，未能把商业资本转化成产业资本，未能开办工厂，最终导致自身的垮台，这不禁令人为之扼腕。但是，就深层次来说，徽商的衰落又并非偶然；因为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古代中国的儒商本身虽然刻苦耐劳，但是，思想是很僵化的，缺乏思想创新，更缺少现代的商业思维；因而，徽商兴起以后未能将事业发扬光大，而是最后沉沦又在所难免。[15] 徽商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深远的，即儒家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商业理念的全面熏陶。
上文考察了传统中国晚期时的商业生态，如果我们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下加以审视，即会发现市场经济在古代中国的漫长时间中发展也是不够充分的（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很多积极的要素），下面我们分若干方面对此一基本现象做些简略的分析：
（1）儒家观念与商业。如所周知，原始儒家对商业有一定程度的排斥；《论语》的一个核心主题之一就是对“利”的排斥，如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17]“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8]“子罕言利与命与仁”[19]。“义利之辩”的主题由此奠定了两千余年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框架。
关于原始儒家对待财富的包容态度，孟子的养民思想亦值得我们的重视；如所熟知，孟子的基本经济观念之一是制产裕民，对此，他写道：“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扣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栗如水火。菽栗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22]即孟子认为，民众的富足是提升社会整体范围内的道德风尚的基本前提，因而，他们的生产活动是需要鼓励和扶助的；显然，孟子的养民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之间也有着较为密切的内在一致性。
（2）法家思想与商业。众所周知，法家的观点可分为齐法家和晋法家两大流派，这两个派别对于商业的基本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异：“齐法家于重农之外，也照顾工、商业的发展。晋法家对于农业以外的发展，则加以限制，甚至排斥。”[23]例如，管子认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4]即齐法家认为发展商业对于国家建设和个体生存两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效应，司马迁的记载可作为一个旁证：“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3]而晋法家对待商业的看法则与之截然相反，有如韩非所说：“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取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25]在这里，韩非直截了当地将商人归入严重危害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因而主张对其严加管制，晋法家对待商业的消极态度在此是一目了然的。不幸的是，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晋法家的观点一直占据着政策主流，因而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商业发展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有如冯友兰所说：“秦国统一了中国，把晋法家的那一套推行到全中国。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商人在生产上被限制，在政治上被歧视。”[26]总之，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亦是较为消极的。
（4）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如秦晖洞鉴到的[1]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一直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这两大基本主张之中反复徘徊。诸如桑弘羊、汉武帝、王安石、朱元璋、张居正等重要历史人物皆以“抑兼并”为土地政策之基本主张，其思想根源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信条以及对三代“井田制”的推崇。汉代时期即以“抑兼并”为基本国策，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五均六管到王田私属等政策无不体现了汉王朝的这一治国策略。有如桑弘羊所说，抑兼并之本意为“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2] 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缺乏现代完善的市场规则，抑兼并政策在实践领域的效应却是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因而加重了国家对百姓的剥削、搜刮，以及相伴而来的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极度膨胀；最终，酿成“国富民穷”的窘境。
司马光等学者则是不抑兼并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因此，他强烈反对政府对土地兼并现象的干预，认为土地政策应该体现个体自由竞争之基本精神。然而，由于规范市场机制的类似缺失，不抑兼并政策的最终效应则是由于国家权力撤出，造成大小权贵肆意攫取私人财富，终至国家和民众二者均陷入贫困境地，而官员则趁机攫取大量社会资源的困局。
从现代经济的视角出发，传统中国之所以未能走出“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循环怪圈，本质原因在于“过程公正”这一现代经济根本规则的缺失。由于缺少法治框架奠定的基本经济规则，不抑兼并政策并没有导向自由放任的竞争性经济，而是走向了权贵经济的歧途；抑兼并政策也没有导出国家理性调控为主导的经济形态，而是走向了国富民穷的困境。这一负面历史经验自然值得我们的深思。
上文我们简要地勾勒了古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若干核心面相，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第一，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是不甚发达的，原因既有儒家、法家等思想流派的影响，更重要的则在于“过程公正”这一根本规则的缺失，即现代市场秩序的缺失；第二，古代中国亦有若干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存在，这些因素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如两宋时的功利学派等；第三，传统中国的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转型，出现了若干崭新的现象，尽管成果较为有限，但这一渐进趋势则是很积极的。在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的若干基本特征以后，下面的问题自然是比较系统地探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这一发展过程能够带给我们很多耐人寻味的基本结论。
（二） 西方社会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
（三） 市场经济的本质及益处
在名文《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里，哈耶克深刻探究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规则公正基础上的自由竞争，如哈氏所说：“无论在什么地方，竞争之具有合理性，都是因为我们不能事先知道决定着竞争行为的那些事实。在体育运动或考试中，就像政府合同或诗歌奖金的颁发一样，如果我们事先就知道谁是最优者，再安排竞争便是毫无意义的。”“竞争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它的结果不可预测，并且就结果而言，它不同于任何人有意想要达到或能够达到的目标。”[61] 即市场经济依赖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些公平的游戏规则绝不能事先设定最终的结果，包括部分结果；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依靠特权来扭曲市场机制，使得游戏规则向某个方向倾斜，这就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大部分情形下，最有可能扭曲规则公正机制的自然是政府，那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呢？对此，杨小凯做了清晰的回答：“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第三者的功能，就是当买卖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用看不见的手可能不是有效力的，要用看得见的手，就是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的第三者，即政府。政府起一个公正、客观的仲裁的作用。”[62]
（四） 市场经济的负面特征与内在缺陷
在追求财富的动机驱使之下，物质对人类的控制变得愈发严重，对此，韦伯阐述道：“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总之，由于对物质的崇拜越发严重，导致了理性化精神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渗透；因而，人类的心灵世界正在变得愈益干瘪空洞、麻木僵化，对此，韦伯忧心忡忡地写道：“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透过韦伯沉痛哀伤的笔调，我们自然不宜对市场经济抱有绝对美好的想象，而应对其基本的负面特征持有足够的警觉。
对市场经济的负面缺陷，卡尔·博兰尼亦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市场能很好地实现自我调节，然而在博氏看来，“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1]总之，在博兰尼等学者的眼中，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导致个体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不断奔驰，因而，即便在物质层面，人类社会的未来也有可能会变得凋敝荒凉。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比较需要政府等各种机构的外在调控。
当然，尽管市场经济存在着若干的内在缺陷，但是，其毕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重大制度基础；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若干明智求新的思想家已了解到市场经济的基本重要性，下面就让我们探究一下市场经济的传入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所激起的复杂反应。
（五） 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
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即已接触到市场经济这一现代社会的根本事物，其中以严复及其翻译的《原富》为最高代表。在严复的很多著作、书信中，我们能够了解到严氏对商业社会的热烈推崇，然而，儒家文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问题上毕竟存在着一些差异，如史华慈的深刻观察：“真正的问题却在别处出现了，即他不得不正视他对文明的利己主义的赞扬，与儒家对有意识地追求物质利益的憎恶两者之间的矛盾。”[83] 即儒家并不推崇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亚当·斯密推崇的市场经济却以利己精神为基本出发点，这个矛盾深深地困扰了严复，也困扰了后续的中国思想家们。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民国时代，这个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着。首先，较为积极的一点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义利之辩”这一根本主题做了新的估计，其基本取向是：“新文化运动的经济伦理革新，亦以经济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批判儒家伦理为中心主题。”[84] 例如，陈独秀认为：“（西方的政治、教育、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他劝告青年人应该“厚生利用，崇实际而薄玄虚”[85] ，他还以幸福诠释人生的意义，认为个人追求幸福是正当的合法权利。高一涵、吴稚晖、李亦民等学者亦热烈提倡功利主义，他们同样认为幸福是人生和社会的最高目标之一。因之，在民国时期，儒家传统的义利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个简单的认识是：在古代中国，义利关系自然也不是单纯的“舍利取义”；而在五四时代，由于西方外来思潮的传入，追求利益的基本观点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理论依据（其中以在英国盛行的功利主义，以及流派众多的经济学思潮为主）；因而，与之前的思想争论相比（如前述的两宋功利学派等），这一思想转折要更为深刻一些，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更加深远。
知识界在经济伦理观上的反应只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面相，下面，我们探讨一下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一个企业案例，即张謇的大生集团，通过这个具体案例，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全貌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i]
如所周知，张謇原是清末状元，其后，由于诸多机缘的综合作用，决意投身实业。1899年5月23日，张謇一手创办的大生纱厂正式建成投产，该厂是中国最早的自办纱厂之一。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即盈利白银7.8万余两，其成功至少依赖于五个原因：第一，南通一带的气候、土壤宜于棉花生长，因靠近原料产地，大生可以用优惠价格在本地收到最优质的棉花。第二，南通一地富于熟练技工，全厂工人日夜班即有3000余人，这些员工大多来自南通的邻近区域。第三，南通的工资比上海等地低得多，只及全国平均工资的一半，本轻利厚，自然赢利。第四，南通地区地理优势显著，其处于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形似半岛，战争难以波及，而且产品可以就地消化，无需外销。第五，大生集团在企业管理上形成了制度化，公司董事分工明确，奖罚措施等均有具体的规定。当然，除了上述五个因素之外，张謇本人的个人影响亦是大生集团得以成长壮大的核心要素。
（六）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
[11]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17]《论语·里仁》。
[18]《论语·里仁》。
[19]《论语·子罕》。
[21]《史记·货殖列传》。
[22]《孟子·尽心上》。
[24]《管子·牧民》 。
[25]《史记·齐太公世家》。
[51] 同上书，页148。
[52] 同上书，页148、149。
[53] 同上书，页153-156。
[54] 同上书，页156。
[55] 同上书，第十一章，第三节，页156、157。
[56] 《经济学原理》，页463。
[57] 同上书，页464、465。
[58] 同上书，页465。
[60] 同上书，页158。
[62]
[64] 同上书，页108。
[65] 同上书，页114。
[66] 同上书，页117。
[68]
[69]
[70] 同上书，页131-144。
[71] 同上书，页160-164。
[72] 《人性论》第二卷，第一章，页345，商务印书馆，1996年。
[73] 《政府论》，第五章，页18-30，商务印书馆，1996年。
[74] 需要补充的是，强调劳动创造财富这一观念不应被视为西方学者的独创见解，古代中国的墨家学派亦有类似的看法，如《墨子·七患》有言：“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即墨子认为生产劳动有着基础的重要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石。显然，东西方思想在此一重大主题上是观念相通的。
[75]
[76]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第11章，页231、23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77]
[78] 《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页232。
[79]
[80]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页4，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81] 《国富论》第二篇，第4章，页260、261，华夏出版社。
[82]
[83] 即使对哈耶克大力赞扬的竞争理念，怀特海等人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如怀氏所言：“在过去三个世代中，完全把注意力导向了生存竞争这一面。于是就产生了特别严重的灾难。”见《科学与近代世界》，第十三章，商务印书馆。与此同时，马歇尔则提醒我们，现代社会也并非我们普遍印象中的以竞争为主导形态，他解释道：“‘竞争’这个名词用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是不甚恰当的。”“（近代产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自己选择方向的某种独立自主和习惯，自力更生，谨慎而敏捷的选择和判断，未雨绸缪和向遥远的目标前进的习惯。这些特征可以而且往往的确使人互相竞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现在的确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种好的和坏的联合的道路。”（《经济学原理》，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商务印书馆，1964年）总之，此一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我们整体、审慎地加以考虑。
[84] 史华慈：《寻求富强》，第五章，页11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85]
[89] 同上书，页47。容易看出的是，高力克该书中的论文《市民社会的新经济伦理》为本部分的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大量养分，该论文讨论近代中国的经济伦理的范围要比本部分为广，读者如若仔细阅读这篇优秀论文，可以对本部分涉及的经济伦理问题的讨论有一更为清晰而完整的把握。
[90] 下面部分的分析源于傅国涌的专著《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第一章，中信出版社，2008年。除张謇之外，作者对荣氏兄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等近代中国著名的大商人都有比较详尽的描述，读者如感兴趣，可参阅该书的其他部分。
[91]
[92]
[93] 关于这三个方面变化的具体分析可参看上书，页419-421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