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祭文》解读
《生祭文》是王炎午的成名作，也是他唯一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生祭文》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它阐发了什么高深的理论，也不是它展示了什么出色的文采。它之所以引人注目，仅仅是那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速丞相之死”的写作目的。逼迫和引诱他人自杀，无论古、今、中、外，都属蓄意谋杀的重罪，都属天理不容的恶行。王炎午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讳“速丞相之死”呢？
《生祭文》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一个引言，介绍作者与文天祥的关系和写作《生祭文》前后的一些“轶事”。后一部分是祭文正文。本来，作为祭文，前一部分是不需要与正文放在一起的。放在一起，未免画蛇添足。但《生祭文》不同，这段引言至关重要。没有这段引言，《生祭文》就将默默无闻，王炎午也就无人知晓。有了这段引言，王炎午及其《生祭文》才会引人注目，广为人知。
下面是《生祭文》的引言部分：
丞相再执，就义未闻。豪杰之见，固难察识。因与刘尧举对床，感怜共赋嘆惜之。尧举先赋曰:天留中子继孤竹，谁向西山饭伯夷？予闻其下句义，则谓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饭之者矣！予谓向字尚有忧其饥而愿人饷之之意，请改作在字如何？尧举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复赋。
盖丞相初起兵，仆尝赴公召，进狂言。有曰：“名公复毁家产，供给军响，以倡仕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他所议论，狂斐犹多，慷慨憨愚，丞相嘉纳。委帅机何见山进之幕府，授职从戎。仆以身在太学，父殁未葬，母病危殆。属以时艰，恐进难尽忠，退复亏孝。感泣控辞，丞相怜而从之。奖拔之公，许养之私，丞相两尽矣！仆以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遂作生祭丞相文，速丞相之死。尧举读之流涕。相与謄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时一见。虽不自揣量，亦求不负此心耳！尧举名应风，黄甲科第，授建康军判签。与其兄尧咨文章超卓,为安成名士。
——王炎午《四库全书·吾汶稿·卷四·生祭文丞相》
这段引言告诉读者；王炎午与文天祥有过不一般的交往，有着不一般的私谊，有着不一般的亲密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呢？亲密到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叫文天祥毁弃家产、叫文天祥去死的程度！另外，为了达到让文天祥速死的目的，王炎午还将《生祭文》謄录了数十本，张贴在从赣州到南昌之间的驿站、码头上，以便让文天祥看到。其决心之大、措施之周到，可见一斑。没有这段文字，读者就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特殊关系和颇富传奇的故事。
细读这段引言，就会发现它漏洞百出，问题不少。
一、王炎午是怎么想到要写这篇《生祭文》的？引言开头说，作者与刘尧举聊天，谈到文天祥时，感慨叹息。刘尧举赋诗抒怀，王炎午表示短章不足以用情，言下之意是要写一个长篇。至于是什么长篇，王炎午没有说。由于这是《生祭文》的引言，读者不难猜想，这个长篇应该就是《生祭文》了。不然，引言开头写那段话干什么？可是，接下来，王炎午把那段话完全抛开，毫无预警地冒出来“仆以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遂作生祭丞相文，速丞相之死”一说。让人大出意外，惊诧莫名。这篇《生祭文》，到底是回应刘尧举抒发感慨而写，还是为了“速丞相之死”而写？如果是后者，《生祭文》就与刘尧举无关。引言就没必要三次提到刘尧举；如果是前者，却突然说是为了“速丞相之死”，未免前言不对后语了。而他写这篇《生祭文》的原因，还是说不清楚。
二、引言中说：“仆尝赴公召，进狂言。有曰：名公复毁家产，供给军响，以倡仕民助义之心；请购淮卒，参错戎行，以训江广乌合之众。他所议论，狂斐犹多，慷慨憨愚，丞相嘉纳”。这段话的真实性非常可疑。当时的南宋朝廷，府库充足，财政并不困难，根本不需要官员个人“毁家产，供给军响”。文天祥实际上也没有这样做。文天祥在《纪年录》中记录了自己在吉安期间的活动：
四月，领兵下吉州，除权兵部侍郎，职任依旧。五月，丁祖母刘夫人忧，解官承重。六月，葬刘夫人，起复命下。七月七日，大军发吉州。
——《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纪年录》
这段记录表明，当时吉州一带，社会基本上还是稳定的。人们该干嘛还是干嘛。私事公事，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王炎午往返汶源与吉州之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和波折，也可以说明问题。当时江淮一带，基本上都被元军占领。叫文天祥到那里去“购淮卒，以训江广乌合之众”，岂不是开玩笑？王炎午当着文天祥的面，把他招募的军队称之为乌合之众，可能吗？因此，王炎午是不是提出过这两个建议，很值得怀疑。就算他无知者无畏，当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文天祥会“嘉纳”吗？
三、引言中说：“奖拔之公，许养之私，丞相两尽矣”。王炎午从来没有担任过官职，从来不是文天祥的幕僚，何来“奖拔之公，许养之私”?王炎午与文天祥非亲非故，直到老死不曾往来，何来“丞相之德则未报”?引言中说：“仆以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未报，遂作生祭丞相文，速丞相之死”。这句话令人惊愕不已。难道王炎午自己“国恩已负、私德未报”是文天祥的错？文天祥必须以死来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什么逻辑？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
四、根据“謄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时一见”推断，《生祭文》的写作时间，可以认为是在文天祥已经踏上北上大都的征途，尚未到达赣州之前这段时间写的。但这个判断，是建立在王炎午已经知道文天祥即将途经赣州、南昌，北上大都这个信息的基础之上的。王炎午如果没有掌握这个信息，就不存在“相与謄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时一见”等后续行为。问题是，王炎午当时得到了这个信息吗？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
文天祥当年被从广州送往大都，是一件军政大事，属于高度机密。了解具体情况的，只有元世祖忽必烈和张弘范等少数高层人物。隐居安福汶源里的一介平民王炎午，不可能即时获得这个信息。
七百多年前的信息传递，只有口耳相传和书信传送两种方式，都只能由人工来完成。赣州地处广州与安福之间，距安福汶源近三百里，是广州到安福的必经之地。就算文天祥启程时，有人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个信息。当这个信息从广州传送到江西安福汶源里时，文天祥一行早就过了赣州甚至吉安了。王炎午即使想追都追不上，能在文天祥到达赣州之前，将祭文謄录数十本，沿途张贴吗？
七百多年前，赣江边上的“驿途、水铺、山墙、店壁”等建筑物，都建在洪水水位线以上，远离江心航道。贴在这些建筑物上的《生祭文》，就算字径大到三、四寸，坐在船上的人能看得到、看得清吗？
要做到“相与謄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一要有人，二要有时间，三要有交通工具。还必须有足够的速度。《文天祥年谱》记载：
张元帅遣都镇抚石嵩护公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军。二十八日至赣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过隆兴，十二日至建康。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二十六日至扬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于邳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东平府，二十日至河间，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
关于此行，文天祥自己也有记录：
予四月二十二日离五羊，五月四日出梅岭。至南安军，钥置舟中。予不食，拟至庐陵得瞑目。庶几首丘之义云。
——《文山先生全集·集杜诗·至南安军第七十八》
上述记载表明，文天祥一行，自赣州到南昌，总共才七八天时间。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要“謄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王炎午办得到吗？。
由此可知，文天祥北上大都途经江西时，王炎午不可能获得这个信息，也没有写这篇《生祭文》。引言里所说的“相与謄录数十本，自赣至洪，于驿途、水铺、山墙、店壁贴之。冀丞相经从时一见”，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纯属杜撰，不是事实。
可见，引言里充满了假话。
《生祭文》的正文又是如何呢？为了让读者一窥其全貌，这里转录正文的全文：
维 年 月 日，里学生，旧太学观化斋生王鼎翁，谨采西山之薇，酌汨罗之水。哭祭于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灵而言曰：鸣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祈，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组莫之荣，奉母极东南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华元踉跄，子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数矣！诚有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保捍闽广,即田单即墨矣！倡议勇出，则颜平原、申包胥矣！虽举事卒无所成，而大节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寥？论者惊惜！
岂丞相尚欲去耶？或以不屈为心而以不死为事耶？抑旧主尚在，末忍弃捐耶？果欲脱去耶？夫伏桥于厕舍之后,投筑于目嚯之余,于是希再纵求再生，则二子为不智矣！尚欲有所为耶？识时务者在俊杰。昔以东南全势，不能解襄樊之围。今以亡国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赵孤韬海，楚怀入关。商非前日之顽，周无未献之地。南北之势既合，天人之际可知。彼齐废齐兴，楚亡楚复，皆两国相当之势，而国君大臣固无恙耳！今事势无可为，而国君大臣皆为执矣！臣子之于君父，临大节，決大难，事不可为，则屈意忍死以就义。必不幸，则仗又以明分。故身执则勇于就义，当以呆卿张巡诸子为正。
李陵降矣！而曰欲有所为,且思刎颈以见志，其言诚伪，既不可知，况形拘势禁不及为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岂足以见志向？使李陵降后死他故,则颈且不及刎,志何自明哉？丞相之不为李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迟回，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苏子卿可。汉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复兴事也，非有抗师仇也。丞相事何事？降与死当有分矣！李光粥讨史思明，方战，纳刃于靴，曰：夫战，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利当自刎！李存勖伐梁,梁帝朱友贞谓近臣皇甫麟曰：晋，吾世仇也，不可俟彼刀锯，卿可尽我命！麟于是哀泣进刀于帝，而亦自刎。
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仇。投机明辨，岂堪在李光粥、朱友贞之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当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义也。死于势，死于人，以怒骂为烈。死于怒骂，则肝脑肾肠有所不忍言者矣！虽汤镬刀锯，烈士不辞，苟可就义以归全。岂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旧主尚在,未忍弃捐耶？ 李升篡杨行密之业，迁其子孙于海陵,严兵守之。至男女自为匹偶，然犹不得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诏安抚杨氏子孙。李升惊疑,尽杀其族！夫抚安本以为德,而反速祸！几微一失，可不惧辞？王衍既归，唐庄宗发三辰之誓，全其家族。未几，信伶人景进之计，衍族尽诛！几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赵祖之遇降主，天固巧于报德，然建共暂处。倨坐苟安。旧主正坐于危疑，羁臣犹事于肮脏。而声气所逼,猜疑必生。岂无李升之疑,或有景进之计。则丞相于旧主不足为情，而反为害矣！
鼎翁，丞相乡之晚进士也。前成均弟子员也。进而父没，退而国亡！生虽愧陈东报汴之忠，死不效陆机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乡国时，有少年狂子，持绯赎，叫军门。丞相察其忧愤而进之，怜其亲老而退之。非仆也耶？痛惟千栽之事,既负于前一得之愚,敢默于后启手启足，非曾参乎？得正而毙，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义迟回，终待张巡之一呼！进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愿与丞相商之。庐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赵太祖语孟昶母曰：“勿威戚行，遗汝归蜀。”昶母日：妾太原人，愿归太原，不愿归蜀。契丹迁晋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急谓帝曰：我死焚骨灰送范阳佛寺，毋使我为北地鬼也!安太妃临卒，亦谓帝曰：当焚我为灰，向南飏之。庶几，灵魂得返中国也！彼妇人，彼国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乡，不忍飘弃仇雠外国，况忠臣义士乎？
人七日不谷则毙。自梅岭以出，纵不得留汉厩而从田横，亦当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庐陵盛也,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合为一传。旧主得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赵不绝矣！不然，或拘囚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喷鼻死、溺死、畏死、排墙死、盗贼死、毒蛇猛虎死。较一死于鸿毛，亏一篑于泰山。而或遗旧主忧，纵不断赵盾之弑君，亦将悔伯仁之由我！则铸错已无铁，噬脐宁有口乎？
鸣呼！一节四忠，待公而六，为位其间，闻讣则哭！
——《四库全书·吾汶稿·卷四·生祭文丞相》
祭文是悼念和颂扬逝者的业绩、成就、品德、风范，寄托哀思的文章。致祭者的态度应该是诚恳而谦卑的。但《生祭文》对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文章道德、事业功绩，几乎一字未提。通篇看不到一字一句对文天祥的赞美和颂扬。相反，祭文中充斥着以师长的口吻对文天祥的教诲、训斥和谴责。
祭文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鸣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祈，斯文不朽，可死；丧父受公卿祖奠之荣，奉母极东南迎养之乐。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
这就是说，有学问的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兄弟都考上进士的人、父亲去世得到朝廷高官祭奠的人、母亲享受到了孝道的人、二十岁中了状元的人、四十岁当上了丞相的人、起兵勤王的人、不辱使命的人，都可以死，都应该死。这什么逻辑？如果王炎午的这些说法可以成立，文天祥以及许许多多的人，都早就应该死了，何须等到王炎午今天才来提醒？
祭文中说：“虽举事卒无所成，而大节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寥？论者惊惜！”王炎午认定，文天祥的所作所为尽管无可指责，于公于私、于国于人，可以问心无愧，但还是欠了一死。冤有头债有主。文天祥的死债，究竟欠谁的？王炎午能给出答案吗？
祭文中引经据典，连篇累牍，列举了大量典故。看似博学多闻，实则牵强附会。基本上与文天祥其人其事搭不上边，挂不上号。为节省篇幅，这里恕不一一剖析。王炎午列举的人物，都不足以成为文天祥学习、仿效的楷模。文天祥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成了光耀史册的道义上的典范。文天祥形象的高大，远非王炎午所列举的人物能够比拟的。让文天祥向这些人物学习、膜拜，只能贬低文天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
《生祭文》问世以后，真正认真读过它的人不多。针对《生祭文》的实质性评论，更是寥寥无几。笔者所看到的，有下列几则：
近从其门人刘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见所谓《生祭文丞相》。既历陈其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扬奋发，累千五百余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国……故文丞相之死国，必不系于鼎翁之文。其文见不见，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则甚可悲矣。
——揭傒斯《四库全书·吾汶稿·吾汶稿序言》
他日从其门人刘君省吾得《吾汶稿》读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叹曰：呜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
——欧阳玄《四库全书·吾汶稿·梅边先生吾汶稿序》
及丞相被执，为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既历陈其有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累千五百言。
——李时勉《王炎午忠义传》
炎午以《生祭文丞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饼肆中庆吊卷轴之语。晚以书干姚参政、贯学士，自比于爨下之焦尾，若惟恐其不己知者。志父之墓，又必于当世显者是求。此数端，皆所未喻集中。惟《张尉旧祠堂记》颇佳，不减罗鄂州《社坛记》，存此一篇足矣。
——王士禛《居易录·卷十二》
揭傒斯、欧阳玄的评论，是他们应王炎午门人的请托，给《吾汶稿》写的序言中说的。自然有“美言几句”的考量，具体评论时，不便实话实说，只好顾左右而言其他。李时勉的《王炎午忠义传》，是应王炎午的后人请求而写的。他的评论，只是照抄揭傒斯的原文，说了等于没有说。从他们三个人的全文来看，他们都没有认真读过《吾汶稿》，也就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能撇开《生祭文》，说一些空对空的大道理。真正认真读过《吾汶稿》的，是清朝的王士禛。王士禛只笼统地从写作技巧的角度谈《吾汶稿》中作品的优劣。对《生祭文》没有评论。上述评论表明，《生祭文》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如此平庸、且漏洞百出的《生祭文》，却广为人知，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那么，王炎午有没有获得过文天祥北上大都的信息呢？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生祭文》究竟是什么时候撰写的？我们不妨到《文山先生全集》和《文天祥年谱》中去寻找答案。
《文天祥年谱》记载：
“至元二十年（1283年，），公柩归至故里。时弟璧任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办丧事。”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葬公富田东南二十里鹜湖之原。葬师则吉水王仁山也。升庐墓三年。”
“元贞大德间（1295—1307），其乡人搜访，编为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刻本。书中原跋九条，并详载本事，颇可以资考证。江西副使陈价，庐陵处士张祥先后刻之。附以前录（《指南录》）一卷，后录（《指南后录》）二卷。”
上述记载表明，文天祥去世的第二年，灵柩回归故里，第三年，在时任临江知府的弟弟文璧的操持下，隆重下葬。文天祥的故事与传闻，从此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同属吉州府的王炎午，多少有所耳闻。文天祥的文集出版以后，王炎午读到了文天祥的诗文和传记，从而进一步知道了文天祥当年奔赴临安以后，还有过抗元、被俘、北上、囚禁、就义等经历。如果说，社会上的传闻可能加油添醋、真假难辨的话，那么，读了文天祥的著作和传记之后，王炎午对文天祥曾经乘船北上等件事，就深信不疑了。此时的文天祥，头顶忠臣、烈士、诗人、政治家、民族英雄等桂冠，光芒四射，受到人们的广泛崇敬，成了一个香饽饽。不少人因而纷纷与他攀亲搭故，以能成为他的亲朋好友而引以为荣。王炎午不失时机地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之中。他挨不上亲戚的边，只能把自己打扮成文天祥的“友”、“诤友”。而把自己打扮成文天祥的“挚友”、“诤友”的最佳方法，就是编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怎么编呢？王炎午于是想到了撰写《生祭文》这个奇招。以“不经意”的方式，把故事穿插到祭文中去，既显得自然，又避免了自我炒作的弊病。王炎午的创意，看来确实不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此可知，王炎午是在阅读了文天祥的著作和传记以后，才真正知道文天祥曾经乘船北上这件事的。王炎午知道这件事的时间，不是文天祥北上的那一年（1279年），而是在文天祥去世十多年之后的1300年前后。《生祭文》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其时，文天祥去世已二十来年，王炎午已年近五十岁。
细读《生祭文》，其中的一些文句，明显有着《指南录》、《指南录序》、《集杜诗》相关文章的痕迹。比如“丞相自叙几死者数矣”这句话，就是对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一文内容的概括。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说：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毘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指南录后序》
王炎午如果没有读过《指南录后序》，就不可能未卜先知，写出这句话来。又如“自梅岭以出，纵不得留汉厩而从田横，亦当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等句，显然出自文天祥《指南后录·卷一·南安军》一诗的诗意：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同谁出？归乡如此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和《集杜诗·过临江第八十三》的序言：
予念既过乡州，已失初望。委命荒滨，立节不白。且闻暂止金陵郡，出坎之会，或者有陨自天，未可知也。……乃知夷齐之心事，由其独处荒山，故知行其志耳。
这就充分说明，王炎午写作《生祭文》时，已经读过《指南录》和《集杜诗》。而《指南录》、《集杜诗》是文天祥去世十多年之后才问世的。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王炎午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讳“速丞相之死”的原因。这是因为王炎午写作《生祭文》时，文天祥已经去世多年，再逼迫他死一次，在道义上不会受到太多的谴责和追究。相反，他的惊世骇俗之语，却可以起到一鸣惊人的轰动效果。
最后，我们可以给王炎午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王炎午是江西省安福县洲湖镇汶源村人，出生于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元泰定元年（1324年）去世，享年73岁。王炎午在咸淳十年（1274年）22岁时，经过考试，入读太学，成为一名外舍生。翌年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下一年，南宋灭亡，太学关闭，王炎午的学业终止。咸淳十一年（1275年），文天祥在吉州募兵勤王，王炎午曾经赴吉州谒见文天祥。其时王炎午23岁，文天祥40岁。文天祥想将他留置幕府，被他谢绝。后隐居汶源村，终身未仕。王炎午与文天祥不是同学，不是同僚，也谈不上是朋友。王炎午有《吾汶稿》传世，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