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0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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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地中海三部曲-1453》完毕

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的事情并不罕见，因为他们曾经试图通过祈祷和圣物的力量挽救这座得到上帝保护的城市，不让它被伊斯兰世界征服，这样的努力都彻底失败了。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工程马上开始了。工匠们很快建起了一座木制尖塔，用于宣礼（召唤信众前来祈祷）；同时粉刷了墙壁，将华丽的马赛克图案遮盖，但保留了穹顶下的四幅守卫天使像。穆罕默德二世出于对此地魂灵的尊重，决定保留这四幅天使像。

起初，很多人都不肯相信，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居然也会被攻破；他们确信消息确凿无疑后，大街小巷上披麻戴孝、万分悲痛。恐怖气氛更使得各种飞短流长被大大夸张。有人说，君士坦丁堡年纪在 6 岁以上的人全被屠杀，有 4 万人被土耳其人戳瞎眼睛，所有教堂都被夷为平地，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即将入侵意大利。人们口口相传，特别强调土耳其人的野蛮残暴和他们对基督教世界的迅猛攻击——这些主题将在欧洲回响数百年。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这是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胜利。被认为是穆罕默德说出的古老预言终于实现了，伊斯兰信仰向全世界传播的前景一下子又乐观起来。苏丹赢得了超人的威望。

对那些关心此事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者说是“伊斯坦布尔被占领”，这取决于不同的宗教角度——总的来讲是对一个既成事实的象征性确认：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世界霸权，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在过去，由于有君士坦丁堡的缓冲，基督教国家自认为安全，因而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视而不见。

1459 年，深感整个基督教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的教皇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了一次会议，力图将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给时局定了基调。他慷慨陈词两个钟头，把局势描绘得极其灰暗

欧洲各国互相嫉妒和猜忌，一盘散沙——有的国家则过于世俗化，对宗教不感兴趣——永远也不能再次以基督教之名联合起来。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在西方，科学探索这列失控的火车开始加速，而宗教却日渐衰落。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城战的寿终正寝。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 200 年中，欧洲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去畏惧更富庶、更强大、组织也更得力的奥斯曼帝国。但欧洲人对这个强大对手的想象却非常偏颇，建立在宗教思维的基础上，而在当时的欧洲，基督教已经开始式微。奥斯曼世界的内部和外部完全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堡特别明显。

基督徒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内，并保留了一些自己的教堂，尽管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们必须穿着显眼的服装，并被禁止持有武器——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宽容的政策。作为对照，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天主教君主们于 1492 年再次征服了西班牙全境，强迫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否则就将他们驱逐出境。西班牙犹太人被鼓励移民到奥斯曼帝国——“世界的避难所”。根据犹太难民们的经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总的来讲受到了友好的待遇。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难民流动总的来讲是单方向的：从基督教国家逃往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更热衷于建设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让全世界都皈依伊斯兰教。

君士坦丁堡城内带遮阳篷的集市和埃及市场的迷宫般小巷中又一次开始经营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骆驼商队和商船又一次把它和黎凡特的所有主要贸易据点联系起来。

自君士坦丁大帝于 4 世纪建立第二罗马和第二耶路撒冷以来，所有到访君士坦丁堡 / 伊斯坦布尔的访客都表达了同样的赞叹。法国人皮埃尔 · 吉勒在 16 世纪写道：“在我看来，其他城市终有一死。而只要人类尚存，这座城市就将一直延续下去。”

在宫墙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从事着对暴君来说不寻常的活动：园艺、手工，以及向新近从威尼斯招来的画家真蒂莱，贝利尼订制淫秽的壁画。贝利尼的名作就是苏丹的最后一幅肖像，它被装裱在一座金色拱形结构下，顶端放置皇冠，暗示了苏丹的某些无法得到抚慰和满足的本质：世界征服者一直到最后都喜怒无常、高度迷信和惶惶不安。

在意大利，人们听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讯，特别欢欣鼓舞。礼炮齐鸣，钟声敲响；在罗马，人们燃放烟火，举行感恩礼拜。将这消息送到威尼斯的信使宣称，“雄鹰已死”。就连开罗的马木留克王朝的苏丹也长舒了一口气。

这场围城战中的其他重要奥斯曼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伴君如伴虎。素来反对战争政策的哈利勒帕夏的末日来得很快。 1453 年 8 月或 9 月，他在埃迪尔内被处以绞刑。接替他职位的是扎甘帕夏，那个热切支持战争的希腊叛教者。老维齐的命运标志着国家政策的一个决定性转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维齐都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出身，而不是门阀贵族阶层的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

他在著作的结尾再次肯定了东正教关于“和圣子”（ filioque ）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在围城期间带来了那么多周折。“我坚信，圣灵并非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就像意大利人所称的那样，而是全无分隔，从圣父所发生。”

到 19 世纪末，他的遗产将与希腊的民族主义理想合二为一，即所谓“伟大理想”——将拜占庭的希腊居民重新收纳进希腊国家。这促使希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兵干预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却被凯末尔 · 阿塔图尔克于 1922 年击败，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士麦那的希腊居民遭到屠杀，后来进行了人口交换。直到这时，重建拜占庭的梦想才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