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科尔克 | 隐谷路：一个精神分裂症家庭的绝望与希望
出版时间：2021年
01
比利•米利根分裂出的二十四个人格来应对生活中不同的应激事件，而加尔文家族的六个精神分裂症孩子以及剩下六个幸存的子女也都各自发展出了自己的适应性行为方式，唯一不同的是有的是常态的，而有的是病态的。
我们总是竭尽脑汁试图去理解症状背后的意味，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总有人想得很简单，把它当作一个单线条的决定论问题，不管是精神分析的冲突理论与缺陷理论，还是双重束缚理论，又或者是认知神经取向的感觉门控假说，甚或是多基因变异/表观基因遗传，都仅仅只是摸着大象一角的盲人视角罢了。对于病人来说，一切都很简单：活下去（当系统仍然运行时），或彻底死去（当系统彻底崩溃时）。系统只有一个目标：取得平衡与内在一致性。
就算是决定论，至少也是多重决定论问题。然而我们的理论总是缺乏彼此之间的兼容与互释。
02
不同于人格分裂，精神分裂是持续的、通常慢性的重大精神疾病，是精神病里最严重的一种。以基本个性、思维、情绪、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妄想与幻觉是典型症状。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自恋神经症，在形式上与抑郁是类似的，都是主体将心理能量力比多从客体上撤出，造成内在客体表征的一种疏离，其实是一种退行反应，撤出的力比多回到自我之中，返回了自体情欲时期。后来，他又用冲突理论加以完善，精神分裂其实是自我与现实世界的分裂，是对现实的拒绝与否定。
沙利文则认为，精神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幼年时期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困境，不恰当的养育方式让孩子形成了焦虑的自我，让儿童无法满足自我的需求。这种解离的自我被唤醒之后容易发生恐慌与精神性崩解。
接着出现了双重束缚理论。双重束缚是某些母亲为孩子设置的两难困境。母亲说，“把袜子拉上去”，她说话的语气却表达了相反的含义——“别这么听话”。于是，即使孩子照做，母亲也会表示不满。孩子会感到无所适从、害怕、受挫、焦虑，乃至进退两难，无路可走，也就是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肯定的情境。
双重束缚的矛盾性成长环境下根本不能形成一致性的自我，对内外刺激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应，导致思维贫乏、散漫，情感表达混乱；也不能形成对他者良好的认同，形成的是病态的、妄想式的建构（防御性的妄想，例如被害妄想/钟情妄想）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外在消极侵入；两难/双输的成长环境也会导致习得性无助、自我效能感匮乏，与思维被插入感有关（既然我什么都做不了，那么就只好人为制造一个内在客体对自己进行支配）；也会导向抑郁方向。最后，既然一切都是无意识防御机制/适应性行为方式，那么患者就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也即自知力障碍。
这便是五六十年代关于精神分裂的理论背景，不少精神分析取向的分析师都将矛头指向了“精神分裂症妈妈”，这样的母亲往往是束缚的、带有完美主义倾向的、双重标准的，以自己的方式为孩子创造了一个精神分裂高风险的环境。加尔文家的母亲也是如此，在礼仪上、在成就上，作为一名中产阶级妇女，她为自己的孩子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在行为方式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中，她则以一种放任自由的方式提供教导，“毕竟他们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会过多地介入兄长对弟妹的欺凌之中。这两个背道而驰的环境特质最终却殊途同归，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高压的精神环境。她的另一个矛盾点则在于，一方面要竭力地在外人面前表现出家庭的成功与完美，另一方面当长子出现问题时要竭力加以回避，加以隐瞒，甚至视而不见。这对她来说并不矛盾，但却在更小的孩子中间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混乱，是精神分裂的首要特点。不知该如何生存下去，这是最大的危机。（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对母亲的态度也是矛盾的，爱憎交织的，哪怕是彻底达成心理和解与贯通的小女儿琳赛也是如此）
唐纳德意识到自己经常感到被困住了，懊恼自己没有成为理想中的样子。另一些时候，他会感到自己似乎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像一个对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不在乎的陌生人，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
控制欲强的教养方式也有可能培养出抑郁症或“空心病”孩子，但基因的因素使路径滑向了精神分裂的道路。七十年代之后，认知神经科学取向的弗里德曼提出了感觉门控理论认为，精神分裂的病人缺乏对输入信息过程的抑制以至于总是处于一种信息过载的情况中，所以会对环境中微弱的刺激过于敏感以至于会产生幻觉；而后期研究证明，对这种抑制起关键作用的阿尔法7受体与乙酰胆碱受到CHRNA7基因的调控，而加尔文家生病的孩子们果然被发现这种基因变异导致乙酰胆碱不足。这种基因的变异也是从孩子们的母亲身上传来的。
而更后来的表观遗传理论则试图统合先天论与后天论，本来有相关致病的基因，如果有特定的后天经历的话DNA表达的化学开关就会被打开，通过去甲基化进行一个活化，精分就发生了。在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基因因素提供的是生理易感性（易燃物），而环境因素则是动力性因素（火源）。加尔文家患病的孩子其实都是经历了种种创伤与应激事件的，有些是性侵，有些是情感生活的创伤，有些是脑部创伤，加上笼罩着整个家庭的精神压力（并不是均衡分布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而两个女儿虽然也遭到过性侵，但彼此互为社会支持，加上早期的心理干预，于是精分的导火索并没有完全燃尽。另一个儿子迈克尔也多少受到当时流行的嬉皮士文化以及一段时间的大农场集体生活影响，在某种意义上避开了精神分裂的阴影。
我们能看到两种相互对立力量的拉扯：一股使人远离病痛，一股使人靠近它。一面是矛，一面是盾，矛盾碰撞的瞬间，就要看是个体的心理弹性与个体适应性程度更高，还是致病因素更强了。
03
母亲咪咪•加尔文要为孩子们的病痛负直接责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值得尊敬的。虽然一直在回避着自己的过错、总是回避问题，但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一个十四口人的大家庭，“不出问题才叫奇迹呢”。换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许早已精神崩溃了，她却坚持了下来，尽管采取的方式或许不是最妥当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德利西被加尔文家的这位女家长表现出的快乐情绪震惊了。“你总不能每天都以泪洗面吧。”咪咪会这么说。
善于共情的女读者们则把矛头指向了父亲：为什么总是指责母亲，而忽视父亲“丧偶式育儿”的现实？总是以工作为借口逃避家庭责任，早期甚至有出轨的劣迹……
四子布莱恩曾一度事业有成，爱情丰收，成为父母的骄傲，却因为精神分裂的急性发作枪杀了自己的女友然后自杀。无独有偶，晚年罹患精神分裂的哲学家阿尔都塞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彼得身处风暴，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某种清醒：他清楚围绕自己的精神健康医疗系统的现状，知道其弊端，并积极地投身于改进这个体系中。一次，妹妹琳赛带着彼得去参加科罗拉多精神病病人联盟的一个会议。彼得在会上令人动容地谈起了自己和警察的摩擦，谈起了像他这样的人需要特殊的训练才能变得足够敏感，才能不让人感到受到了威胁，才不会惹事。
幸免于难的两姐妹，玛格丽特与琳赛，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大学里，琳赛接受的心理辅导让她彻底与自己、与过去、与家庭和解，这才没有被性侵的创伤击倒，没有成为精神分裂的牺牲品，她试图去照顾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家人，照顾又爱又恨的母亲，最终成为了家里的主心骨；而玛格丽特曾被母亲送到父亲的朋友那里，一个富豪家庭，度过青春期，对于她来说家既是需要躲避的地方，又是她不能抛弃的地方。性侵过她的哥哥始终是心里的一个结，她只有不断地去躲避，不断地减少与家人接触的机会。又或者，她已经习得了这样的行为方式。
最严重的几个兄弟，唐纳德、吉姆与乔不得不终生服药，病情反复拉锯，在家与精神病院之间反复来回，让人不得安宁。他们会制造出一个个幻想的维度来假装自己仍然有对现实的控制能力。最终药物长期累积的副作用将吉姆与乔带走了：有时候，精神分裂的治疗过程比患病更痛苦，不只是药物，还有七十年代原始的电休克疗法。
心理辅导与谈话治疗有的时候能彻底让人走出困境，甚至帮助人精神的成长，就像琳赛那样，这是药物与生理治疗难以企及的。但对于精神分裂来说，只有在它尚未彻底发作之前谈话治疗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而真正处于发作期的患者疗效甚至不如药物：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做到与咨询师的正常沟通。这是精神分裂与抑郁、强迫、焦虑症等障碍的一大不同。
04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我们距离风暴很远，那么我们能给予的最大的帮助，就是还原患者与疾病本身的面貌，去除所有的文化上的隐喻（就像苏珊•桑塔格警醒我们的那样）。精神疾病的病耻感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社会的声音有时候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伤害。
过强的攻击性弥漫着整个时代，由于装病博流量的现象屡见不鲜，现在一个精神病患者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患病经历时难免遭遇质疑，甚至谩骂与讽刺。如果不能分辨网上的某个人是否是真的患病，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这是我的建议。
另一种情况则反过来，是对精神疾病的神化，或是浪漫化，也是不可取的。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会给结核病加上一层粉红滤镜，而抑郁症/多重人格在当下的时代往往也有这种势头。更有甚者，就像五六十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那样，将精神病患者视为压抑文化的反叛者，在文化批判上或许有价值，但在精神病临床领域可能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或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规避精神分裂，以及相关精神疾病的风险呢？
作为遗传病，精神分裂症在大众中的流行率其实并不高，如果家族中有病史，那么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生理药理学层面弗里德曼强调了胆碱摄入的重要性，而从家庭、人际层面来看，或许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良性的生活环境，如果减少应激事件的出现或者提高孩子的心理弹性，那么基因的导火索便有可能不被引燃（沉默而不表达）。
还记得电影《美丽心灵》吗？年纪轻轻的数学天才约翰•纳什因为在博弈论上的卓越发现而名留青史，甚至因此进入五角大楼工作，并结识了一生的挚爱，艾丽西亚小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他便被告知此前长期与他联络的特工只是他的幻想，甚至更早些时候的大学室友查尔斯也并不存在，这些人只是他为了缓解幼年时不被同龄人理解的孤独与苦闷而制造出的角色。纳什不得不住院接受长期治疗，而他的艾丽西亚虽然与他离婚，却没有抛弃他，而是默默地提供一个爱人所能提供的所有照顾。
她曾经极度沮丧，她几近崩溃，在纳什受到幻觉干扰差点害死小宝宝的时候，在他因为药物影响无法在床上扮演一个男人角色的时候。但她终究还是挺了下来。
在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下，纳什的症状得到了控制与缓解，普林斯顿大学也重新为他打开了大门。哪怕幻觉还是会时不时出现，他也已经能用理性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
“神秘的爱的方程式”拯救了他，以一种最恰当的方式（咪咪•加尔文不爱她的孩子吗？不，只是表达的方式出了问题）。超越感性与理性，超越恐惧与苦涩。
就像《隐谷路》末尾提到的那样：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摧毁一个人，能改变一个人，也能修复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定义了一个人。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周遭的人使我们成其为人。
就像纳什在1994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对艾丽西亚的那句话：
“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你。你是我存在的所有理由。”
这不仅仅关乎精神分裂，更关乎更大范围内的种种精神障碍的防治，关乎每个人的真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