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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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支配社会学》

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官僚制乃是将“共同体行动”（ Gemeinschaftshandeln ）转化为理性且秩序井然的“结合体行动”（ Gesellschaftshandeln ）的特殊手段。以此，作为支配关系之“理性组织化”（ Vergesellschaftung ）的工具，对于控制官僚制机构的人而言，官僚制一直都是种无可匹敌的权力手段。在同样的情况里，有计划组织与指导的行动（“结合体行动”）要优于任何类型的、与其相对抗的“群众行动”（ Massenhandeln ）或“共同体行动”。只要行政管理已彻底官僚化之处，支配关系的形态实际上即无从摧毁。

如果此一机构停止运转，或其运转受到外力阻挠，混乱即不可避免，从被支配者中临时找来的代用人员是难以掌握此一混乱局面的。这点不管是对公共行政领域、或私人经济管理而言，都同样正确。

俾斯麦（ Bismarck ）在长久掌权期间，已铲除掉所有较具独立性格的政治家，而将其与阁僚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无条件的、官僚制的从属关系；然而令他惊讶的是，在他退休之后，这些阁僚既不在意、也不泄气，仍然坚守自己职务，整件事就只是官僚机构中某个人物取代了另一个人物，一点也不像离开的人实际上乃是个天才型的支配者、整个官僚机构的创始人。法国自拿破仑第一帝政以来，已更换过许多支配者，然而其权力机构本质上并没有改变。

每个官僚制内的那些职业性消息灵通人士，都还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其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原有的优势地位。官僚制行政通常倾向于排斥公开性，尽可能隐密其知识与行动，以逃避批判。

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也有同样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腓特烈大帝（ Friedrich Ⅱ ）所有关于“废止农奴制”的诏令，在具体实现之前即已纷纷出轨，因为官僚机构将这些诏令视为外行人的一时兴起之作，而不予理会。

在专门知识的支配下，君主只有通过与官僚首长的不断接触下，才能稳固维持其实际的影响力，而此种接触却又是在官僚制中央最高干部有计划的操纵下。

从无产者之中拔擢官员可以扩大支配者的权力，这是从古到今都一样的。只有那些出身社会有力阶层的官员，例如在普鲁士被称为“运河法案叛逆者”的那些官员，才有可能实质且彻底地使君主无法贯彻其意志，这是因为君主必须虑及这些人乃是其自身地位的支柱

当支配者发现（就其本身利害而言），一个严密统一的行政领导、要远比周全彻底地商定决策更为重要时，合议制行政亦告终结；一旦议会制度开始发展以及（多半是同时出现的）外来的与公众的非难日增时，即会导致此一情况。

一直要等到官僚制将职务之执行全面非人格化，以及法律的理性体系化之后，公、私领域之区分才得以在原则上确立与贯彻。

财政部的桌上铺着有棋盘图样的桌布，图样上有纵线七条及横线数条；由纵线作出的各栏分别代表便士、先令、磅、一十磅、一百磅、一千磅及一万磅。全国各州的州长（ sheriff ）都必须到财政部作出纳报告，并申请以国王名义所使用的全额，书记言则将此一申请金额列于上述桌布的各栏上，然后再将收入也同样地列于桌布上，最后，计算两项总额的差数，明白显示出归于国王的收入。州长缴纳此项金额，再由书记记入羊皮纸卷（ exchequer rolls ）内。财政部之所以被称为 scaccarium （棋盘布），即因使用上述桌布而来。 exchequer 一字则源于中古英文 excheker ，原意为“棋盘”。

组成选举人团体，于此团体中设置领有薪资的党工与领导人，其后再扩展为全国性的组织。此种组织的形成，一方面打破了地方望族阶层的努力，另一方面使政党的实权掌握于少数干部、最后掌握于一名党领袖的手中。英国自由党内葛莱斯顿之掌握权力，即与此种组织的形成相并行。

古希腊雅典自从伯里克利（ Pericles ， c. 前 440 ）于公元前 429 年过世，城邦政治顿失重心，后继诸人无一有其能力及威望，而社会矛盾及外患又日益严重，于是新的领袖崛起。此类新型领袖凭借的并非既有的家世及社会威望，他们了解群众，以直接诉诸民众（经常是在人民大会的场合）的方式，凭个人魅力赢得群众的信任，而取得权力。这些人物被称为 demagogue ，希腊原文为 demagogos ， demos 即人民之意， agogos 则为“领导者”，故中文译为“群众领导者”或“群众煽动家”。

在前官僚制的支配结构里，家父长制支配（ patriarchale Herrschaft ）乃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此一支配本质上并非奠基于官员对某一即事化、非人格性之“目的”的认同，亦非奠基于对抽象规范的服从，而是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性的恭顺（ Pietät ）关系。

家父长此种个人性的权威与即事性取向的官僚制支配有其共同之处：此即稳定性与“日常的性格”。此外，两者最终皆从被支配者之对“规范”的顺从，取得其内在的支持。

在先前论及家共同体时，我们曾举出下列诸现象：其原有的、存在于性关系与经济领域的共产制，逐渐受到限制；其“内在闭锁性”日渐增强，从家之资本主义的营利共同体中分离出合理的“经营”，“计算”与明确持分的原则愈来愈重要，女人、儿子与奴隶亦获得其固有的、个人的与财产的权利。

住在小屋中的奴隶是在具体的皮鞭威胁下努力工作的，正如薪水与失业威胁之鞭保证了“自由”劳动者的努力工作，然而必须得有价格便宜的奴隶可以随时补充，奴隶劳动才有利可图，“自由”劳动者的补充——只要有愿意工作的——却不费一文；

不管何处，对任何违反惯例之纯然事实上的抗拒，都是最为有力的；此外，支配者的任何改革企图也常受到限制：一方面因为可能遭到其周围环境的责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对宗教力量的畏惧——不管何处，宗教力量通常都是传统与恭顺关系的守护者。再者，支配者也相当顾虑，传统的义务与权利的分配关系一旦遭到毫无根据与不公正的干预，传统的恭顺之情不免有所动摇，从而会严重影响到己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的利益。就此而言，支配者对个别依附者之无上权力、与其面对依附者全体时之软弱无力、乃是并肩而存的。

依赖佣兵之力的专制军事王权的出现，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关联。

由于雇佣兵皆来自外族，与被支配的子民处于对立的局面，彼此间无法达成紧密的结合，与君侯的支配权（基于共同利害关系）所形成的联结也因此特别稳固。

家产制君主的军事力量通常都奠基于无产者或至少是无特权者——尤其是农民——的身上。以此，他即解除了那些可能与他竞争支配权者的武装。

军队在经济上愈是依赖君主，就愈是无条件地掌握于君主手中：因为在此情况下，没有君主的话，这支军队即无行动能力可言，其存在乃完全依赖君主与其非军事性的官僚机器。

只要合乎传统，支配者权力的行使即为正当。在此意义上，被家产制君主“正当”支配的那些人，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子民”。

这种仅由政治子民所组成的“民兵”，原则上只能用之于诸如防卫国土的传统性的目的，而不能让家产制君主任意用来遂行其私战。家产制支配者都企图迫使非家产制的子民、像家产制子民一样无条件地服从于其权力之下，将所有权力皆视为他个人的财产，就像家权力与家产一样，这是家产制支配的内在倾向。支配者能否成功做到这一点，乃是个权力关系的问题。而且，除了他自己拥有的军事力量外，还得视特定的宗教影响的模式与作用力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