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子夏：孔子高徒，姓卜名商，春秋末期晋国人，“孔门十哲”之一，“孔门四科”中，子夏、子游是文学科的翘楚，他们合称“游夏”，三国时期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
孔门解散后，子夏从事教学工作，自立流派叫“子夏儒”。唐代的韩愈有师云：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
子夏擅长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让人听起来更通俗易懂。
亡：读wang或者wu。指事字，芒的初文。甲骨文“亡”字从刀，刀刃上一短竖表示刀刃锋芒。
亡的原义就是锋芒，后被假借为“逃亡”，《说文》：“亡，逃也。” 《国语·晋语八》：“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后引申为灭亡。如《广韵·阳韵》：“亡，灭也。”出土的中山王方壶：“故邦亡身死（所以国灭身死）。”
“亡”读wu时，通“无”。如“勿焚姜，亡其雨（如果不焚烧姜这个女性，就不会有雨吗）？”又如“降余鲁多福亡疆（降给我的福很多没有止境）。”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盗贼亡有（没有盗贼）。”本文的“亡”就是“无”的意思，读wu，第二声。
亡还通“忘”。如“哲德不亡（忘）。”又如“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亡（忘）。”
忘：形声兼会意字。由“亡”，“心”构成，“亡”字有逃亡的含义，整个字意思是从心中逃跑了，由此产生忘记的含义。
“忘”是“亡”的后起分化字，表示在记忆中亡佚（其同源字群与“忽”等相通）。本义为忘记、不记得。如《书·微子之命》：“予嘉乃德，曰笃不忘。”（我赞许你的美德，以为纯厚而不可忘记）。
中山王鼎：“天子不忘其有勋。”
由忘记引申为遗失、遗漏，由遗失引申为遗弃、舍弃等义。
全文理解为：
子夏说：“每天学习一点新知识，每月都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可以说是好学了。”
这章内容讲到了“求新温故”的学习思想。知识的获得靠的是点点滴滴的积累，没有捷径可循，只能依靠勤奋和努力。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学习方法，只有以其为前提，才能顺利展开学习的过程。
“日知其所亡”，也就是求新，这是第一步。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面临未知的事物。社会每天都在发展，日新月异，信息已成为主要的社会元素。
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被时代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为在我们奋起直追的同时，社会在发展，而且知识增加的速度比我们追赶的速度快得多。
“月无忘其所能”，也就是温故，这是第二步。学习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知识的积累是大脑的记忆系统在起作用。
记忆是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等在人脑中留下的印象，而遗忘是将这种印象抹去的大脑活动，二者通过回忆机制联系起来。
学到的知识会遗忘，这是一个必然，也是大脑的信息整理功能在发挥作用，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对遗忘无能为力，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干预，强化记忆，削弱遗忘，最大限度地将所学固定下来。
遗忘不可避免，常加复习能够降低遗忘的程度，最终使所学在脑海中扎下根来。如果能不断地汲取新知识，又能牢牢记住旧知识，我们的知识储备自然越来越多。
知识储备多了，我们就可以运用所学的知识来改造客观世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求新温故是基本要求，如果能温故知新，那就达到了较高境界了，简直可以做老师了。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深感“日知其所亡”的重要性，把他花了30多年而编成的一套书取名为《日知录》。
顾炎武和他的《日知录》
顾炎武本名顾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幼年承祖父之命出继堂叔为子，嗣母王氏十六岁即守寡，一直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的忠义之节。
顾炎武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村归庄（书画家，文学家）为挚友，时有“归奇顾怪”之谓。
少时深受嗣祖顾绍芾的影响，关心现实民生，注重经世学问。十四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归庄共入复社，与复社名士纵论天下大事，反对宦官擅权。
二十七岁乡试落第后，他“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断然弃绝科举之道，发愤钻研经世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全国各地山川、地理、农田、水利、兵防、物产、赋税、交通等资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书未成而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破，嗣母王氏绝食二十六日，慷慨殉国，遗命勿仕清廷。顾炎武深受感动，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积极投入苏州、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武装斗争。
起义失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只身北上，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并垦荒种地，结纳同道，以图恢复。
康熙七年（1668），为山东“黄培诗案”株连入狱，经友人营救获释。
顾炎武律己极严，身处逆境而终无颓唐之想，刚正不阿，坚毅不屈，一生誓不与清廷为伍。其诗《精卫》写道：“尝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对于投清变节者，他毫不留情，愤然直斥：“蓟门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康熙十六年（1677）开博学鸿词科，都中争相举荐，他致书曰：“刀绳俱在，毋速我死。”并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
次年议修明史，总裁叶方蔼又特邀他入明史馆，他严词拒绝，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其超行气节，令清廷都敬畏不已。
此后，顾炎武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世。晚年筑土室于华阴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曲沃。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 50 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
如在经学上，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注重确实凭据，辨别源流，审核名实，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旨趣，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清代朴学的先路，对吴、皖考据派有深刻影响，被誉为明清学问有根柢第一人，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为学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认为对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励，同样重要；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更是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顾炎武的治学思想同样贯策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又说：“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学，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
他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对运用技巧。他指出《汉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史记》则“情态横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认为《汉书》不如《史记》。
他反对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文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现存各体诗412首，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便评曰：“独超千古，直接老杜。”
清军南渡，一路烧杀淫掠。顾炎武写下了一系列国亡家破、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杨廷枢、陈子龙、何腾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诗哀悼。
顾炎武起初寄希望于南明政权，在《京口即事》中，他将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比作东晋志图恢复的祖逖。
南明唐王遥授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诏命后十分激动和兴奋，《延平使至》诗中写道：“身留绝塞援枹伍，梦在行朝执戟班”。
南明政权相继覆灭，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谒长陵秋孝陵”寄托胸怀。《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雁》、《元旦》等，都表现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怀念故国之心仍耿耿不释。
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军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风亮节，读来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跃然纸上。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套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顾炎武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第一手资料）”。其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该书影响深远，确如潘耒（顾炎武弟子，苏州人）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
顾炎武去世后，潘耒据其手稿，在福建建阳整理付刻，是为三十二卷本，《日知录》体现了顾炎武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后人仍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