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George S. Wise生命科学院和Sagol神经科学院的奥迪德·雷察维（Oded Rechavi）教授领导的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的研究表明，线虫（C. elegans）神经系统的神经元可以与生殖细胞进行信息交流，再由生殖细胞把神经元包含的信息（包括遗传和表观遗传信息）遗传给后代，而且这样的遗传性可以维持3-4代。
记忆是什么，历来的解释并不一致，因为人们的认知有限。现在，研究人员的这一研究结果至少让人们对记忆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强化了以前的一种解释，记忆就是一些神经递质或无数的生化分子所贮存和传递的信息。这项研究确认，记忆的遗传是靠RDE-4蛋白实现的，这种蛋白又是线虫产生小分子干扰RNA（siRNA）的关键。RDE-4蛋白可以通过神经元与生殖细胞的交流再由生殖细胞遗传给下一代。
如果这一研究结果能推论到人，或者在人的记忆中找到类似的分子，也就提示，神经记忆如果比不上DNA记忆那么稳固而长远，可能也不亚于免疫记忆，因为，神经记忆能像免疫记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传递给下一代，并且还可维持好几代。
记忆能遗传当然正如任何事物一样，有益处，也可能有弊病。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由正面和负面、成功与失意、高光和至暗时刻纠结在一起的。但是，无论是芸芸众生，还是功成名就者，谁也脱离不了人生就是含辛茹苦的历程。人生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既如此，才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的叹息，因此记忆的内容大约也是痛苦和失意居多。这大约也是为何痛苦的记忆总是难以忘怀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愉快的经历在人们的记忆中凿刻的痕迹更深厚而尖锐。
即便佛说，切记人间仁者久，人应尽量记住好的经历、怀念高兴的事和铭记成功的经验与教训，遗忘那些痛苦的不愉快的苦难和失败，但是，只要有记忆，就可能不分好坏，无论喜悦还是痛苦，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所有的场景，都可能伴随人的一生，并且通过记忆遗传下去。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通过研究得出记忆可以遗传的是以色列研究人员。犹太民族又是世界上经受苦难如果不是最多和最惨痛，也是非常多和极为惨痛的民族。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实施种族清洗，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
犹太民族的惨痛记忆当然让他们刻骨铭心，因此才在二战后由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为主导，策划和实施了国家复仇计划——上帝的复仇，在全球对纳粹人员追杀。尤其是1961年绑架了隐居在阿根廷的对灭绝欧洲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战犯艾希曼，后者被秘密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处以极刑。过去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其实，不用提醒，从现在揭示的记忆可以遗传的生物学原理来看，这样痛入骨髓、血脉和脑海的记忆必然会长时间存在并遗传给后代。
牢记血泪仇之后对纳粹分子的追杀和复仇在犹太人身上大约要算做是记忆以及记忆可以遗传的正面作用了。当然，记忆的遗传可能还有其他正面作用，例如，可以让人和动物避险，寻找到生存的最佳方式，更容易让后代按照成功的经验再次获得成功，子传父业大约就是如此。
但是，可以遗传的记忆同样有负面作用，在犹太人身上也能经典地体现出来。因为，经历了大屠杀后的幸存者，有一些人会把痛苦、恐惧和焦虑等遗传给下一代，即便算不上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可能会造成后代或多或少的程度不同的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疾病，成为健康和寿命的隐患。在雷察维团队的研究之前，已经有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予以了揭示和解读。
2012年，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创伤应激研究所主任、神经科学家雷切尔·耶胡达（Rachel Yehuda）主持一项名为“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创伤引起的精神疾病是否可以遗传给下一代。
他们挑选的志愿者是在二战时纳粹大屠杀者中幸存者的后代（已成年），这些后代的父母至少有一人属于大屠杀幸存者，一共有80人，同时还选择了在人口统计学上与这80人相似的15名正常成年人作为对照组，对照组的人的父母不是大屠杀幸存者。
结果表明，父母的恐惧是可以通过记忆遗传给下一代的，尤其是父亲的恐惧最容易把恐惧遗传给女儿，其中的功能分子是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GR-1F的甲基化。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GR-1F的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糖皮质激素（GC）也被称为应激激素，被视为判断人和动物应对恐惧、抑郁等应激行为的一种标记，糖皮质激素水平升高，说明生物个体出现了恐惧或抑郁等精神应激。但是，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增加又与糖皮质激素受体(GR)和糖皮质激素受体启动子，如GR-1F联系在一起。糖皮质激素要发挥作用必须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如果糖皮质激素受体启动子的甲基化水平增加，就会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的表达，结果是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的后果是，机体对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下降，就需要生产和分泌更多糖皮质激素，也就增强了应激反应，如恐惧。
父亲曾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受试者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启动子GR-1F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就有可能抑制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的表达，使糖皮质激素受体减少，从而让机体分泌更多的糖皮质激素，造成恐惧和抑郁等。恐惧就是通过这种记忆机制遗传给下一代的。
经历战争、大屠杀和集中营虐待等，只是人生苦难的多种表现，当然程度可能更为强烈，不过，人生的其他部分时间，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也是痛苦多于安乐。即便真的苦难很少，但是，人的欲求是无止境的，当不能满足之时，也会产生无尽的痛苦，使人的意识到，世间充斥和充满痛苦。正如叔本华所言，“如果我们生活的直接目的并非受苦，那我们的存在就是世界上与其目的最不相符的东西。”
问题是，人生的很多痛苦，尤其是巨大的痛苦会诱发人们多种心理疾病，典型者如PTSD、精神分裂症，其他的如抑郁、焦虑等，而且这样的痛苦还会沉积在记忆中，传递给下一代。因此，生物医学的目标之一是要解除这样的痛苦，并且还要阻止各种各样的痛苦向后代传递。当然，这种任务更需要心理学来承担，但是生物医学也责无旁贷。
不过，即便痛苦的记忆会更多地遗传下去，生命也演化出了某种消除痛苦记忆的内在方式。耶胡达等人的研究还有另一个惊人的发现，尽管父亲可以把恐惧遗传给女儿，但母亲却难以把痛苦记忆传递给后代。
原因在于，从后天环境中经历的恐惧在母系的表观遗传效果上不明显，但在父系的表观遗传效果上很明显，后代才会从父亲那里遗传更多的恐惧。经常被小鼠母亲舔舐和清洁的小鼠体内糖皮质激素受体明显高于那些被冷落的小鼠，原因是它们的糖皮质激素受体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比较低。糖皮质激素受体较高的结果是，生物个体对糖皮质激素更敏感，因而机体不需要太多的糖皮质激素，也就不会刺激生物个体产生过分的应激状态，如焦虑、攻击性强。
这也提示，哪怕痛苦的记忆可以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在后天的环境，母亲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和心理支持就有可能阻止负面记忆通过遗传产生的心理问题。当然，通过这一研究能研发出特异性的药物，阻断痛苦记忆的神经通道，也有可能治疗PTSD等心理疾病。
参考文献
1.Rachel Posner, Oded Rechavi et al.Neuronal Small RNAs Control Behavior Transgenerationally，Cell，VOLUME 177, ISSUE 7, P1814-1826.E15, JUNE 13, 2019
2.Rebecca S. Moore et al., (2019), Piwi/PRG-1 Argonaute and TGF-β Mediate Transgenerational Learned Pathogenic Avoidance, Cell, DOI: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9.05.024
3.Rachel Yehuda et al. Influences of Maternal and Paternal PTSD on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the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ene in Holocaust Survivor Offspring. Am J Psychiatry. 2014 May 16. doi: 10.1176/appi.ajp.2014.13121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