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21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随着商业化和人口递增，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的中国华北小农经济就出现了分化。西方实体主义的自给自足，形式主义的为了利益，马克思主义的被剥削三种传统在不同的阶层的小农内部均有所体现。小农经济造成的农业内卷是农村贫困的一个原因。

整体观、比较观，不能单用人口压力来解释资本主义在中国未进一步发展，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结构相互依存。

中心论点：用满铁调查资料证明了三种面貌都存在。

方法论：满铁+档案+田野

次级论点：

1生态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相互关联。例如水好，利于中经济作物，自耕农可能靠猜爬升为农场主；再如华北平原和程度平原的水，造成居住密集和松散，商业化程度，地缘vs宗族

2村庄：清初自耕农为主的未经分化的社会，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一个人口密集、地主和佃农、雇主和雇工阶级相当分明的社会。华北农村可以划分为聚集型村落和分散性村落，凝聚力不同对抗外界的能力不同。以自耕农为主而生活比较稳定的村庄，在面对外来威胁时表现的比较紧密内聚；村中大部分已半无产化了的村庄，在面对外来威胁比较容易崩溃也易于被不轨之徒僭取村内政权。

2随着商品化和人口增多，农民分为经营性农场主、富农、中农、贫农，对应三种商品化形式：由使用雇佣劳力的经营式农场和富农推动的半资本主义式商业化、贫农为了生存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的为谋生而非谋利式的简单商品化、帝国主义入侵推动的附属性商品化。

3大量低廉的劳动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展。贫农经济是人口过剩（耕地不足）和阶级结构（剥削）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它本身也是经济系统中多种因素中的一种。经营性农村和家庭式农场的对比说明，贫农的劳动力过剩，造成农业内卷化，手工业和外出佣工使家庭性农场更加牢固，而经营性农场无法扩大为资本主义大农场是因为一旦超过200亩就会去村庄外从政或经商。

4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压力下形成的贫农经济。在此经济体系中，阶级分化和高密度的人口两个因素，互相加剧了贫民的负担和苦难。这种极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一旦遇到其他压力便很容易颠覆。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正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因素。

5半无产化的小农经济是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读自己研究课题的影响：

我的研究对象南下打工的杜蒙人，本质上说也是农民。第一批出去打工的原因也是土地少，劳动力过剩，但当地没有产生农业内卷化，而是南下打工。但南下打工的真正意义，可能要从回溯到二十世纪末国家政策和东北生态不稳定的背景去理解，如改革开放和带头人的引领以及98年洪水，还有分产到户后的土地政策是“生不填，死不减”？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人们必然会往外走；改革开放的“发家致富”等口号，则更直率的向个人主义性的谋利意图而发出的号召。

小农经济内部的分化，在外出打工的杜蒙人群体中也存在。当时，中产阶层人的生活最闭塞，南下的集中于最上和最下阶层。开店的是为了利益，多为上层显要人物；打工的是为了生存，多少底层贫农。

第一批外出打工的贫农，确实有很多借收益增加而沿社会经济的阶梯向上爬，最终成为开店成为大老板。开店类型可以分为的家庭式和经营式，可以说是下岗工人与贫苦农民的结合体，也涉及最理想的劳力运用和不充分的劳动运用。绝大多数的家庭式饺子馆是一种亲属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并接，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牢固性，但不能用经营式逻辑来使用劳力，所以抵御风险能力弱，如疫情来了，导致整体收入见少年，又无法随意增减劳动力多，就造成了劳动边际报酬递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饺子馆内卷化。

老一辈打工者多半已无产化，外出拥工的农户常因自家劳力的不足，常把土地出租给人，但还是具备在外面挣钱放不下家里的土地的小农意识。事实上，如今的家庭农场和外出打工都能满足基本生活，随着技术水平与生态环境而变化，那古拉农业早已无需女人下地。可有地的打工者依旧放不下家里的地，可见习惯影响很大。中农眼中合理的经济行为，即满足家庭消费要求和工作辛劳之间的平衡，这是当今大多数农民的追求。当地人明白，农作，充其量只能造就村中“富户”的身份；真正的财势，来自农耕以外的事业，比如打工，通过南下打工晋升上层社会的体系。但她们最后的归宿到底在哪？

那古拉这个村庄，很符合施坚雅笔下以村庄为主要单位的社会模式，一个村庄经过“开放”和“关闭”的“周期”，尤其是“开放”的周期。在一个新朝代兴起时，社会秩序重新建立商业化随之而来，在行政和商业方面表现出较多的向上流动，这是村庄的“开放”形式，是一个从“政治”到“经济”“社会”的开放过程。

外出打工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和思想。青年劳动力的减少，造成如今的村子中雇佣劳动的蔓延超乎一般想象，最夸张的是给坟填土都需要雇人；半无产化和移徙年间频繁的进出流动，虽然一定意义上援助了农业，但也一定程度导致村庄分裂；外出打工者失去土地后，村中地位下降，便不关心村政事物，逐渐与村庄疏远。但在那古拉，外出打工者确实与村庄疏远了，但地位不一定下降，在村庄的群里，每次回来屯里人排着队请他们吃饭。外出打工成为主导后，村民的思想意识也会随之改变。与外出打工少的村落对比，村民更加开放、不好惹。那古拉大多数村民已经相当程度半无产化，但村庄共同体似乎并未松散，尤其疫情背景下，反而加固了。村庄的整体性，还可见于许多全村性的组织，比如祭天求雨的宗教仪式，显示了复杂的组织系统。掩盖贫富差距的礼俗：布木格，地里收割完，允许牲畜去地里吃玉米粒；外出打工时，与老板同屯同村同乡是不是会受到优待。对于士绅，或者说大学生，对村落影响不大，不留村，由此可以窥到东北人口流失的一个侧面。

但不论外出打工者还是村民，越来越依赖雇佣劳动来维持生计，越来越受脱离亲属关系的市场逻辑所操控。问题是，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资本买卖的农民还是小农吗？外出打工者还算小农吗？无产者还是半无产者，还是半工半农半牧，比如磊磊。无论出去打工还是在家务农，大多数人他们被剥削的命运没有改变，雇佣关系没有改变。但是如今的农户、牧户的剥削来自哪呢？华北农村，清初自耕农为主的未经分化的社会，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一个人口密集、地主和佃农、雇主和雇工阶级相当分明的社会。那东北的那古拉屯的变迁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农村社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当今的那古拉屯，无疑是一个面向市场、阶层分化、国家政权完全渗入并且开放的共同体，不可否认的是，外出打工对此施加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