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评论：苹果，中国和阶级斗争三重博弈

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提供质优价廉的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研发能力上能得到突破，就能破除在产业链末端，只有量没有价的“魔咒”。

通过埃兹拉-克拉因的博客中，卡尔-史密斯写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的博文，内容是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综合影响效应。他通过以下论述得出过去十年间制造业衰减的原因：

教训似乎说明衰退并不仅仅是由金融危机或者房市崩盘单独造成的。从1999年开始的失业潮从那时起，就一直以或大或小的速度持续到现在。当然，这更可能是全球化的结果。而论及国际化贸易的不足似乎是经济学领域大忌。事实上，我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想说的是，衰退只不过是全球化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是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具体体现。

他进而论述说：

假设我有一个1000人的工厂，能够生产100万美元价值的商品。现在再假设我打算重组我的工厂，将半数工作外包给中国或者印度。我只保留五百名最熟练的工人来从事最有价值的工作。我这家新重组的工厂现在能生产输出150万美元的商品，其中50万美元产值来源于外包工人。我的工厂产值依旧是$150万减去$50万，即$100万。但是因为我现在只有500名工人，相当于每个工人的工作量加倍了。如果你仅仅从字面上看待这些数据，你也许会说，好吧，贸易多少造成了500人失业，但是似乎真正的驱动来自于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是的，的确是贸易促进了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也是贸易使得我开除了大批普通员工只保留了工程师和高级机械操作工。

史密斯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是最好的，但是从短期效益来看这种严重的错位会导致难以磨灭的经济阵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经济将会怎样影响实际社会呢？最新一期的《国际商业和经济》月刊是这样说的：

全球化怀疑论者质疑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好处，比如低廉的消费价格。他们认为这些好处都不及失业率带来的影响，这将导致美国工人收入降低，并可能导致技术被泄露给外国公司。为了说明工作岗位这一问题，我们以iPod为例，它在国外组装，大部分零件都是国外制造的。依据招聘人数，我们预计在2006年iPod提供的国外工作岗位是美国本土的近2倍。而支付给美国工人的总工资是海外工人的2倍多。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苹果公司在美国保留了它主要的研发人员，这提供了数以千计的高薪专业工程师岗位，这是基于此才导致iPod的成功。这个案例表明，一个敢于创新的美国公司在追求全球化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保证本国公司工人的利益。

这也许对很多美国工人而言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原因有二：首先，中国官员对如何在价值链中创造更大利益十分在意，并大力发展研发和后续服务能力。这些行业多点开花，虽然重心仍在中国国内。但是不久他们将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第二，给硅谷和纽约城的高级工程师和金融家增加工资意味着克里弗兰或者菲尼克斯的总收入阶级的工资就不会增加太多。

这个问题亟待解决，经济学家倾向于采取措施帮助美国工人在市场中获益。这就意味着培训或教育的投入，基础建设的投资，监管环境的改善都是重中之重。这些好事情都是要做的，但是在这个生产招聘全球化的模式下，他们可能起不到多大作用。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获益匪浅或者保护主义抬头就不应该惊讶了（唐纳德-特朗普也许只是个跳梁小丑，但是“针对中国的关税主义”可是美国的流行政策）。而中国应对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给失业工人提供大量的直接公共服务确保就业，似乎不是什么坏主意。 （本文转载于爱牛网 http://www.iosne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