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之争，已经是当代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最熟悉的桥段。无论是评书中的杨家将，还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都以此为背景，塑造了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热血男儿、悲情英雄。号称“无敌”的杨老令公，以巾帼挂帅的穆桂英，义薄云天的好汉乔峰……刀光剑影中，他们不惜驱命，只为保护大宋百姓不为异族所欺凌。
而作为大反派的辽国，则是一副奸诈贪婪、嗜血豺狼的蛮夷模样。久而久之，不谙教化、甚至茹毛饮血就成了民众对这些契丹子弟的刻板印象。殊不知，明朝一篇小说中，描绘了与我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大辽人，而这些记述，才更能还原真实的历史。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崇祯年间“以副贡授上海县丞，并署海防事”。他清理盐场积弊，颇有官声。但此人被后世熟知，并非由于政绩，而是写了“三言二拍”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奇书，成了古典短篇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正是在“二拍”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话说北宋蔡州大吕村有位围棋神童叫周国能，才十五六的年纪，在乡里棋艺便已所向披靡。为了寻找更强大的对手，国能扮做小道人，周游各地，结果屡次对局依然是无一败绩。国能心想，听闻辽国燕京比汴京更加雄伟壮丽，没准儿在那儿能遇见高人，于是他风餐露宿，夜住晓行，几日后进了辽国境内。在辽国，他与年轻美貌的女国手妙观对弈，先输后赢，不仅给宋人脸上添了光彩，自己也迎娶妙观，抱得美人归，可谓皆大欢喜。
一、高度汉化
看似凶蛮的辽国人，竟然还喜欢下棋，而小说的女主角妙观，凭借棋艺更是在大辽一路走红，这事儿真的靠谱吗？
小说里写道：“盖自石晋以来，以燕。云一十六州让与彼国了，从此渐染中原教化，百有余年。所以夷狄名号向来只是单于、可汗、赞普、郎主等类，到得辽人，一般称帝称宗，以至官员职名大半与中国相参，衣冠文物，百工技艺，竟与中华无二。”这是明朝人对辽国的印象，实际上辽国的汉化程度，却比小说家言的记述还要深。
太祖阿保机那会儿，契丹人还以部落为单位聚居，以游牧、渔猎为主，自然是崇尚那些雄健勇武，胆略过人的猛士。但入主中原后，随着与汉族人的频繁接触，这些塞北大兄弟逐渐改变了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观念，开始将仁义礼智信的准则融入自己的道德标准。
例如《辽史》记载，圣宗耶律隆绪年间，奉圣州的地方官奏称太祖所建的金铃阁已坏，请求加以修缮，圣宗皇帝考虑到此时正逢大军出征，怕再大兴土木的话会使百姓负担太重，于是下诏班师后再作处理。能够考虑到民生疾苦，即便在汉族皇帝中也可称得上仁德。
汉族自古就流传有“卧冰求鲤”“ 芦衣顺母”等二十四孝故事，辽国中期以后，在汉文化的不断浸染之下，“孝”的文化也在契丹民族的心中生根发芽。原本的辽国习俗中有“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而后来却变成了“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此外，官府对赡养老人的善行也加以奖赏，甚至赐予爵位。辽太宗耶律德光更是身体力行，太后生病时在榻前照料，并且亲尝汤药，这又哪里像一个区区蛮夷之邦的君主呢？
文学艺术方面，辽国的成就更是足以让你大跌眼镜：辽初的诗文水平确实类似耶律倍那首“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直抒胸臆，显得平铺直叙。但到了辽国中后期，其诗文水平已经可以和大宋并驾齐驱。有辽道宗的“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令人拍案叫绝；有萧观音的“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艳压群芳；有寺公大师“愁肠解结干万重，高谈几笑吟秋风”古健苍凉……这些诗文如今读来，仍觉满口余香，实为上乘之作。
可见，契丹这个在马背上长大的草原民族，绝非一般人想象中的不谙教化，而是在汉族的影响下，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这种不断深入的汉化，也弥合着两个民族间的鸿沟，使辽国在幽云地区的统治愈加稳固。
二、产业发达
汉化带给辽国的，不止是生活习俗和民族关系的变化，更是国家生产力的强大，正如小说中所写，辽国“百工技艺，竟与中华无二”。
辽国之前的一千年间，无论匈奴、柔然还是突厥，无不想将肥沃的中原大地据为己有，但最终却纷纷铩羽而归。究其原因，便是这些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农业差距太大，仅仅依靠畜牧业来做后勤支撑，根本耗不起。
而耶律家建国后，溯古鉴今，对比汉人王朝，逐步认识到农业乃强国富民之本。辽代的统治者们在传统的游牧经济基础上，引进农业生产，改变经济成份。从太祖阿保机便“弭兵轻武，专事于农”，并采纳汉臣韩延徽的建议，在草原上修筑房屋，建立城廓，用以安置战争中俘掠的汉族和渤海人口。在位四十九年的辽圣宗，厉行改革，下诏劝农，并命令军队不到狩猎时期不得出猎，以免妨害耕农。到了道宗时，除了军事用地外，其他田地都种上了水稻，各地粮食丰收的记载更是不绝于史书，许多地方“斗粟数钱”，可谓臻于鼎盛。
小说里写到“燕山乃辽国郎主在彼称帝，雄丽过于汴京”，或许言过其实，但辽国都市之繁华却并非杜撰。国中矿冶、铸造、食盐、纺织、陶瓷、建筑等多种手工业颇为兴旺，且极具特色。
冷兵器时代，铁器质量的好坏往往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走向。据史书记载，太祖之父耶律撒剌“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便是辽国冶铁业的开端。此后阿保机登位，征伐幽燕回师，得银、铁矿，命置冶采炼。待到辽东这一重要铁产地并入国土，契丹的矿冶更是日行千里。
1981年，内蒙古契丹古墓中出土一具女尸，通过对其葬具铜丝网络和出土铁器的分析，可知当时辽国既可以冶炼黄铜，又可冶炼纯铜，而且冶炼方式稳定，其铁钉成分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分”。高超的冶炼技术，使得辽军武器攻则无坚不摧，守则固若金汤，大辽“镔铁帝国”的美誉亦由此而来。
与其他手工业相比，契丹的车马具制造更可说是独占鳌头。赤峰大营子驸马墓的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便是马具，包括笼头、盘胸、银鞍、铁马镫、银缨罩、银铃等多种部件，制作精细，纹饰美观。而陈国公主墓中所出土的包银木马鞍饰等马具，采用了多层次的錾刻工艺，呈现富有层次的浮雕装饰效果，其精美绝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契丹人心中，马具并非简单的驭马之器，而是骑者和良驹沟通的桥梁。契丹的马具除了强大的实战性能，还有着一定的仪式意义，即便是自居正统的宋人，也心悦诚服地将辽国马具冠以“甲天下”的名号。正是技艺精湛的马具制造能力，令契丹铁骑雄霸草原，令北宋君臣寒蝉若惊。
武侠小说和民间评书中，宋辽几代恩仇，剪不断，理还乱，辽国被塑造成北方的阴霾，时时笼罩在中原的天空。相比之下，明朝人却早以开阔的胸襟，在一篇甜蜜的爱情小说中勾勒了他们记忆中的辽国。这个原本逐水草而生的族群，改正陋习，努力融入先进的文明体系，从而不断走向强大。契丹的雄风虽然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但历史镌刻下了他们对富强兴旺孜孜不倦的追求，而这，正是中华各民族互相了解，互相融合的缩影。